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優勢、產業變遷及跨越式發展的論文

時間：2021-02-03 08:38:44 論文我要投稿

比較優勢、產業變遷及跨越式發展的論文

　　論文摘要：比較優勢戰略理論實現了將國際分工和貿易的比較優勢理論與一國經濟發展戰略的成功結合，揭示了一國的要素稟賦結構、比較優勢、產業變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邏輯關系。發展中國家為實現經濟趕超，必須走跨越式發展道路，在產業結構變遷中遵循比較優勢原則，以人力資本存量的快速提升為先導，實現要素稟賦結構和比較優勢的突變以及產業結構的高級化發展。發展中國家人力資本的趕超是經濟趕超的關鍵。

比較優勢、產業變遷及跨越式發展的論文

　　論文關鍵詞：比較優勢要素稟賦結構產業變遷人力資本趕超跨越式發展

　　近年來，理論界對于一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應采取什么樣的經濟發展和貿易發展戰略有較多的討論，在討論中也存在較大的分歧。比較優勢戰略理論較好地說明了一國產業結構變遷及經濟發展的基礎和路徑，但在解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和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趕超方面遇到了較多的挑戰。筆者試從比較優勢角度論述發展中國家實現產業快速變遷和經濟趕超的跨越式發展道路。

　　一、比較優勢戰略理論及其科學性

　　林毅夫等從對趕超戰略的批判入手，借助于國際分工和貿易的比較優勢理論，提出了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戰略理論。該理論認為，落后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根本差別在于要素稟賦結構的差別。一國最具競爭能力的產業、技術結構是由其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一個經濟系統中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總體水平的升級，從根本上說，依賴于該經濟中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化。因此，發展中國家要趕上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目標應該定位于盡快地提升本國的要素稟賦結構。而提升本國的要素稟賦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該國所遵循的經濟發展戰略。遵循比較優勢發展，會使得整個經濟具有競爭力，經濟發展速度加快，資本積累的速度將遠高于勞動力和自然資源增加的速度，要素稟賦結構得到較快的提升。隨著要素稟賦結構和比較優勢的動態變化，一個經濟的產業和技術結構也會自然而然地升級。

　　正如比較優勢理論揭示了國際分工和貿易的一般原理和規律一樣，林毅夫教授的比較優勢戰略理論揭示了一國資源稟賦結構與產業發展關系的一般原理和規律。

　　（1）要素稟賦差異是落后國與發達國的差異所在這一論斷，指出了經濟演講過程的特點，經濟的發展表現為要素稟賦結構的不斷提升。

　　（2）揭示了要素稟賦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對應性。不可否認，一國要素稟賦結構狀況對該國產業結構的形成具有重要制約作用，一個經濟的產業結構狀況與其要素稟賦結構狀況存在對應關系。無論采取何種經濟發展戰略，要素稟賦結構都是最重要的既定外生變量。合理的產業結構是以要素稟賦結構為基礎和支撐的，而一國產業結構的演變和升級無疑也要反映該國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動。符合要素稟賦結構的產業發展會得到促進，不符合要素稟賦結構的產業發展會受阻。

　　（3）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是產業發展以至于一國經濟發展的內在決定因素。發展中國家要想實現產業結構的快速演進，接近并趕超發達國家，必須注重要素稟賦結構的提升，從比較優勢上尋求突破。

　　比較優勢戰略的合理性和適用性是由比較優勢理論的合理性和適用性決定的。比較優勢理論是國際分工和貿易的基礎，由斯密的絕對成本論到李嘉圖的比較成本論，再到赫克歇爾和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比較優勢理論形成了完整的體系。這個理論揭示了國際貿易領域客觀存在的經濟運行的一般原則和規律，薩繆爾森稱之為“國際貿易不可動搖的基礎”。絕對成本論不僅指出了產品的絕對成本是一國貿易的基礎，第一次論證了國際貿易的互利性質，而且揭示了絕對成本優勢的來源：一是自然稟賦的優勢，二是人民的特殊技巧和工藝上的優勢。比較成本論的“兩優擇重，兩劣擇輕”思想則揭示了分工和貿易互利性的一般特征，指出不論一國處于什么發展階段，都可按照比較優勢的原則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并從中獲利。要素稟賦理論從各國要素稟賦差異的角度說明了比較成本產生的原因，提出了通過要素選擇和合理組合降低成本，獲取貿易利益的思想。

　　二、比較優勢戰略理論的不足

　　比較優勢發展戰略在理論界得到一定的認同，但也遭遇到大量的批評。郎永清（2004）認為，要素稟賦對產業結構的形成的確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規模經濟和集聚經濟的存在，一國的產業結構并非僅由要素稟賦結構先天決定。一國的經濟能否實現持續增長主要取決于其在國際分工格局中的位置。如果一國的要素稟賦在較為落后的產業方面具有比較優勢，那么，根據比較優勢戰略理論，該國在國際分工中將一直處于不利位置。因此，如果片面強調要素稟賦對產業選擇的決定作用，有可能損害一個國家長期發展的可能性。

　　胡漢昌和郭熙保（2002）認為，比較優勢戰略存在的問題表現在：第一，就現實的對外貿易而言，比較優勢產品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收益不可能長期化。第二，就長期的對外貿易而言，比較優勢產品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也不能自動、自發地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轉變。第三，就整個國民經濟發展而言，比較優勢戰略不能作為經濟發展的主體戰略。理由在于，一是大國對外貿易作用的局限性和復雜性，二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無力帶動產業結構升級，三是對外貿易的引擎作用是有條件的。第四，比較優勢戰略忽略了制度和文化對一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影響。

　　因此，漸進式、分步式的追趕戰略即后發優勢戰略是可行的選擇。郭克莎（2003）認為，中國的對外貿易戰略雖然要重視發揮比較優勢，但不能以比較優勢戰略作為基本的戰略模式，而需要突破以比較優勢理論為基礎的傳統國際分工模式的束縛。中國對外貿易戰略的理論依據，是以動態比較優勢為基礎。以比較優勢的轉換為導向，同時有選擇地利用靜態比較優勢，有重點地推行逆比較優勢戰略。廖國民和王永欽（2003）認為，一國即使具有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如果存在技術劣勢和競爭劣勢，該國的產業也必將缺乏國際競爭力，不可能從專業化分工和國際貿易中獲得持久的好處。而一國哪怕不具有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但如果交易效率和規模經濟存在比較優勢，該國在分工中同樣具有競爭力，能夠充分享受到專業化分工和規模經濟所帶來的內生比較利益，從而能較快地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并實現向發達國家的收斂。

　　筆者認為，比較優勢戰略理論的不足之處，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沒有對比較優勢戰略與國際分工、對外貿易的關系及相互影響進行充分的分析，這是該理論遭到批評的一個主要原因。廖國民和王永欽（2003）認為，中國勞動力優勢，是靜態的低端的要素優勢，勞動生產率和技術的劣勢會自然抵消這種優勢。規模經濟理論（朗永清，2004）也說明了只存在高級要素的優勢，而不存在低級要素的優勢。因此，落后國家由資源稟賦結構所決定的在國內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和產品在國際上不一定有競爭優勢。發展中國家本身所具有的比較優勢在國際競爭中可能會變成劣勢，結果可能是陷入比較利益陷阱，導致貧困化增長。這必將影響到國內有比較優勢產業的經濟剩余的積累速度，從而延緩產業結構的升級。從這個角度說，認為由落后國家的比較優勢所形成的產品收益不能長期化，其比較優勢不能自動帶動產業升級的批評是有理論依據的。

　　第二，比較優勢戰略理論雖然揭示了一國要素稟賦結構與產業結構的關系，但要素稟賦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對應性不具有先驗性，而是具有后驗性。即一國的產業結構及產業競爭力是以其要素稟賦結構為基礎和支撐的，產業結構必須符合要素稟賦結構狀況，但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并不必然地帶來產業結構的升級及其競爭力的加強。只有在把一國經濟發展看成是封閉的自然演變過程時，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產業結構的先驗性才能成立。最先發展的國家其產業發展往往是自然演進的，而后起國家大多必須走跨越式扶持發展的道路。

　　根據比較優勢戰略理論，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要得到發揮，需要有一個能夠反映生產要素相對稀缺程度的要素價格結構，即熊賢良（1995）所說，比較優勢已經充分反映到產品價格上。但發展中國家由于其市場所固有的缺陷，這個條件是不存在的。因此，比較優勢戰略理論運用于發展中國家具有一定的不適應性。

　　第三，更重要的，沒有充分論證一國特別是落后國家比較優勢及比較優勢升級的來源，因此也就很難充分說明落后國家何以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趕超。盡管比較優勢戰略所考察的一國要素稟賦結構從而比較優勢是動態的，但落后國家如果一味遵循比較優勢戰略以實現產業結構自然升級，這個過程是過于緩慢的。比較優勢戰略理論勾畫了一個經濟自然演進的圖景，而忽略了在歷史進程中，一國的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往往是遵循跨越式途徑，自然演進者通常是被世界經濟所被拋棄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歷史也說明了經濟發展本身并不是一個自然演進過程，而是跨越式發展過程。沒有原始資本積累，就沒有英、西、葡、荷等國要素稟賦結構的快速提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無法迅速建立。美國、德國是靠保護扶持了比較優勢（競爭優勢），后起國家日本、韓國等則采取的是跨越式發展來培育具有競爭優勢產業的要素稟賦結構，從而實現了經濟趕超。在西方社會進入資本主義快速發展時期，我國明清封建王朝排斥創新，沒有實現跨越式發展，最終淪為半殖民地。

　　落后國家要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追趕甚至超越，必須首先實現其要素稟賦結構和產業結構的突變，從而快速建立起在前沿產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顯然，比較優勢戰略理論沒有對這種突變及其發生進行充分的解釋。

　　三、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跨越式發展戰略

　　實現在經濟上對發達國家的趕超，是所有落后國家制定經濟發展戰略時的一個普遍取向。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德國和美國對英國的趕超、二戰后日本、韓國等對歐洲的趕超，說明落后國家對發達國家的趕超是可能實現的。但也有不少發展中國家在實現趕超的過程中出現了戰略和政策的偏差，陷入了困境。趕超戰略如果是建立在一國資源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基礎上，不是對比較優勢的否定。符合產業梯度發展的規律，戰略就有可能實現。而如果趕超戰略主要受出于政治等因素所決定的經濟發展目標的驅動，則往往是反比較優勢的，也是違反產業發展規律的，這樣的戰略容易走向失敗。普雷維什、辛格、繆爾達爾等所主張的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的失敗就是例證。

　　發展中國家的后發優勢首先體現在其技術的快速發展上。發展中國家要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趕超，關鍵的是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變遷速度從而產生變遷速度要快于發達國家。通過低成本、低風險地從發達國家引進技術，進行技術模仿，可以使發展中國家技術變遷的速度快于發達國家。但技術模仿和引進必須與資本積累特別是人力資本積累相結合，才能轉化為趕超的速度，而且在這個過程中，人力資本的.積累和提升是起先導和制約作用的。這是一個“干中學”的過程，更重要的是對創新思想和創新能力的培養。

　　越是新技術，發達國家的保護越嚴，獲取的代價越高，而對成熟技術，則保護輕松，獲取的代價也較低。這說明，技術可以模仿，但發展中國家不可能持續地從發達國家那里得到“適宜的技術”。經濟的跨越式快速發展，要求在技術模仿的基礎上，進行更大更多的創新，突出經濟發展中人的作用。要素稟賦結構的提升，要使得一國在最高級的要素方面占有一定的優勢，才能支持產業向高級化和具有競爭力的方向轉變。為此，落后國家必須實現由資本（包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積累向技術創新的快速轉變，縮短追趕的過程。實現這種快速轉變的唯一路徑是人力資本存量的快速增加。對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他們并沒有能夠通過技術引進和技術模仿縮小與發達國家在人均收入上的差距（鄒薇，2003）。在技術引進和模仿的過程中缺少人力資本的積累，技術結構的系統提升就無法實現，從而產業的跨越式變遷和經濟趕超就不可能實現。人力資本積累是保障技術引進效率、增加物質資本積累并形成產業競爭力的先導。

　　人力資本存量的快速增加必須由政府刻意而為，教育是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途徑。歷史上成功的經濟趕超都是由落后國家優先發展教育、增加人力資本積累開始的。日、韓等國正是由于優先發展教育和科技，積累了人力資本的優勢，才使得要素稟賦結構得以跨越式提升，實現產業升級和經濟快速發展。各國在選擇產業升級方向時所具備的要素稟賦及比較優勢是注重人力資本投資，通過人為扶持所獲得的，不是比較優勢自然提升的緩慢結果。所以，一方面要看到，日本、韓國等在產業發展上是遵循了比較優勢戰略的，另一方面，還應當看到，這個比較優勢的獲得正是它們優勢躍升的結果，而不是漸進取得的。

　　從長期來看，發展中國家要素稟賦結構會逐步提升，但由此所取得的比較優勢往往只能是發達國家多年前的比較優勢。發展中國家工業品出口的不斷增加也往往是來自于發達國家由于產業升級所放棄的。如果發展中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沒有一個跨越式的提升過程，落后將是長期的，循著發達國家曾經走過的老路去實現趕超的希望是渺茫的。發展中國家要發揮后發優勢，實現經濟趕超，應遵循“人力資本先行追趕——技術追趕——產業躍升——經濟趕超”的路徑，重在發揮人的優勢。發展中國家命運的真正轉變應該是發生在佩雷絲和蘇蒂所說的“第二種機會窗口”，而不是比較優勢戰略所倡導的“第一種機會窗口”。

　　四、結語

　　經濟發展實際上就是產業結構不斷變遷、升級，向高級化發展的過程。任何國家在確定主導產業并實現產業升級時，都不能脫離由本國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但發展中國家為實現經濟趕超，也不能受限于比較優勢戰略，而應力求實現要素稟賦結構和比較優勢的突變性提升，走跨越式發展道路。通過優先發展教育，增加資本存量中人力資本的比重，是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關鍵，經濟的趕超必須建立在人力資本存量的趕超上。人力資本存量的增加既是落后國家實現經濟趕超的關鍵所在，也是一國經濟長期發展并保持其競爭力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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