漢語發展史上詞序的變化及語法化的論文
【摘要】本文對孫朝奮博士于1996年出版的《漢語發展史上的詞序變化及其語法化》一書進行了簡要地介紹，并對其中的一些觀點進行了分析說明，也論述了它對語法化研究所做出的新貢獻以及有待進一步改善之處。
【關鍵詞】語法化；重新分析；類推
一、語法化與漢語句法研究
本書根據孫朝奮博士在斯坦福大學的博士論文修改而成，1996年被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共分六章，基本上采用歸納—演繹—再歸納的寫作思路。第一章勾畫了本書的篇章結構，闡明了本書的研究目的。作者討論了漢語句法研究與普通語法化研究之間的關系，介紹了國內外這方面研究的最新發展以及漢語歷史分期和歷史語料的選擇問題。中國學者對漢語語法化的研究經歷了由單純描寫語法現象到在描寫的基礎上解釋語言現象出現的動因和機制的變化。本書也是對近期語法化研究發展的一個總結，作者以幾個漢字為例，用事實證明了他們從古到今的變化確實是一個語法化的過程，從語言內部找出了導致這種變化的動因和機制，繼而對語法化研究和普通語言學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爭議較大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二、介詞詞組的語序變化與漢語語言結構
第二章講述的是介詞詞組的詞序變化及其與漢語語言結構的關系。作者以《左傳》和《史記》為依據，選擇了古漢語中出現頻率最高的介詞“以”，“于/於”，結果顯示，無論數量上還是頻率上，動詞前后的介詞短語比例大致相當，借此否定了所謂的參數設定變化(parametersetting)。
“以”用法上的多樣性和靈活性導致了交流上的障礙才使得它的諸多用法逐步被其他的詞所替代。如“以”可以表示工具，后來被“把/將”取代，元代以后，又逐步讓位于“用/拿”；上古漢語中，“以”還可引導間接賓語，但在v1v2連動結構的類推和兩個同音異義詞“與”的重新分析的作用下，形成了一種新的雙賓結構“v1do與io”，這也是現代漢語中“給”的前身。
同樣的道理，“于/於”作為上古漢語中主要放在動詞后面的介詞，交流上的不便也是導致其變化的外部動因。其被動標記身份從六朝開始讓位于“為”“被”，因為此時，帶施事主語的動詞性復合詞v-殺與代受事主語的動詞性復合詞v-死之間的界限得以中和化(neutralization)，即它們既能帶實施主語又能代受事主語，這樣就造成了謂語之前的名詞性成分角色的復雜化，施事和受事混雜不清，造成交際上的困難，這時的語言傾向于產生一種語法手段，有效標示謂語之前的施事名詞，而“被”本身的特點最適合充當這一角色，便在此背景下語法化為前置施事標記(agentmarker)。
上古漢語中，“于/於”以及“如”“似”“比”還可以用作比較中樞詞(pivot)，而現代漢語中，只有前置“比”有此項功能。這是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在相同的句法環境和語義相關性(semanticsimilarity)的推動下，“比”與其他成分進行重新分析(reanalysis)的結果。
經過這些變化，放在動詞之后的介詞短語逐步讓位于放在動詞之前的介詞詞組，表面上形成了這種現象[v+附加語]—[附加語+v]。事實上，介詞短語只是根據是否表示結果狀態而進行重新分析而已，表示結果的附加語只能出現在謂語之后；而表示伴隨狀態的只能出現與謂語之前。由于現代漢語中介詞短語是表示動作伴隨狀態的，所以整體上它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前移了，這是現代漢語影響全局的語法規律之一。介詞短語的位置變化導致了s+pp+vp范式的出現，該范式的類推作用使得聯動式的第一個動詞傾向于語法化。(石毓智,《現代漢語變化的動因和機制》2001)
第三章主要關于“把”在現代漢語中的句法功能，把字結構的產生，以及由此帶來的與漢語語言結構的關系和語言的本質問題。首先，關于“把”在現代漢語中的功能，作者認同hopper&thompson的觀點，“把”是一個高度及物性的標志。現代把字結構中，賓語np必須特指，而且謂語動詞因體標記“了”的存在而有界化，這些都決定了“把”是高度及物性的標記。
因為“把”字代替了上古漢語中的“以”字結構，其用法也表現出多樣化的特征。在現代漢語中，“把”的不同用法之間的關聯不大，可視為同形異義現象。但在近代漢語中，它可作為實義動詞，可用于連動式和目的結構中，甚至作為高度及物性的標志，語義范疇日益抽象，構成一詞多義關系。同理類推，作者由語言符號之間的關系推導出一個語言符號的內容和形式之間的關系，進而反映了語言的本質問題。作者從語法化過程中存在的語法臨摹現象指出，任意和象似互為補充，共同構成了語言的本質，這就有力的挑戰了索緒爾一派的語言任意觀，也是對普遍語言學作出的貢獻。
大量調查和統計表明，把字句的產生僅僅是替代了古代的以字結構，并沒有新的語序產生，況且這種句法賓語前置的比例還不到1/10，可以這樣說，200多年來，漢語的語序一直相當穩定。
三、語法化的內部機制和外部表征
第四章主要論述了漢字“了”的演變歷程及其理論意義。現代漢語中，“了”主要出現在兩種句法環境中：作為句子附著成分(sententialclitic)表示完成體意義和作為后綴體標記(suffixalaspectmarker)表示動作行為進行的狀況。根據之前的論述，這兩種用法具有不同的語法特征，應屬于同形異義，但更重要的是歷史淵源不同。
詞綴“了”源于上古動詞“liao”，意為“完成”。“了”同“卻”都可以用于“v+o+完成動詞”格式中，這兩個成分句法和語義上的象似性推動了他們之間的重新分析，最終出現了“v+o+了”的'格式，同時聯動結構的出現使得“了”前傾化，而“s+pp+vp”范式的影響又促使了連動式中第二個動詞的語法化，并且，逐步弱化了與動詞的詞匯邊界凝結成一個整體，動詞和“了”相應的由句法關系變成了形態關系。但作為動詞和作為詞尾都體現了一種狀態的改變，因此，這種語法化過程可以稱為隱喻延伸或者類推，即從動詞意義中延伸出來的新意義。完成體標記“了”，是一組表示完成體意義的句尾成分如“也，矣，來，了”相互作用的結果。第五章從兩個角度論證了“得”的語法化以及有關的理論影響。上古漢語時期，主要作為實義動詞，還在“得-v”格式中用作情態助動詞；晚期，在連動式的類推下“v-得”格式形成，“得”用于一組心理動詞之后，其語義不斷抽象化，直到擴展出表示“可能”的意味。“v-得”格式與“得－v”格式中，“得”字語音語義上的相似性促使了它們之間的重新分析，再加上連動式的類推就產生了“v-de-v”格式，繼而便是“v-des”結構，這也是現代漢語中使用頻率最高的用法。其中，當它表達潛在意義時，“得”是一個中綴；用來描寫時，“得”附著于第一動詞成為其后綴，這也是類推擴展的結果，源于第二個動詞由非狀態動詞擴展出狀態動詞，也體現了象似性。由此可見，“得”從古到今的變化反映了由實義動詞向詞綴的變化，即由自由詞素向粘附詞素的變化，證明了“得”字的發展正是一個語法化的過程。
從另一個角度，bybee&pliaca從歷史記錄中總結出一個共同的趨勢，即詞素傾向于由詞根語氣發展為認知語氣。換一個角度講，就是有一種語法化的趨勢；“得”由詞根情態詞發展為認知情態詞的過程說明其發展史是一部語法化的歷史。同時，情態動詞的詞根語氣和情態語氣經常會發生語氣含混現象，正是它帶來了句法上的重新分析，由動詞之前移到了動詞之后，逐步語法化。
第六章是總結性的一章，作者簡要回顧了這幾個漢字的發展歷程，在描寫的基礎上引進了理論思考，把語法化的研究成果應用到普通語言學的研究領域中。特別指出了一個詞語的語法化過程具有各種各樣的外部特征，如整體性(integrity)、聚合關系變異性(paradigmaticvariability)、依附性(bondedness)、轄域(scope)。
四、結語
該書運用系統的觀點既從共時的角度描寫了幾個語言符號在現代漢語中的用法，又從歷史的角度對這些不同用法形成的歷史動因和機制提供了另一個建立在認知基礎上的理論框架，為語言演化的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同時，突破了傳統的以描寫為主的語法化研究，引進了理論思考和解釋。然而，作者的研究仍然從語法形式的內部尋找語言變化的動因和機制，忽視了語篇策略在語法化過程中的作用。語言變化總是在人們使用語言的過程中產生的，它必然涉及到人的認知和話語的語用因素，這兩個方面不能分開。(王葆華，漢語語法化研究的新嘗試，外國語，2003)。因此，不但要從歷時角度探討語法化的過程和機制，還應該揭示歷史演變中所涉及的功能因素，從社會學和功能觀的角度全面的研究語法化，唯此方能更深入的探討語言發展演變的動因、機制和規律。
【參考文獻】
[1]石毓智.現代漢語變化的動因和機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2]王葆華.漢語語法化研究的新嘗試.外國語,2003.
[3]孫朝奮.漢語發展史上的詞序變化及其語法化.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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