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中國興辦新式教育的方法研究的論文
[摘 要]由于缺乏興辦新式教育的經驗，近代中國興學觀念、學制系統乃至一些具體措施，都來自對西方國家的模仿；由于缺乏興學資金，政府積極鼓勵民間資本進入教育領域；由于引入的是異質教育，教育與社會生產、生活長期難以適應。由此形成近代中國興學過程中的三個鮮明特點：模仿發達國家的教育，廣泛調動民間力量參與教育活動，教育變革與社會發展處于難以適應之中。
[關鍵詞]近代中國；興學； 模仿；民眾參與；不相適應
近代中國教育變革的動因，主要不是來自教育自身發展的需要，而是社會變革。如果說思想與政治變革為教育發展創造了一個比較寬松的輿論氛圍與政治環境，經濟發展則是教育變革的重要原因。由于近代中國是“受外力刺激與挑戰而從事工業發展及社會、政治變革的一種外發性的現代化”[1]，在變革過程中呈現出一些不同尋常的特征。這種特征體現在教育上則是：興學觀念、學制系統來自對國外的效仿；辦學經費依靠民間的捐輸；教育與社會生產之間呈現出適應中的不適應。這些特點相互區別，但又密切聯系。它們形成于近代中國興學過程之中，又對當代中國教育改革有著現實的參照意義。
一、 從“藥方只販古時丹”到“藥方只販外人丹”
有學者將近代之初清政府對教育的整頓路徑，形象地稱為“藥方只販古時丹”[2]。教育中出現這種情況，顯然與清政府因循祖宗成法的思維慣性有關，但又不限于此，生產力發展乏力是導致這種結果的主要原因之一。生產力領域沒有發生變革，沒有為教育變革創造必要的物質條件，沒有產生強烈的教育需求，社會生產中所需要的知識也沒有進入教育領域。教育沿著原有的軌道并不斷地從固有文化中汲取養料而得到發展。然而，這種教育輔以僵化的制度，陷入教育愈發展，社會愈乏發展動力之怪圈。這種狀況隨著西方列強入侵而來的新的生產方式的出現變得更為明顯。
在中國，社會的早期現代化伴隨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入侵開始起步，在被動中模仿或移植著西方社會的某些措施。經濟的早期現代化同樣帶有明顯的移植痕跡，移植范圍包括中國以往沒有的產業部門或已有但以不同生產方式進行生產的部門。這種移植的產業部門一旦進入中國，便顯現出其優越性，尤其是以科學技術為內在驅動力、以機器使用為特征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進入，使中國固有生產方式的落后暴露無遺。新型生產方式所顯示的優越性受到社會各個階層的關注，以新的生產方式從事經濟活動，成為近代中國人抵御經濟侵略、求得富強的主要途徑之一。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愿望愈加強烈。在固有教育難以滿足新的生產方式對人才的要求時，變革教育的呼聲出現，并急劇高漲。這種輿論與生產領域的實踐活動遙相呼應，壯大了要求教育變革的力量，近代教育開始萌動。
在缺乏創辦新式教育經驗的情況下，近代教育基本是采取模仿的方式得以展開。模仿內容不僅體現在學制系統、教育觀念上，甚至體現在專業選擇和課程設置上。就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商業學校課程設置而言，幾乎是日本的翻版 以清末高等商業學堂為例，共設課程18門：商業道德、商業文、商業算術、商業地理、商業歷史、薄記、機器工學、商品學、理財學、財政學、統計學、民法、商法、交涉法、外國語、商業實踐、體操。據周學熙《東游日記》記載，這樣的課程設置幾乎是日本高等商業學堂課程設置的翻版。見虞和平,夏良才編.周學熙集[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27；中等商業學堂所設13門課程中，僅比日本多了理財大義、商業實踐，少了速記術，其余則完全相同。見曾治平.湖北商業高等專科學校校史[M].武漢：湖北商業高等專科學校,1997.10.；而且“各種科學書，中國尚無自纂之本……不得不借用外國成書以資講習”[3]（Ｐ214)；至于雇傭洋教習、大批派遣留學生，不余遺力地翻譯西書、介紹西方教育理論與實踐，無不顯示出“藥方只販外人丹”的特點。這種移植國外教育的'情形貫穿于近代中國乃至解放后的新中國，出現了與“藥方只販古時丹”相對應的“藥方只販外人丹”的狀況。黃炎培于1930年代在他的《中國教育史要》中，對這種效仿國外教育的做法給予概括：
中國最近時期……種種變化，都是外爍的，不是內發的；是被動的，不是主動的，這是很明顯的現象……吾們先求教育跟上人家，慢想超過人家。宗旨并精神上須不失自尊自立，方法上還須擇善而從，若并模仿而以為可恥，是永遠沒有出息的了。[4]
黃炎培清楚，西方教育是先進的，是中國教育發展的方向，希望在“不失去自尊自立”的前提下，通過模仿進而達到超越的目的。然而，如同美國比較教育專家阿特巴赫所言：“美國的改革和實踐，在考慮解決其他地區的問題時可能是有益的。美國處理的挑戰，其他國家也可能遇到，可能提出一些新的思想和方法，這些觀點可能是相關的。但是利用外國的模式來解決它們國家當前的問題看來是不可能的。”學習或移植別國文化教育是促進本國文化教育發展的一個途徑，但必須結合本國的實際，輔以融合、吸收，解決好移植與同化的矛盾，尋求二者的統一。否則，不僅引入的教育不能發揮其應有的功能，教育對其他社會部門的促進作用受到影響，而且也為教育本身發展帶來不良后果。“學校的實踐應該盡可能與本地的需要相聯系。以借鑒外國的模式和技術為一方，以發展本國的模式為另一方，這二者之間的斗爭是復雜的。”[5]近代中國教育恰恰在處理這種“復雜的”“斗爭”時遇到障礙，為教育目的的實現及教育自身的發展帶來了嚴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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