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景觀論文:村寨文化景觀變遷思考論文
本文作者：吳忠軍、吳少峰 單位：桂林理工大學旅游學院
國內對村寨文化景觀的研究起步較晚，主要集中在村寨文化景觀要素特點、景觀演化及機理、文化感知和保護與規劃方面。而學術界對桂北文化景觀旅游影響研究成果則較少，主要分為定性和定量兩部分。定性研究方面有伍錦昌(2005)以龍勝平安寨為例研究民族文化變遷［6］，對桂北龍脊梯田景區所造成的社會文化變遷動因的分析［7］等;定量研究方面有運用人工神經網絡理論技術及方法對侗族村寨歌舞文化的研究［8］。
本文以廣西融水貝江景區的勾灘作為個案分析，從居民感知視覺，運用因子分析探討勾灘苗族村寨文化景觀變遷具體發生在哪些方面，并從社會學角度思考研究地村寨文化景觀變遷程度和旅游發展進程之間的相互影響。
研究區概況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區概況
溝灘苗寨是廣西融水縣貝江景區的自然屯，隸屬于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融水縣新安鄉，距桂林158公里，距縣城1．2公里。截至2011年6月，溝灘共有78戶，339人，其中全屯大部分苗族為半山苗，還有一小部分遷徙過來的漢族。整個自然屯耕面積為143畝，其中水田50畝，旱地93畝。在旅游未開發之前，溝灘主要從事的是自給自足的農業和手工業，主要經濟來源依靠竹、木收入。1991年開發旅游，村民通過民族舞蹈表演、餐飲、賣手工藝品等各種形式開展旅游經營活動。近年來，勾灘年均旅游總收入約100多萬元。溝灘處于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到2010年7月為止，依然沒有道路通入該屯，居民依然依靠自古以來的方式劃船從貝江進出，而游客也是從碼頭下來乘坐游船或者偶爾搭乘村民的船只進出。該自然屯是獨特的民族旅游地類型，雖然旅游發展到現在將近20余年，已經處在一個旅游發展的中期變遷態勢上，雖然由于其相對封閉的環境，它無法像同處在貝江景區的長賴一樣快速地獲得大量的旅游效益，但是它的原生態社區和文化景觀卻也已經出現了變化，只是比其他旅游地的變化要緩慢。就旅游產品來說，它有點像過度開發時在時髦一時過后的遺留品，雖不再恢復曾經旅游的黃金期，但是也如小家碧玉，適合不再大刀闊斧的建設，卻能更進一步規范化，這也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文化景觀變遷研究里中期變遷的現實案例考察地的缺陷。本文選取其進行文化景觀變遷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二)測量指標
論文中文化景觀的變遷的測量指標在通過文獻研究和專家意見的指導下，綜合了前期梯田文化景觀研究［9］、中國鄉村景觀評價的指標體系［10］、傳統聚落景觀評價［11］和古村落的演化機理［12］等對村寨旅游文化景觀變遷因素的調查，最終形成自然、聚落建筑、梯田、服飾、制度精神、歌舞表演、影響程度31個測量指標體系(表1)。問卷采用Likert五級量分法，要求被訪居民對每個測量項目從“1—無變化”到“5—變化很大”來進行打分，分值越高則說明旅游對研究地文化景觀變遷的影響程度越大。
(三)數據來源
論文調查的方式主要有問卷調查法、“一對一”的深度訪談、觀察法等。研究者于2011年6月和7月兩次在廣西柳州市融水縣溝灘屯進行調查和補充調查。為了保證調查的真實有效，采取實地問卷調查，現場填寫、現場回收;在深度訪談中，采取以2人為一組的問卷調查小組對當地建筑工匠、旅游經營能手、村干部、寨老進行訪談，平均單份訪談時間在60分鐘以上。共發放問卷100份，回收100份，其中有效問卷率為96%。
(四)數據處理
1．受訪者基本情況論文主要從性別、年齡、學歷、本地居住時間、家庭旅游經營情況及意愿、家庭主要收入來源和年收入來考察旅游地社區居民情況。本次調研樣本男女比例基本相當，樣本的年齡層次除了15歲以下的占2．1%外，其他的在各年齡段都分布得比較平均，表明問卷發放的穩定性較高。被訪居民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以下的最多，占82%，說明在當地教育水平依然不高。從家庭旅游經營情況及意愿來看，將近半數的被訪居民已經從事旅游經營活動，20．8%的居民并不打算經營旅游活動。被訪居民家庭年收入93．4%集中在1萬元以下，主要收入來源于務農和外出務工，旅游收入所占比例為12．5%。從整體來看基本符合正態分布，因此本研究調研樣本抽取比較合適。2．數據信度和效度分析本研究首先進行樣本的信度與效度檢驗，對感知價值維度上測量指標進行可靠性度量分析，效度檢驗方法采用KMO和Bartlett球度檢驗。整體樣本數Cronbach’sAlpha信度值達到了0．917，表明研究數據的信度是可靠的。Bartlett球度檢驗統計量Sig＜0．01，檢驗的P值接近0，表明31個變量之間有較強的相關關系;而樣本KMO值為0．770，大于0．7，說明考慮的31個文化景觀變遷因子適合因子分析。
民族村寨文化景觀變遷分析
村寨文化景觀作為人們為滿足某種需要而對自然施加影響的結果，它既包括村落(聚落)、道路、服飾、飲食等物質形態，也包括宗教信仰、思想意識、政治制度等不可視的非物質元素。
(一)勾灘苗族村寨文化景觀的各景觀因子演變情況
文化景觀的變遷不僅來源于自然中自趨性的變化，也來源于在間接或直接的社會信息、意識的影響下，作為景觀當地文化一部分的居民的思想、觀念的變化所帶來的文化景觀的改變。自然與人文引導源在同時作用與反作用的互相推動與促進中隨著旅游開發的發展使得民族村寨的文化景觀發生改變。在問卷調查中，村民對所提到的勾灘苗寨文化景觀變遷的程度感知不一，對于不同的景觀的變遷程度的感知程度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別。勾灘苗寨文化景觀變遷因子的描述性統計具體如表2所示。可以看到，勾灘苗寨的文化變遷確實趨于變遷的中間狀態，數據統計中居民感知變化并沒有出現突兀的變遷，總的變遷平均分布指數均止于“變化一般”的狀態，大多數總體變化水平較小，可是每一個考察的指標卻也相對應的發生了一定的變化。
(二)勾灘苗族村寨文化景觀演變的因子分析
為了對勾灘苗族村落文化景觀演變的所有因子進行總結分析，尋求苗寨村落文化景觀變遷的程度以及主要發生變化的具體方面，本部分采用SPSS．17軟件，通過主成分分析法，并利用正交旋轉法(Varimax)來解釋所得文化景觀變遷的因子，從而建立評價勾灘苗寨文化景觀變遷的評價體系。通過總方差解釋表(表3)可知，前8個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因此，選擇8個因子作為主因子就能夠包含原始變量71．734%以上的信息，表明因子分析的效果比較理想。然后，為了進一步對上述8個因子進行解釋，根據正交旋轉法(Varimax)得到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表4描述了原始的31個變量與8個因子的關系。一般認為，絕對值大于0．4的因子載荷是顯著的，因此，表4中僅保留了因子負載大于0．4的數值。由表4的旋轉后的因子解釋矩陣可以看到，解釋矩陣經過定量分析對文化景觀的變遷進行了分類。可以看到，公因子F1(X27、X28、X29、X30和X31)主要集中在旅游的發展對梯田景觀的影響上。可以理解為由于旅游的發展、游客量的增多、公共設施的局限，可能不可避免地為村寨的生活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因此，可以將其命名為旅游負面影響因素。公共因子F2(X22、X23、X24和X25)代表了旅游發展中村寨本地的民族習俗中音樂文化景觀變遷，將其命名為民俗音樂因素。公因子F3(X2、X9、X10、X11、X12和X19)描述了環境與梯田方面的感知評價，可以將其命名為梯田環境因素。從F3也可以看出，苗族的節慶習俗的變化和田地的耕作的變化有著重要的關聯，這和苗族節日本身的起源和發展也是相一致的，各民族節日的發展在其起源之初更多的來源于對收成的祭祀和對收獲的慶祝。F4(X14、X15、X16和X17)解釋了隨著時代的變化以及旅游的發展條件下，村寨中古老服飾的制作樣式、功能和穿著的時間是否隨之變化，將其命名為服飾文化因素。F5(X3、X4、X5和X7)則描述了村寨中的建筑隨著旅游的發展其文化景觀是否發生了變遷，可將其命名為聚落建筑因素。F6(X1和X6)可以看作是自然方面的變化，而房屋使用材料也是和降水等自然條件息息相關的，因此可將其命名為自然文化因素。F7(X8、X13、X21和X26)中，建房相關儀式的變化和民間信仰的變化可以理解為信仰方面的因素，而梯田耕作工具的變化以及演唱時所使用的語言則是民俗相關的因素，因此，可以將其命名為民俗信仰因素。F8(X18和X20)，描述的主要是由于受到一些外來的不同族群中主體文化的影響，造成旅游地文化景觀的一些感知變遷，可將其命名為外來文化影響因素。至此，勾灘苗寨文化景觀變遷評價體系可以總結如下:旅游負面影響因素(F1)、民俗音樂因素(F2)、梯田環境因素(F3)、服飾文化因素(F4)、聚落建筑因素(F5)、自然文化因素(F6)、民俗信仰因素(F7)和外來文化影響因素(F8)。勾灘苗族文化景觀變遷程度每一個標準化后的原始變量可以通過公式1系列與使用因子分析得出的因子的線性關系進行計算，而綜合文化景觀變遷競爭力則可以通過公式2來進行計算。
(三)居民對各文化景觀變遷的感知程度
在通過因子分析得出勾灘苗寨文化景觀變遷體系后，為了定義居民對各景觀變遷程度的感知，我們通過對各分因子的變遷度均值進行加權平均值來測量，其具體公式如下:XN=(X1+X2+…Xn)/n，各主因子具體變遷程度如表5所示。在勾灘苗寨的居民感知程度上，認為變遷程度最大的是服飾文化因素(F4)和外來文化影響因素(F8)，這與訪談結果相一致，其中服飾文化是物質文化的變遷，而外來文化影響因素則是非物質要素的變遷。訪談中，村民認為服飾發生較大變化更多是由于游客的到來。村中除一些老年人，年輕的村民更愿意穿著跟隨外界的服飾而非自己的傳統服飾，他們認為非傳統服飾更方便也更具有社會融入感。但是由于旅游發展，青年們有時也愿意穿著傳統服飾，因為可以更好地吸引游客或者參加表演。由于穿著目的的不同，所以穿著時間也不再局限于婚嫁和節慶。受到外部主體文化的影響較深的是語言結構和寨老威信，較之傳統苗寨，勾灘地理位置偏僻，與外界交流少，村寨內部的語言更多的僅以苗語為主，連移民到此的外地漢族也通曉本地苗語。但在與外界交流的增強和政府教育力度的增大后，勾灘苗寨目前除七八十歲年紀較長的老人外，不僅都能使用本民族的語言，也能用漢語與外界進行各項生活事務交流，有些人還能講幾句簡單的英文。而在勾灘，不像其他苗寨所有事務都由寨老主持，作為由半山苗和漢族共生的移民村寨，它最早是沒有寨老的，村中的第一個寨老則完全是因為旅游開發，由村民推選出歌舞表演中最擅長吹葫蘆笙的蘆笙隊隊長擔當。
其次，民俗音樂因素(F2)、梯田環境因素(F3)、聚落建筑因素(F5)和自然文化因素(F6)也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化。勾灘的民俗音樂繼承了傳統的苗族音樂，但是卻在傳統上有所發展。整套苗族六管蘆笙，包括高、中、低和倍低音。勾灘苗寨的蘆笙舞集詞、曲、舞為一體，包括迎賓曲、團結舞、踩腳舞、多耶舞等特色苗族舞蹈。在保留傳統蘆笙種類的基礎上，表演隊成員吸收其他苗寨中舞蹈師傅所教所授，在詞曲舞蹈上進行了小的改編，但基本仍以祖輩流傳下來傳統的苗寨舞蹈為主。在這種變遷中，民俗音樂雖然也和民族服飾一樣發生了變化，但是其根本是不一樣的。民族服飾作為一種外在性的文化展示，它成長于該民族的生產生活，它的印記是其民族生活文化的表現，但當它裸露在另外族群的文化包裹下，是很容易遭受更迭的。只要其文化主體的意愿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被影響，它的改變只需要把一種服飾褪去，換上另外一種服飾，這種服飾文化的改變便完成了，而且是徹底的，它只是民族的一種形。可是民俗音樂是一個民族內在生命力與靈魂的體現，它不僅根植于生產生活，更是煥發著整個民族的神與魂。形易動神難遷。也正由于如此，所以承載著整個民族的精神圖騰的民俗信仰的變遷度相對前兩者就更小。
在梯田環境感知方面，村民認為變化更多的是在于旱田和水田間的變化，村中田地偶有由于居民外出務工而拋荒，大多由家中老人打理或者是請留在村中的其他村民幫種，植被覆蓋面積也發生較小變化。勾灘的聚落建筑外觀上至今仍為桂北地區典型的干欄木構傳統建筑，由山腳到山腰平地而起，呈整體集中、局部分散的空間形態，在建筑外觀上保留了傳統的'樣式，建筑內部整體布局也并無太大改變，但是民居內部較之祖輩也發生一些小的改變。以貝江對岸有目前村中唯一特許經營的旅館為例，經營者為當地苗族，其建筑形式仍采用傳統式的木樓外形，而房屋內部設計卻采用更適應于游客的標間式設計。其洗手間獨立連接在傳統木樓后采用傳統木樓外形，但內部則是水泥建筑實質現代結構。它本身的景觀形態美觀度并沒有遭到破壞，但居住條件則得到較大改善。目前村中正在籌建的另一家旅館建筑也采用此類形式。究其原因，這不僅是為了更適應游客的需求，也是由于游客帶來的思想、生活習俗等方面的沖擊中所產生的改變，而村民自己外出務工中受到外界社會環境沖擊的影響也促使他們在返回村寨中帶來這些改變;而村中兩三棟不和諧的水泥建筑則是由于村民對更舒適的生活的追求所致，跟木樓防火的局限性存在一定關系，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美觀，但是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也不至于阻止，也可以在水泥樓外貼上木板來保持美觀。村中建筑也必須進一步提高消防力度。村民普遍認為房屋衛生較之祖輩條件要好一些，比如早期游客到村中做客無法接受傳統民居中的茅廁，而現在的民居是在廁所方面很多做了改善。自然文化中降水和河流方面整體變化相對較小，房屋材料的使用方面則依然以傳統木樓為主，也有村民會在原木上刷上透明漆，但是村民反映其美觀性在使用幾年后不如原木材料散發自然光澤。
而變化最小的則是旅游負面影響因素(F1)和民俗信仰因素(F7)。村民普遍認為旅游發展對勾灘的負面影響較小，村中景區內部有專人打掃，到勾灘的游客大多很有素質，他們的到來對梯田和環境的影響也較小。村民對于能和游客一起分享本民族文化也充滿自豪感，游客的進入對村寨的農耕生態形式的沖擊不大，種地和竹木等經濟作物等自給自足的農耕形態依然是農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較之同類旅游地而言，勾灘是旅游負面影響最小的一個旅游村寨。在民俗信仰方面，勾灘苗寨依然沿襲大年三十祭拜祖先的傳統習俗，建房的日子、地基和風水都要請村中師公看過，不會隨意動工。由于勾灘梯田依山而落，單位面積較小，地理位置不太方便，生產以及農活中使用的工具并沒有太大改變，依然采用農耕為主，較少使用機械。
討論和結論
根據上述研究可以看到勾灘苗寨在旅游開發過程中由于內部和外部影響，其旅游負面影響、民俗音樂、梯田環境、服飾文化、聚落建筑、自然文化、民俗信仰和外來文化影響等各方面的文化景觀都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遷，因此，要想可持續地發展旅游，在保護民族文化景觀中應當重視以下幾個問題:
(1)做好旅游規劃的編制。規劃要切合當地實況，深挖地方文脈，培養文化的自我傳襲能力，加強對民族文化、習俗等隱性的、不可再生的文化景觀的保護，強調文化個性，保持地方特色。文化對感知產生影響，感知方式和感知過程的變化同時也引起規劃方法和特定景觀價值的變化［13］，所以居民應當參與規劃的前期展望，擁有更多的話語權，規劃的編制也應該更重視居民對自身文化環境的看法。
(2)加強旅游地居民的文化自覺觀念。村寨文化景觀的開發會促進旅游地的經濟發展，在面對旅游發展對當地傳統文化的沖擊時，要加強對居民的思想教育、引導和宣傳，提高本民族的民族認同感，增強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在旅游帶來經濟效應的同時，要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合理引導本地居民對旅游開發所帶來的經濟預期，形成良好的旅游服務氛圍，并保證居民以主體身份參與旅游發展并分享成果。
(3)不能謀短利舍長益。在旅游開發過程中，不能以犧牲傳統文化為代價來謀取短期利益。旅游是文化性很強的經濟行為，文化景觀發展要引進市場機制，才能很好地運作。可是在發展的利益最大化過程中，絕對不能忽視對傳統文化的保護，只有完整的原生態的文化景觀被保存下來，才有可能更長久地開發更多的文化景觀資源為旅游業發展所用，否則的話則只能是“無水之源、無木之本”。
但是保護也絕不是阻止其變遷，保護和創新永遠是同步的。在條件允許的背景下，也應鼓勵實現傳統與現代、本族與異族文化景觀的大融合與發展，不應一律排斥，也不應是全盤吸納。應當建立合理的、融合的多元結構，要求文化形式上的傳統化和思想體制上的現代化相融合，對古、今、中、外的文化景觀采取“去其糟粕、取其精華”，以弱化旅游開發中產生的劣勢影響，而加強其優勢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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