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少功小說的語言學轉向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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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少功小說的語言學轉向論文

　　摘要：在西方現代哲學的影響下，韓少功20世紀90年代的小說創作發生了語言學轉向。這突出地體現在長篇小說《馬橋辭典》和《暗示》的寫作中。《馬橋辭典》借方言這個文化象征物對現實、歷史、人生等被語言結構所組織起來的諸多于社會生活產生重大影響的因素進行反思，它構筑了一個有關語言的神話。從《馬橋詞典》到《暗示》，韓少功對語言意義的認知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在《馬橋詞典》中，韓少功相信語言的可靠性。在《暗示》中，韓少功開始對這樣的觀念進行修正，他從知識危機的維度入手，去解構語言神話。他開始反思語言的遮蔽作用，去探索那些并不能被語言所涵蓋的世界。人類先哲為認識世界而依賴于語言的工具理性，那么韓少功們則為了解除知識危機對理性主義乃至整個文明進行了全方位的反思與批判，這是韓少功小說語言學轉向的深層次動因。

韓少功小說的語言學轉向論文

　　關鍵詞：韓少功；小說；《馬橋辭典》；《暗示》；語言學轉向

　　中圖分類號：I207.4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862X（2017）06-0145-005

　　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西方哲學領域發生了語言取代傳統哲學而占據中心的轉變過程。在西方思想史上，語言學的轉向主要在兩個領域進行：哲學領域和語言學領域。哲學領域的“語言學轉向”可稱為語言的轉向，主要以分析主義哲學以語言問題取代傳統的哲學問題和存在主義哲學重新反思語言和存在等范疇為代表。語言學領域的“語言學轉向”主要是指現代語言學家對語言及其相關范疇的重新闡釋，以及運用語言學理論作為研究其他人文學科的參照系。[1]關于此種轉向及對語言本身的關注，西方思想界的經典論述眾多。

　　海德格爾認為，“語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語言之家為家。”[2]維特根斯坦說：“我的語言的界限意味著我的世界的界限。”[3]“想象一種語言就意味著想象一種生活形式。”[4]雖然他們表述各異，但都透露出相近的哲學內涵，即語言不僅是人類交流的工具，它還是人的存在的家園。在結構主義和存在主義意義上，我們基本上可以說，語言即等于現實。這不單指我們對自身的認識和對世界的把握需要通過語言才能完成，這更意味著，語言作為先驗之物，預先已經建構了我們投身其中的現實。當然，從負面的意義上看，語言也可能會成為人類心智的囚禁之所，對此德里達與福柯等思想家亦有相關論述。

　　在韓少功的文學創作中，我們不難發現“語言學轉向”哲學觀念的深刻影響。對于語言的哲學意義，韓少功早就有所領會。眾所周知，韓少功對西方哲學頗為熟悉，對結構主義以來的西方現代哲學尤為關注。這為他將寫作的重心轉向語言準備了理論資源。另外，他歷經先鋒文學洗禮，對“到語言為止”而刻意規避社會歷史內容的創作弊端深有體會。更重要的是，作為文化尋根的主將，他對文化與語言間源始性的本體論關系有深切的了解。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韓少功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小說寫作中實現了語言學轉向。他的代表性作品《馬橋詞典》和《暗示》即是這種轉向的產物和突出代表。

　　一、《馬橋詞典》：構筑語言神話

　　《馬橋詞典》將關注的焦點投向語言，這也可視為韓少功在尋根文學之后對于文化之根的進一步思考。韓少功把語言顯在地符號化，并以此作為打開語言文化密碼的切入點。通過獨具特色的詞條形式，他把小說結構做了陌生化處理。這使原本隱藏在小說意義內部的地理、歷史、風俗等文化因素紛紛浮現出來。在此基礎上，一點點探索還原豐富駁雜的馬橋世界。《馬橋詞典》表達了作者的一種語言觀：語言不能僅僅只在文學作品、言語和文化中得以理解，而且還要聯系具體的地域、相關群體以及具體的語境才能得到更好的詮釋。可以說，《馬橋詞典》是新時期以來唯一一部以“語言”為中心的長篇小說，它在文學世界構筑起一個語言的神話，這在《馬橋詞典》的諸多詞條中都有體現。“醒”[5]54-57在馬橋的語言中意為愚蠢，馬橋人“習慣了用縮鼻糾嘴的鄙棄表情，來使用這個字，指示一切愚行。”這與屈原“眾人皆醉而我獨醒”中提到的“醒”的意義有天壤之別。

　　不過，韓少功大膽設想，馬橋人賦予“醒”一字這樣的貶意，“是不是從他們的先人遭遇屈原的時候開始”的呢？他進一步猜測：屈原在羅地（馬橋屬于廣義的羅地）時披頭散發、餐風飲露，每日幻想著自己能與天地溝通，這在正常人的眼中已然是神智不清、墮入愚蠢的表現。在這層意義上，“醒”字一語雙關：根據《辭源》的解釋，他是醒了，在馬橋人眼里他“也確確實實是醒了”。正如韓少功在小說中所述，屈原的“臨江一躍”成了一個頗具象征意味的行為。作者的解讀賦予“醒”字以哲學的思辨。在兩種文化的'碰撞中，“醒”字完成了“形而下的此刻和形而上的恒久”。“覺”[5]58-59在馬橋語言中的意思是與“醒”相對的，意為聰明。韓少功把這兩個詞與他筆下那個在普通人眼中潦倒低賤的人物馬鳴聯系了起來，通過他展開了對生命意義的反思和追問。他到底是聰明還是愚蠢呢？這正與“醒”詞條中對屈原的追問相對照：一個是人們眼中的千古智者，另一個是渾渾噩噩的可憐蟲，但生命的意義在他們身上似乎產生了某種聯系，引人深思。

　　《馬橋詞典》中設置的第三人稱代詞有兩個：“他”和“渠”[5]196-201，書中定義：“‘他是遠處的人，相當于那個他；‘渠是眼前的人、近處的人，相當于這個他。”韓少功慣于通過設置人物和講述故事來幫助他的讀者更好理解馬橋語言。在對這兩個詞的解釋上，作者也設置了一個新人物：鹽早。作者在敘述作為“他”的鹽早時，語氣生動活潑，人物形象通過記憶的加工也特色鮮明：“我特別記得他著急的樣子，一臉漲紅，額上青筋極為茂盛地暴出，見到誰都怒氣沖沖，對我們更是惡狠狠地嗷嗷直叫，表示對我們涉嫌作案的懷疑。但這種惱怒，并不妨礙他后來還是為我們挑柴或擔別的什么。只要我們見到他的肩空著，笑一笑，打個手勢，他還是咕咕噥噥朝重物而去。”而一旦記憶中這個鮮活生動的人物來到了“我”的面前，我卻“越來越感到話的多余……我用這些毫無意義的廢話，把一塊塊沉默勉強連成談話的樣子”。

　　在鹽早出門的時候，“我”突然注意到鹽早“眼角里突然閃耀出一滴淚”。這一滴淚是連結“我”心中“他”和“渠”的關鍵一點，正如作者自己所言，“那是一顆金色的亮點”。這個亮點對于“我”來說意義重大，在瞬間的體悟中，“我”溝通了時間和距離：“遠方的人，被時間與空間相隔，常常在記憶的濾洗下變得親切、動人、美麗，成為我們夢魂牽繞的五彩幻影。一旦他們逼近，一旦他們成為眼前的‘渠，情況就很不一樣了。他們很可能成為一種暗淡而乏味的陌生。……我想找到的是他，但只能找到渠。我不能不逃離渠，又沒有辦法忘記他。”在馬橋語言中，對于“他”和“渠”的明確劃分，讓普通讀者捕捉到了兩個不同的指示代詞中蘊含的時間和空間的巨大差異。它指明了“局外事實”與“現場事實”在人們的情感上、意義上、認知上的重大區別。

　　通過經驗的加工處理，馬橋已經不再是一個地方、一群人、一種語言，而是變成了一段回憶、一種情感，甚至是一種文化。一個個詞語是走進這種文化的切入點，同時也是這種文化的結晶。需要注意的是，這樣一種馬橋文化并非現實中的馬橋，而是韓少功筆下的馬橋，是經過作家的情感、智慧處理過的馬橋。所以，馬橋文化也正是作家的情感經歷投射下的文化。通過獨特的文體和語言，作家自覺和馬橋拉開了距離，讀者也獲得了作為一個旁觀者審視馬橋的機會。在這樣的情況下，馬橋文化成了遠在的“他”和眼前的“渠”交匯下的產物，成了理想和現實共同關照下的產物。馬橋是安放韓少功感性經驗和智性思考的場域，也為讀者們提供了關照現實、體悟理想的空間。在這一層面上，《馬橋詞典》可以說是整個90年代文化的象征物。

　　正如韓少功在《馬橋詞典》的“后記”所言：“詞是有生命的東西……有興旺有衰竭還有死亡。”[5]473詞語的生長、衰竭、死亡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裂縫，它讓豐富鮮活的文化從中噴涌而出。這種獨特的屬性讓《馬橋詞典》這樣介于文學和詞典之間的象征物擁有了豐富的闡釋與想象空間。在《馬橋詞典》中，韓少功深刻認識到語言的意義，對方言進行了全方位的思考與考察。然而，他對馬橋方言的考察，其意義不止于方言本身，也不僅限于詮釋與介紹一種新奇另類的語言和文化。更多的，他是要借方言這個文化象征物對現實、歷史、人生等被語言結構所組織起來的諸多于社會生活產生重大影響的因素進行反思。

　　社會正常運轉的基礎是語言，在馬橋方言和普通話之間的轉譯過程中，凸顯的是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和文化內涵，正如韓少功所言：“語言的力量，已經深深介入了我們的生命。語言是人的優勢，人可以憐惜動物沒有語言，因此沒有知識，不能組成社會，不能取得文化積累和科學進步的強大威力。但問題還有另一方面，動物永遠也不會因為叫錯了一個聲音，就長時間像復查一樣失魂落魄，直至最后幾乎失去生存能力。在這一點上，語言也使人變得比狗還要脆弱。”[5]334作家通過復查的“嘴煞”發現了誕生于人類社會的語言反過來控制了人，演變為人類社會中帶有“魔力”的神話。一語成讖、眾口鑠金……這些都是文明的人類社會所獨有的“奇跡”。

　　二、《暗示》：解構語言神話

　　讓韓少功流連忘返的，正是由語言組建而成的一個個神話。這是一種并不顯在的神秘力量，它滲透在人們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里，人們很難明確指認出它的存在，但又實實在在受到了這種神話的影響。韓少功試圖通過自己的文字反思語言，試圖用自己的語言描述這樣一個蒙著神秘面紗的神話世界，發掘人類社會的另一個隱秘而幽暗的維度。縱觀韓少功的創作歷史，《馬橋詞典》只是他探索語言世界的第一站。沿著這條晦暗不明的路，他后來又創作了長篇小說《暗示》，他試圖更加深入、細微地描繪這個多維復雜的世界。

　　與《馬橋辭典》一樣，《暗示》也將詞語放在不同的文化沖突之中進行考察。相比而言，它對語言和社會的思考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韓少功開始反思語言作為一種“具象符號”如何介入了我們的文明體制和文化制度，具象符號又是如何與現實“相互生成，相互控制”。作家清醒地認識到，知識危機，或者說語言危機正是當下世界面臨的基礎性危機之一，“戰爭、貧困、冷漠、仇恨、極權等等都只是這個危機外顯的癥狀”。作家希望通過自己的語言探索，警示人們知識危機可能帶來的災難：“這些災難如果從來不可能被徹底根除，至少不應在人們的心智活動中失控，不應在一種知識危機中被可悲地放大。”[6]2沿著語言這條路，韓少功發現了整個人類社會面臨的危機和這樣一種危機背后的某種真相。語言的作用并不僅僅是《馬橋詞典》里的“嘴煞”，它和整個人類世界的運行秩序、整個社會歷史的敘述方式密切相關。

　　雖然韓少功一再申明，他“只是要編錄一些體會的碎片”，但因為《暗示》所討論的問題和視角的開闊，語言無可避免地開始變得晦澀、深邃。因此，有研究者判定，韓少功的語言陷入了自我闡釋的無盡之途。然而事實并非如此，韓少功注意到了能指背后不斷滑動的所指，他試圖通過對特定歷史和時代背景下的能指的不斷分解考察，進而發現所指的所在和意義。他當然明白，這樣的意義是暫時的，難以經受時間打磨，但重要的是對能指與所指之間關系的持續探索。我們當如何理解能指，如何使能指與所指建立起相對穩定的關系，這對我們理解當下世界，解決當下社會的知識危機意義重大。

　　這是一條艱難的探索之路。為了不使自己誤入歧途，韓少功從一開始就十分警惕地設定了探索的邊界。他要從經驗的碎片入手，盡量不使自己陷入語言的圈套中。他拋棄所有觀念的定義和宏大的敘事，試圖通過對生活現場中瑣碎而具體的細節的重新發掘，來使他對語言的探索落到實處，并且試圖一點點構建一個被拋棄到語言邊緣的幽暗世界。在《暗示》中，韓少功借用中國古典文論中的“言”與“象”作為自己敘述的起始，以此去尋找存在于生活之中語言之外的表征，從而進一步探討“言”與“象”的關系。

　　在解讀“親近”[6]154-158一詞時，韓少功剖析了親近背后的幾重復雜意義。好學生遵守學校制度，讓老師省心，少交流，所以好學生往往難與老師親近。而壞學生破壞規章制度，受到懲罰的另外一面是與老師產生更多聯系，這種聯系在日后的記憶力就成了一份“溫柔”。另外一方面，“壞學生常常就是一些更多關注近物的人，一些更親近具象而疏遠文詞的人……他們更喜歡插圖而不是意義解說。如果說他們日后可能對老師有更多的人情味，那不過是他們本來就有更多的感性記憶，本來就有更強的感性記憶力”，他們對于情感的體驗和認知還沒有被規范化的教育所泯除。而文明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這種感性的情緒從人身上剝離。但在剝離之后，“親近”卻又被文明社會拿來“征收眼淚”——眼淚承擔了某種道德責任，為了不成為“沒心沒肺的小人”，人必須要用眼淚證明自己的道德。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文明教育定義下的“親近”背后悖論式的意義分裂：親近不再是一種單純的情感關系，變成了一種虛假的儀式。也就是說，文明并不能給我們情感以安放之處，而是從我們這里剝奪了感性認識能力，又通過“親近”一詞，把它做成偽飾的外衣。

　　又如“懷舊”[6]211-217一詞。作者從參加知青集體返鄉的活動談起：知青們在對過往的農村生活追憶中，把自己化身為一個個戰勝了苦難的“英雄”，舊日的苦難通過懷舊的儀式被宣告成為偉大英雄所必經的艱難旅程，成了這群返鄉知青“尊嚴的追認”，是一次“狠狠掙回面子”的機會。然而，這種懷舊和夸耀是短暫的，并不影響他們正常的生活。故地重游的情感沖動在完成了炫耀和自我確證的任務后，淡出了知青們的話題，圍繞著他們的，仍是再婚、二胎、黃色段子……在這個所謂“懷舊”的場景中，語言作為一種儀式，和真正的生活具象似乎有著遙遠、朦朧的距離。或者說，語言的背后存在著難以彌合的裂隙。

　　這種觀點顯示了作者對我們日常理解的語言的懷疑，語言在這里似乎成為了我們真實表達和理解這個世界的障礙和牽絆。我們必須解開這些神秘的牽絆才能真正去發現和認識那些被語言遮蔽的生活具象。從這個角度看，從《馬橋詞典》到《暗示》，韓少功對語言意義的認知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在《馬橋詞典》中，韓少功相信語言的可靠性，這時他認為語言是文化的冰山一角，在某種程度上象征著生活中的一些具象，這時的韓少功認為語言仍然是可靠的。而在《暗示》中，韓少功明顯已經開始對這樣的觀念進行修正，他開始反思整個語言系統，他明確表示“必須與自己作一次較量，用語言來挑戰語言，用語言來揭破語言所掩蔽的更多生活真相”[6]1。他開始反思語言的遮蔽作用，也開始探索那些并不能被語言所涵蓋的真實的世界。《暗示》正是要對作為文化體制的語言進行某種清算，對語言之外那些遺失的生活本象進行絕望的追尋，借用對語言問題的反思，作者最終的目的乃是為了批判性地反省我們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

　　三、小說語言的哲學向度

　　事實上，《馬橋辭典》和《暗示》都不能簡單地被視為是傳統意義上的小說。這兩部小說都閃現著理性的光芒，并有著深刻地關照現實的情懷。相應的，它們的語言也呈現出濃重的哲理化傾向和理論化特征。誠如王安憶所說：“蘇童的小說是詩，韓少功的小說是論，我的小說是曲。”（1）非常敏銳地指出韓少功的小說語言具有哲理化的風格。在某種意義上，這可以視作是語言學轉向在韓少功小說語言風格上打下的深刻烙印。

　　其實，智性的思考一直貫穿在韓少功的文學創作中。在早期的小說《歸去來》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他所專注的不是曲折的情節抑或動人的感情，而是致力于通過情節的敘述對時間、歷史進行哲學上的深層探索。對生命的智性思考可以說是韓少功文學創作的初衷。而在語言學轉向之后，其小說世界中經由語言連接的“存在與時間”獲得更為清晰的形態和面目。語言和時間問題越來越緊地結合在一起。在《馬橋辭典》和《暗示》中，我們不難發現這一點，以語言為線索，韓少功超越了傳統的小說形式和結構，打破時序，自由往來，直逼生活原象和存在之真，這令他的寫作成為使存在真理得以敞開的林中之路。

　　人類對語言的關注是一個艱苦的思維回歸過程。古典時期的人們創造語言、語法、表達，創造能指和所指之間的對應關系，以指稱、表述世界的意義。人工智能研究認為“人類語言是一維符號系統，但世界是四維的，因此語言難以有效地記錄事物的時空結構信息”。[7]那么當代人則要撥開這些語言的迷霧，回溯、發掘那些被遺漏的，或者說沒有被指稱出來的具象。韓少功想要用他的寫作開辟的就是這樣一條回歸之路。這條路是極其艱辛的，因為語言之外的具象潛藏在混沌不明的暗夜中。不過，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系也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穩固，在一個能指的背后，往往蘊含著豐富多元的文化意義。在韓少功創作的早期，我們可以看出，他相信文化背后隱藏著通向人類本真的密碼，相信充滿神秘氣息的地域文化背后隱藏著某些被現代文明遮蔽的東西。于是，他通過《馬橋詞典》的敘述，借助文化之旅，探索被文明遺失了的世界。

　　馬橋就是一個被現代文明遮蔽的社會，馬橋里的人，不管是夢婆、鹽早還是馬鳴，他們都是被現代文明所排斥的。然而在馬橋，他們有自己獨特的生存方式和規則。在語言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這是方言中所孕育著的充滿神秘氣息的文化，而在哲學角度，充滿神秘色彩的馬橋文化蘊含著另外一種真理向度。韓少功在《馬橋詞典》的后記里提到，所謂“共同語言”，其實并不存在，每種獨特的地域文化、每個時代，甚至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詞典”。[5]473這些獨特的詞典里保存的是各自的、逸出標準化的現代文明的部分。這些部分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在對“交流保持警覺和抗拒”，就是被遮蔽的世界可能存在的地方。

　　然而，馬橋這樣一個被動抗拒現代文明的文化世界并不穩固。當21世紀來臨，世界格局發生劇烈變化之時，如是被動的抵抗已經完全喪失面對與解決危機的能力。因為方言，或者說地域性的文化不再能應對人類社會世界性危機中所遭遇諸種的問題。基于對語言邊界的持續性反思，韓少功在21世紀初推出了《暗示》一書，不再囿于從地域文化中發現被遮蔽的世界，而是有一種徹底打破語言邊界的沖動。作家深刻意識到，正是人類文明經年累月建構起的這一套語言迷思，陷人類自身于困頓之中。要解決問題，必須決絕地檢討、反思這套文明話語，要打碎語言構筑的神話世界。于是，借“暗示”之名，作家把常用的、不常用的、歷史的、非歷史的詞語都翻檢出來，借助日常經驗對之逐一拆解，希圖以此入手反思整個文明體系。韓少功勇敢果決地暫時舍棄可以依憑的邏輯與秩序，用文字去挑戰與批判整個文明體系。這樣的挑戰并非毫無意義。甚至可以說，這是人類反觀自身、艱苦回歸的重要一步。如果說人類先哲為認識世界而依賴于理性主義傳統，那么韓少功們則為了解除知識危機對理性主義乃至整個文明進行了全方位的反思與批判，這正是韓少功小說語言學轉向的深層次動因。

　　注釋：

　　（1）此為王安憶在復旦大學課堂上所言。

　　參考文獻：

　　[1]譚善明，楊向榮，等. 20世紀西方修辭美學關鍵詞[M]. 濟南：齊魯書社，2012：355.

　　[2]孫周興，選編. 海德格爾選集[G]. 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358.

　　[3][奧]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M].郭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79.

　　[4][奧]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M].李步樓，譯.陳維杭，校.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12.

　　[5]韓少功.馬橋詞典[M]. 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3.

　　[6]韓少功.暗示[M]. 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3.

　　[7]葉峰.論語言在認知中的作用[J].世界哲學，2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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