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商精神的形成發展及傳承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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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商精神的形成發展及傳承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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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商精神的形成發展及傳承論文

　　摘要：

　　在中國商業史上，徽商、晉商在明清時期非常著名。近代以降，徽商、晉商衰落，浙商、粵商、蘇商、閩商崛起，成為中國經濟的主角。學術界對此研究較多，但是對于為歷史的塵埃所掩蓋的豫商，則很少研究。本文試圖彌補這方面的不足。

　　關鍵詞：

　　豫商,河南,商業

　　河南處于黃河中下游，居于中國中東部。河南之得名與黃河有莫大的關系。河南的絕大部分地區在黃河以南，故而有“河南”之名。遠古時代，河南氣候濕潤，河流縱橫，森林密布，草木茂盛，各類野生動物眾多，尤其是大象，這已經為考古發現所證實。野象眾多導致了象形文字“豫”的產生。“豫”的意思即為人牽象之地。因此，河南簡稱“豫”。大禹治水時，把天下分為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等九州，河南為豫州。從地理位置上看，豫州居于九州的中心地帶，所以河南又被稱為“中州”、“中原”。長期以來，河南一直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對華夏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這當中，就包括目前在國內外影響越來越大的豫商精神。

　　所謂豫商，主要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指的是在河南本地經商的河南人，第二類指的是離開河南在其他地方經商的河南人。豫商無論身在何處，其根源都在河南。

　　一、豫商精神的形成

　　“河南人經商的傳統由來已久，而且在中國的商業發展史上貢獻卓著。”據史料記載，早在夏代，南陽人、禹州人就用牛車運輸貨物，四處經商。他們可謂是最早的豫商。居住在商丘的商族祖先王亥用布帛為貨幣單位，帶領族人在各個部落之間進行物物交換，互通有無。“王亥應當是史書中有明確記載的最早的豫商，也被稱作‘中國商人的始祖’”。因為商族人善于做生意，所以從此以后漢語里就有了商人、商業的稱謂。可以說，中國的商文化肇始于河南。

　　從商朝開始，一直到東漢，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河南的經濟愈來愈繁榮，這就促進了商業的進一步發展，豫商精神也在此期間形成。豫商精神主要有以下幾個特征。

　　1、多種經營。這方面以范蠡和樊重為代表。范蠡，南陽人，生活于春秋時期。范蠡幫助越王勾踐滅了吳國之后，棄官從商，成為億萬富翁，世稱“陶朱公”。范蠡經商，經營項目眾多，涉及糧食、牲畜、鹽業、茶業、手工業等多個門類。范蠡不拘泥于一種經營項目，多管齊下，綜合經營，拓展了財源，降低了經營風險。

　　樊重，東漢唐河縣人，是東漢時期一個著名的田莊主。樊重的田莊多達300公頃，他在田莊中進行多種經營，農、林、牧、副、漁、手工業、商業等無所不包。通過多種經營，樊重富甲一方。

　　2、誠實守信，注重質量。范蠡和樊重是這方面的典范。范蠡在經商時，非常注重誠信和商品質量。范蠡經商，童叟無欺，從不拖欠貨款或者賴帳不還。無論是買進還是賣出商品，范蠡都會盡力保證商品的質量。范蠡認為，商品質量的好壞關系到一個人的人品。范蠡經商，充分體現了儒商的特點。范蠡經商靠的是嫻熟的商業技巧，他從不坑蒙拐騙，摻假使壞，以次充好。

　　與范蠡一樣，樊重也十分重視產品質量，其田莊所生產的鐵質農具、銅鏡等手工業品，不但質量上乘，而且造型美觀。

　　3、堅韌不拔、吃苦耐勞。師史是這方面的代表。師史，西漢洛陽人，以經營商品運輸業致富。洛陽水陸交通發達，師史充分利用這種地理優勢，大力發展物流業。師史的運輸車輛多達數百，在大江南北，長城內外都可見到師史的運輸隊伍。師史利用各地的貨物差價，很快發財。師史經商的道路并非一帆風順，其間充滿了種種艱辛。西漢時期的交通和運輸條件與現在相比，不可同日而語。師史帶著車隊走遍全國各地，經常會遇到各種困難。面對困難，師史都咬牙堅持了下來。這充分展現了師史堅忍不拔，吃苦耐勞的優良品質。為了順利完成商業活動，師史多次過家門而不入。

　　4、樂善好施、扶危濟困。這方面的代表是子貢和樊重。子貢是濮陽人，孔子72弟子之一。子貢內儒外商，他堅決反對為富不仁，認為“為富當仁”。子貢認為不義之財不可取，做生意靠的是勤奮和誠實經營。惟其如此，才會受到人們尊重。“子貢堅守這種‘為富當仁’的觀點，這是豫商的優良傳統和品質，值得后人敬仰。”

　　樊重在唐河富甲一方，但是他并不仗勢欺人。相反，對于需要幫助的人，他經常伸出友善之手。窮苦的鄉親和遭受天災人禍的四鄰往往會受到他的救濟。樊重幫助別人，不圖報答。唐河百姓敬佩樊重的善行，他們聯名推舉樊重為唐河的三老。在漢代，只有德高望重者才有資格得到三老的榮譽稱號。

　　5、熱愛國家，為國出力。弦高和卜式是這方面的代表。弦高是春秋時期鄭國商人。一次，弦高到洛陽做買賣，正好遇到準備偷襲鄭國的秦國軍隊。弦高處變不驚，他立刻派人趕回鄭國報信。同時，弦高又大唱空城計。他把12頭牛和4張熟牛皮送給秦軍，說是奉鄭國國君之命前來勞師。弦高此舉使得秦軍以為鄭國已經做好了戰爭準備，遂放棄了偷襲鄭國的打算。弦高以自己的過人膽識和聰明機智把鄭國從滅亡的險境之中救了出來。在弦高行為的背后，是深沉的愛國主義。弦高的愛國行為一方面使他受到了鄭國國君的褒揚與賞賜，另一方面，也使得他青史留名。《左傳》、《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等史書對此都有記載。

　　卜式，西漢洛陽人，是漢武帝時期一位著名的畜牧商人和愛國者。卜式經營畜牧業賺了很多錢，他致富不忘報國。漢武帝時期西漢對匈奴展開了大規模的反擊，軍費開支巨大，國家財政非常困難。卜式為國分憂，他告訴漢武帝自己愿意捐出一半的財產充作軍費。卜式的義舉在朝廷引起了轟動。匈奴戰爭結束后，漢武帝移民實邊，所需費用由國家支付。剛剛經歷過戰爭的西漢財政極其拮據，目睹此情，卜式再次捐款，用于移民所需。

　　6、注意供求關系，薄利多銷。這方面以范蠡、子貢和白圭為代表。范蠡時代的商人做生意一般要賺取20％的利潤，范蠡卻與之相反，只要有10％的利潤他就會出售商品。范蠡的做法充分體現了薄利多銷的原則。

　　子貢注意到了商品的價格是由供求關系決定的。供大于求，則價格下跌；供小于求，則價格上漲。只有準確地把握供求關系，商品才可賣個好價錢。子貢經商經常采用賤買貴賣的策略。由于掌握了商品買賣的'價值規律，子貢日進斗金。正是在子貢的資助下，孔子才得以周游列國。所以司馬遷贊曰：“夫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后之也。”

　　白圭，戰國洛陽人，是中國商業史上的著名人物，被后世人譽為“治生鼻祖”。白圭的經商手法非常嫻熟，主要有：第一，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結合戰國時代的生產實際，秋季，糧食豐收的時候，白圭大量收購谷物。農民賣了糧食，手中有了一定的積蓄，白圭就不失時機地向他們推銷當時社會上所缺乏的絲綢和漆器等手工業制品。春季，蠶繭收獲之時，白圭實時收購，并抓住春天青黃不接的有利條件，向農民出售秋季所囤積的糧食。白圭“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經商策略，充分體現了物以稀為貴的道理。通過此種方法，白圭獲利頗豐。白圭在經商時，善于把握瞬間即逝的商機，司馬遷贊譽他“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白圭經商，賤買貴賣，但并非囤積居奇。白圭賺取的是合理利潤。白圭的經商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調節了商品的供需平衡，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第二，提前預測市場行情。白圭認為，作為一個成功的商人，必須具備提前預測市場行情的能力。這種能力不是一朝一夕養成的，需要豐富的商海經驗。白圭主要做農產品生意，在古代，農業收成的好壞與天氣息息相關。因而，白圭潛心研究中國古代的歷法，找出了一種行之有效的預測農業收成的方法。白圭認為:“太陰在卯，攘；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攘；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白圭依靠自己總結的提前預測市場行情的方法，在豐年時大量收購糧食，到災害之年出售，成為一名成功的商人。第三，薄利多銷。白圭做生意的對象主要是農民。農民收入有限，價格高昂的物品他們買不起。針對農民的消費特點，白圭制訂了“欲長錢，取下谷”營銷策略。所謂下谷，就是農民平常吃的糧食。這類商品價格波動較小，單位利潤不大。但是，民以食為天，農民對糧食的需求量是很大的。大的需求量當中蘊含著大的利潤。依靠薄利多銷的經營策略，白圭迅速發家致富。

　　二、豫商精神的發展

　　隋唐和北宋時期，中國結束了自漢末以來長達幾百年的混亂割據，重新實現了大一統。這一時期，社會穩定，為中國商業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大量水利工程的興建保證了農業生產的命脈，生產技術的進步提高了農產品及手工業品的產量。京杭大運河的修建溝通了南北水運，為南北方的商業來往提供了水上大動脈。遍布全國的驛站旅館不但為商人提供了溫馨的港灣，而且還是商業向偏遠地區發展的觸角。統一的貨幣制度為商品交流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平臺。中國的城鄉經濟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氣象。城市了出現了夜市及最早的銀行——柜坊，農村出現了定期舉行的草市。中國的商業跨出國門向國外發展，中國商人的足跡遍及當時世界上的主要國家。大量外國商人到中國貿易，與中國互通有無，進一步促進了中國商業的發展及中外經濟交流。真可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這一時期，作為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河南的農業和手工業也取得了長足進步，業已形成的豫商精神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為國出力是豫商精神的要素之一，這條要素改變了政府對商人的偏見。唐太宗就曾經昭告天下要求給予對國家有貢獻的商人獎勵。唐太宗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社會對于經商的成見，提高了商人的社會地位，鼓勵更多的人從事商業。農業生產本身比較辛苦，再加上這一時期農產品商業化程度較高，利潤豐厚，很多百姓紛紛棄農經商，投身商海，這就進一步擴大了豫商隊伍。

　　豫商精神中的誠信經營在這一時期得到了發揚光大。有個姓孫的豫商在開封經營酒店，依靠誠信打開了市場，吸引了眾多回頭客，因此受到了皇帝的嘉獎。一家樊姓茶樓的老板因拾金不昧而名揚天下。福建李氏在該茶樓飲茶，把貴重物品遺忘于此。事后李氏發現時人已在外地，遂認為不可追回。幾年后，李氏又到開封，碰巧又在該茶樓喝茶。在與友人的閑聊中，李氏說起了當年之時。茶樓老板聽到之后，就細問了李氏丟失物品的特征，李氏一一作答。答對之后，茶樓老板就歸還了李氏所遺忘的物品。茶樓老板的行為使得李氏驚嘆不已，當即拿出酬金，卻被老板拒絕了。老板說經商當以誠信為本。彼時的眾多文獻記載了豫商的誠信。《東京夢華錄》曾記載一事：“正店酒戶，見腳店三兩次打酒，便敢借與三五百兩銀器。以至貧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銀器供送。有連夜飲者，次日取之。諸妓館只就店呼酒而已，亦復如是，其闊略大量，天下無之也。”

　　有些豫商因為能夠預測市場行情，及時把握供求關系而發財致富。周景就是這類豫商的代表。汴河疏通后，周景預計汴河將成為商業流通的黃金水道，而在汴河周圍尚沒有一間倉庫。周景抓住商機，在汴河邊興建了一個大型的客棧——十三間樓。十三間樓既提供食宿，又提供存放貨物之處，且衛生安全。十三間樓很快引起了在汴河上來往的商人的注意，他們紛紛把貨物存放在這里，不時在這里食宿。周景靠十三間樓迅速成為一代富商。

　　南方的金橘清香味美，豫商為了賺取，不辭勞苦，千里迢迢將其運到開封。橘生南方，作為北方人的開封人此前并沒有吃過金橘。因而，起初，金橘在開封沒有打開市場。但是豫商并不失望氣餒。他們知道金橘的質量，相信一旦宣傳開來，金橘必然會暢銷。豫商通過關系將金橘進獻給宋仁宗的寵妃張貴妃。張貴妃在食用了金橘后贊不絕口。這樣，金橘依靠豫商的智慧得以進軍開封、河南以至北方。市場打開之后，如何保證金橘的供應則成為擺在豫商面前的一道難題。豫商經過多次摸索，找到了長久儲存金橘的方法。歐陽修的《歸田錄》留下了這樣的記載：“其欲久留，則于綠豆中藏之，可經時不變，云：‘橘性熟，而喜性涼，故能久也。’”

　　河南是京杭大運河的中心，京杭大運河把河南與中國其他地方有機地聯系起來。南來北往的貨物大都是先運到河南儲存起來，然后再通過運河轉運到其他地方。大運河的繁忙造就了更多的豫商。有些豫商與官府合作，用官船運送貨物。單干的豫商則成立自己的船隊，主營茶葉、絲綢、瓷器、漆器及南北方的特產。由于水路暢通，貨物吞吐量大，很多豫商的船隊都是滿載而歸。當時政府對于鹽業不征稅，一些精明的豫商從中嗅到了商機。他們投身鹽業運輸，在繁忙的大運河上找到了一條致富之路。可以說，當時京杭大運河的主力軍就是豫商。豫商帶動了河南經濟的發展，促進了中國南北的經濟交流。特別是在災荒的年份，豫商把富裕之地的糧食運到受災之地，一方面賑濟了災民，另一方面，也賺取了合理利潤，推動了商業的繁榮。《新唐書》對此有記載：“河南通商之后，淮南諸郡，米價漸起。”

　　開封和洛陽是當時河南乃至全國兩大著名的商業都會，在國際上的知名度也很高。開封當時有150萬人口，居世界第一，達官貴人如云。這些人生活奢侈，消費量巨大，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開封商業的繁榮。開封的商業突破了過去市坊分離的格局，打破了經營時間和地點的限制，通宵營業，隨處可見店鋪。大大小小的豫商抓住時機，在開封進行商戰。豫商為開封的繁榮和發展貢獻了力量，在開封的大街小巷、橋津渡口到處可以看到豫商的身影。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反映了開封的繁華，而圖中的諸多人物無疑是豫商。開封經濟的發達吸引了眾多外商。一些猶太人也前往開封做生意，他們帶來的物品主要是“西洋布”。“‘西洋布’就是棉布，中國人到14世紀才會種棉，因此‘西洋布’便是一種稀有的物品。”這些經商的猶太人在開封定居下來，一直延續到現在。目前，對于開封猶太人的研究已經成為國際顯學。這不能不說是河南商業史上的一段佳話。

　　洛陽在城市布局中突破傳統的桎梏，專門建立了商業區。洛陽市有三大商業區：南市、北市、西市，它們的規模很大，客商云集。南市方圓6里地，緊鄰著通濟渠，渠上百舸爭流，來往的商船絡繹不絕。進入南市的大門有12個，南市之繁華由此可見一斑。在三市內，店鋪密集，人流如織，各種貨物應有盡有。商業的繁華使得營業面積顯得緊張，一些聰明的豫商就在店外擺攤經營。在這一時期，豫商的權利觀念日益提高，他們意識到，要保護自己的切身利益，必須成立自己的組織。于是，各種行會紛紛成立，如米行、藥行、香行、谷行、絲綢行、瓷器行、鐵器行等。一些豫商順應經濟形勢的發展，迎合百姓的消費需求，開設了酒肆、旅店、小吃店等，這些都是過去所沒有的新現象。洛陽在豫商的推動下顯得日益繁華，很多外商也經常到洛陽做生意，洛陽遂成為著名的國際貿易城市。隨著外商的到來，基督教也傳入中國，這是基督教第一次入華。基督教徒在經商的同時也宣揚基督教義。洛陽憑借商業繁華引進了基督教，這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和豫商史上是個奇跡。洛陽對外貿易的商品主要是絲綢、瓷器和唐三彩。在當時的中國，絲織品的主要生產地不在南方，而在河南。河南的絲織品不但質量上乘，而且種類和樣式繁多。河南絲織品的集散地以洛陽為中心。來自歐洲、亞洲、非洲的商人在洛陽大量收購絲織品，而一些豫商則不失時機地把絲織品運往國外謀利。這些豫商外銷絲織品的地區主要是西域及其以西的國家，所以我們通常所說的“絲綢之路”也包括洛陽這條路線。從這個意義上說，洛陽是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

　　三、豫商精神的傳承

　　自南宋以來，中國的經濟中心南移，政治中心則轉移到北京。在歷次戰亂中，河南都是主戰場，且災害不斷。所有的這一切導致了豫商的衰落，盡管有懷慶府藥材商幫和鞏義康百萬家族的短暫輝煌。與明清時期崛起的徽商和晉商相比，豫商黯然失色。豫商衰落的根源不在于自身，而在于不利的客觀環境。在衰落的背后，歷史上形成的豫商精神不時閃現。它在堅持，在苦苦尋找破繭而出的良機。

　　歷史的車輪駛入20世紀80年代，此時的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這為豫商精神提供了傳承的氣候和土壤。一大批河南人傳承豫商精神，走南闖北，展示了新豫商的形象。目前，新豫商已經漸成氣候，在省內外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在河南本土，以三全集團的陳澤民、思念集團的李偉、方欣米業的夏富恩、白象食品的姚中良、雙匯集團的萬隆、好想你棗業的石聚彬、長通物流的夏青田、宇通集團的湯玉祥、新飛集團的劉雙銀、天冠集團的張曉陽、許繼集團的王紀年為代表的豫商，打造了一批在全國乃至世界上都叫得響的知名企業。這些企業傳承源遠流長的豫商精神，與時俱進，不但推動了河南經濟的發展，而且還為人口大省的河南提供了諸多就業崗位。

　　在廣東，豫商創辦的企業有9200多家，經營范圍包括房地產、物流、電子、食品、藥材、餐飲業、洗浴業、家具等多個領域。廣東的豫商大都白手起家。他們從底層干起，積累了生產經驗與原始資金，傳承豫商精神，一躍成為老板。廣州恒大集團董事長許家印、中山同益飾品有限公司總經理孫長江以誠信立足。廣東振威國際展覽公司董事長張學山、健康元藥業集團董事長朱保國以善于捕捉商機發家。珠海三合汽車維修公司董事長李慶軍、廣寧八一生態農場場長賈東亮靠勤奮刻苦終成大業。

　　在江蘇，依據企業發展的脈絡，豫商可分為四種。第一種是白手起家的豫商。這些豫商大都出身草根階層，依靠自己的勤勞踏實，一步步走到今天。第二種是從部隊轉業的河南人直接投身商海創辦企業。第三種是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河南人辭去公職從事商業。第四種是總部在河南本土，分公司在江蘇的豫商。南京偉豪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憲朋、南京卓寧工貿有限公司總經理卓俊、南京龍升私人健康會所董事長劉現偉、南京兆加億地毯公司總經理趙丙華是江蘇豫商的杰出代表。

　　在山西，有10萬豫商，其中身價過億的有50多人。山西是資源大省，來山西創業的河南人秉承豫商精神，在晉商的地盤上闖出了自己的天地。山西的建筑業基本被豫商壟斷，豫商是山西市政工程、路橋建設的領頭羊。山西的豫商很抱團，經常聯合爭取開發項目，很好地演繹了豫商精神。華嘉盛集團董事長彭家華、華通路橋集團董事長王國瑞、山西宏宇物資貿易有限公司董事長劉紅星、林州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長郭躍立、山西鼎盛房地產有限公司董事長萬福生、山西誠泰建筑公司總經理李建明是山西豫商中的佼佼者。

　　在陜西，大大小小的豫商有100萬人，僅西安一地資產過2000萬的豫商就有200家。陜西的河南人很多，大部分是在災荒的年月逃難過去的。可以說，陜西是河南人的第二故鄉。在陜西省會西安的大街小巷，隨處可以看到豫商的身影。在西安的大明宮建材市場、康復路零售商品集散地、貝斯特物流園區、朱宏路機電市場等著名的商業中心，豫商經營的品牌俯仰皆是。陜西的豫商“靠著實干和苦干贏得了他們客戶和更多人的信任，在他們身上顯示出了難能可貴的優秀企業家精神”。西安方瑞物業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軒洪亮、陜西金鷹玻璃有限公司總經理王廷發是陜西豫商的領頭羊。

　　豫商不但在國內東南西北四處征戰，而且還把觸角伸到國外。出國經商的河南人有45萬，分布于全球60多個國家，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伊朗、印度尼西亞、新加坡、泰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馬來西亞是豫商的主要集中地。在這些國家，豫商先后成立了河南商會。在國外的豫商，注重整體形象，通過他們，一批河南品牌得以揚名國外。

　　新一代豫商秉承豫商精神，對河南社會經濟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豫商為河南轉移了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把新技術引進到河南，促進了河南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豫商通過自身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河南城市化、工業化的進程。豫商把外省的新觀念介紹到河南，帶動了河南人思想的解放，觀念的更新，有利于河南的改革開放。

　　目前，河南吹響了中原崛起的號角。河南省提出要在國內外樹立新豫商形象，打造豫商品牌，提升豫商影響力。新一代豫商，必定會傳承豫商精神，在中原大地上留下深深的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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