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基礎探析論文
我國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基礎探析論文
摘要：
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正在成為推進我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客觀需要，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還缺乏系統的理論指導。在借鑒西方比較成熟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基礎上，應聯系我國作為全球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實際，來構建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
關鍵詞：
對外直接投資；西方；產業發展目標論
一、西方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對我國的借鑒意義
（一）西方對外直接投資微觀理論對我國的借鑒意義
西方對外直接投資微觀理論都是從企業的視角來研究對外直接投資問題的。總的來說，大致可以歸為三個主要類別：
1.優勢論：從海默的壟斷優勢論到巴克利、卡森的內部化理論再到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論，它們基本上都強調跨國投資要以具有一定的優勢為前提，利用對外直接投資作為手段來最大限度地發揮這種優勢，本質上都是一種“優勢利用論”。我們固然重視對外直接投資主體所要具有的固有優勢，然而，我們更要重視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對外直接投資來創造、發揚和鞏固我國在經濟領域的既有優勢。
作者認為，跨國投資企業的優勢具有動態性，即優勢可以在企業進行對外投資的過程中不斷積累。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不僅是企業實現優勢的活動，也是企業在更大的范圍內尋求優勢、發展壯大自己的活動。對于一國的企業而言，只要國外確實存在著可供自己利用的有利經營條件，而這種條件又是國內暫時沒有或不易取得的，企業就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來謀求這種優勢。國際上許多知名的跨國公司，如豐田、可口可樂、雀巢等一開始都是在具有相對優勢的情況下，通過跨國經營才成長壯大的。發達國家的大企業可以利用這些有利條件獲得發展的機會，使企業本身的規模和實力更為強大；目前我國規模較小的公司也同樣可以走出去，獲得和利用這些有利條件，實現從小到大的迅速成長，積累自己的優勢。
2.周期論：主要是指弗農的產品周期理論。作者認為，產品的生命周期是固有的現象，雖然目前我國在很多領域的產品創新上還處于落后地位，但是也有很多產品已經居于領先水平。這樣，以對外直接投資作為手段來延緩這些創新產品的生命周期，同樣也是必要的。
3.特色論：包括威爾斯的小規模技術論和拉奧的技術地方化理論。可以說，這兩個理論的主要著眼點就是發展中國家。作者認為，雖然它們具有較強的片面性，但是卻為經濟發展水平還不太高的發展中國家企業開拓國際市場提供了一條獨特的思路和一個外資利用的切入點。
（二）西方對外直接投資宏觀理論對我國的借鑒意義
西方對外直接投資宏觀理論主要是從產業或更高的視角來研究一個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問題。
1.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論和坎特威爾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它們雖然分別著眼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問題，但是，研究的思路是十分值得借鑒的。作者認為，產業問題或者說產業的升級、發展問題確實是關系到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和全球競爭力水平的重大經濟問題；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必須不斷地更新和發展，才能保證它的持久競爭力，對外直接投資無疑是一個國家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和發展的重要手段。正是沿著這一思路，作者在稍后提出了“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發展論”。
2.鄧寧的投資發展周期理論。作者認為，鄧寧的投資發展周期理論是典型的“線性階段模型”，而我國作為一個轉型期的發展中大國，有著復雜而獨特的經濟結構，這就注定了投資發展周期理論在我國的運用將受到極大的限制。至少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使該理論難以作出有說服力的解釋：
（1）我國的發展實踐與理論模型并不一致。投資發展周期理論的重要前提是“富國的今天就是窮國的明天”。事實上，世界經濟環境與各國國內經濟條件的變化快速而復雜，尤其是很多國家內部的經濟結構迥然不同，因此，用單一規律的發展階段理論模式來套肯定是行不通的。
（2）我國雙重二元結構的特征與投資發展階段的關系。我國作為一個地域寬廣的發展中國家，一方面，技術水平高的現代工業部門與技術水平低的傳統部門并存；另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高的東部與經濟發展較緩的西部地區并存。因此，雖然從總體上看，我國的技術水平和地區發達程度無法與發達國家相比，如果用這一理論來衡量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發展，還只能處于第二個發展階段，但事實上，我國有部分產業、部門、企業和地區已經具有了一些較強國際競爭力的產品和項目，尤其是我國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較快，完全具備國際化經營、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
雖然鄧寧的這一理論低估了我國現階段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能力和發展水平，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其對外直接投資（傳統有人稱之為“對外擴張”）能力總體上還是正相關的。正因為這樣，我們更有理由相信，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在不久的將來，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也會不斷地躍上新的水平。
3.阿。勃利茲諾伊利的過度資本積累論。這一理論打破了有人試圖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人口大國內建立完整而有效的相對封閉的經濟循環的幻想。由于經濟結構性問題的存在，現代經濟部門由于迅速發展而過度累積的資本，不可能投入到產品相對過剩的傳統部門來解決其勞動力過剩的問題。因此，即使這一結構難題仍然存在，開展對外直接投資仍是必要的。
4.誘發要素投資組合論。這一理論順應了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和自由化潮流，認為資本可以在市場因素的作用下自由地流動，說明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不為主觀意志所左右的客觀必然性，我們只有通過各種手段去調控和引導投資的流向。
二、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發展目標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基礎
發達國家現有的對外直接投資是在國內產業結構高度化基礎上進行的，國內產業結構高度化的率先實現為各微觀經濟主體建立國際生產體系創造了有利條件。而我國現階段對外直接投資并不具備國內產業結構高度化的先決條件或優勢；相反，是要通過國際生產體系的建立，來推動國內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國內產業結構的優勢將是對外直接投資的結果，而不是其前提。這種特定的宏觀經濟背景，決定了我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目標不應僅僅局限于微觀經濟主體自身經濟收益的增長，同時還必須體現國家產業政策的客觀要求，反映宏觀經濟發展的總體目標，即通過開展對外直接投資來帶動本國產業結構的重組和優化。
其次，西方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本質上是資本過剩的產物或者說是資本輸出的一種新形式，我們稱之為“資本過剩型跨國投資”；而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是在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開始的，不僅不存在資本過剩的問題，而且國內建設資金嚴重短缺。對于“非資本過剩型跨國投資”來說，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業務，其意義已經超出了企業投資行為的范疇。或者說，單純的投資微觀經濟收益已不能為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提供合理的解釋。因為只有在優化跨國投資產業選擇的基礎上，才能夠使得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不僅造成企業自身的利潤增長，同時也通過技術傳遞和市場擴展來帶動國內產業結構的改造，為推動國內產業素質的整體提高開辟新的有效途徑。
因此，作者認為，從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的角度來看，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趨勢不斷強化的今天，我們完全可以把對外直接投資作為我國提升和拓展產業結構的一個重要手段來利用。本文中，作者從國際分工和國際產業轉移的角度來闡述“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發展目標論”，并以此作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理論基礎。
（一）國際產業級差與產業梯度轉移
當前，知識經濟的大潮席卷全球，世界經濟正處于第二次產業革命向第三次產業革命發展的轉折時期，傳統的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的國際分工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日益下降，以現代科技為基礎的國際分工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迅速增加。
在跨世紀的經濟角逐中，競爭的實質和關鍵越來越表現為科學技術尤其是高新技術及其商品化、產業化的競爭。發達國家為了保持經濟持續發展，紛紛推出經濟現代化戰略，增加對科學技術尤其是高新技術的投入，不斷加速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使之成為經濟增長中最活躍的因素和最主要的推動力量。
與此同時，發達國家基于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利用國際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等手段，不斷把低級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20世紀40年代之后，發達國家向勞動力價值低的發展中國家轉移產業成為一種趨勢。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發展中國家會在同一時間接受相同技術水平的相同產業。對于移入產業國的選擇，通常取決于發達國家全球經濟戰略的考慮；此外，移入國家的一般工業基礎和勞動力成本也是其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它往往要求對象國有較低的勞動力價值，尤其是熟練勞動力價值，以降低生產成本，實現盡可能多的超額剩余價值或超額利潤。
總之，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產業轉移不是隨意移入某一個國家的隨機運動，而是自覺選擇適當移入國的有序過程。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產業通常表現出梯度推進戰略。首先，從產業層次來說，它總是先移出輕紡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爾后，逐漸移出鋼鐵、石化、冶金等資本密集型產業；其次，從地區層次來說，先以具備一定工業發展基礎的國家和地區為重點，然后逐漸擴大到其他國家和地區。產業層次的推進和地區層次的推進是緊密相聯的。
當前，發達國家國內產業正處于由一般技術密集型為主向高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為主轉變。早期接受產業轉移的國家和地區，成為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它們的現代工業部門已經大部分處于資本密集型階段或重化工業階段，勞動密集型產業即輕紡工業產品生產已開始減少，技術密集型產業如汽車、電子等工業部門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日益上升；近年來剛剛接受產業轉移的國家，其現代工業部門大部分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剛剛起步，處于半工業化國家水平，它們的發展目標是在今后數十年內進入中等發達國家的行列；至于那些尚未接受產業轉移的國家，現代工業部門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很小，整個社會仍處于傳統經濟的狀態。
至此，一個由發達國家到新興工業化國家再到半工業化國家，然后到落后國家的完整的國際產業梯度轉移格局業已形成，國際產業級差的實質是技術的差距。國際產業轉移成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經濟聯系的主要紐帶。
（二）后發國家傳統產業發展模式的缺陷
我國正處于從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的轉軌過程之中，現代工業部門大部分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剛剛起步。從國際分工與國際產業級差的角度來看，我國基本上屬于半工業化國家這一層次。
經濟發展理論表明，經濟落后的國家要想達到先進水平，必須利用后發優勢，采用跨越戰略，從本國的實際出發，用最先進的技術來解決本國經濟發展的各種具體任務，以科技水平的提高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并帶動整個經濟結構的變化，即產業的高度化。這是技術落后國家縮小差距、趕上技術發達的先進國家的唯一途徑。
傳統的理論認為，實行進口替代戰略是后發國家實現其產業結構升級的一種主要手段。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在本世紀30年代末期提出的“雁行模式說”正是這一理論的典型代表。這一理論的要旨在于進口替代，即實現資本品對消費品的替代、中間品對最終產品的替代、生產技術對生產產品的替代，最終建立起與發達國家相同的產業結構。
另一種觀點認為，落后國家實現趕超戰略的一個重要手段，是要運用各種優惠政策大力吸引外資、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同時，國家要相應制定正確的`外資政策，逐步提高外資進入的技術壁壘，以實現國外先進技術的持續流入，促進國內高技術產業的發展，帶動整個產業結構的升級。
其實，從國際產業轉移的現實情況來分析，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產業一般都是成熟產業，其轉移的方向總是滯后于其國內產業結構成長的階段。作者認為，發達國家真正的高新技術既不可能被“替代”，也不可能被“引進”，發展中國家制定的“進口替代戰略”與“引進外資戰略”充其量只能說是發達國家實行的主動轉移產業戰略的一種催化劑。
韓國經濟學家金泳鎬提出了一個技術二重差距理論，對于理解產業轉移對發展中國家的意義很有啟發性。技術二重差距表現為技術的低轉移差距和技術的低熟練差距。前者是指相對發達國家向欠發達國家轉移的是相對過時的技術；后者是指欠發達國家缺乏技術熟練的工程師和工人，相對于轉移技術的吸收能力不足。金泳鎬假設移出國的技術指數為100，移入國的技術指數為60，而所轉移技術的指數為80，低于移出國技術指數20，即為低轉移差距；而移入國的技術指數低于所轉移的技術指數20，即為低熟練差距。當移入國經過技術模仿達到80單位技術指數時，移出國的技術指數已經升至120單位，技術差距將長期存在，產業級差不可能消失。
總之，后發國家實行的“進口替代”與“引進外資”戰略，都只是利用了國際產業轉移這一客觀規律，其實質仍然是被動接受發達國家所轉移的落后產業。它對后發國家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和傳統產業的提升雖然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不能消除固有的產業級差。可以說，利用這兩種手段并不能完全實現落后國家利用“后發優勢”實現“趕超戰略”的目標。落后國家要想盡快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發展高級產業，必須打破現有的被動接受產業轉移的格局，主動面向國際市場，實行一種“迎頭趕上”與“捷足先登”的高戰略。
（三）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發展的新戰略
考察傳統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無論是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小島的邊際產業論，還是海默的壟斷優勢論和伯克萊與卡森的內部化理論，大都是以發達國家跨國企業的利益最大化作為分析起點的。即使作為西方跨國公司理論之集大成者鄧寧的折衷論，也是根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私營企業對外投資行為提出來的。而發達國家作為工業革命的策源地，技術進步速度快，產業結構轉換力強，在世界經濟體系中處于產業結構高度化的領先水平。相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它單個企業的優勢基本上代表了其產業的整體優勢。因此，這些理論都是以一定的優勢作為前提，緊緊圍繞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和利用這種優勢而展開的。從國際產業轉移的角度來看，都是“順梯度投資理論”，其實質是相對發達國家的“產業優勢充分利用論”或“產業優勢再利用論”。
但是，對于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我國這樣的半工業化國家而言，其國內產業并不具有象發達國家或新興工業化國家那樣的優勢。如果完全局限于這些理論的束縛，把這些理論當作經典和教條，不敢越“雷池”一步，那么，只怕永遠也擺脫不了作為發達國家淘汰產業的被動接受者的地位，永遠也逃避不了“引進-落后一再引進一再落后”或者“替代-落后一再替代一再落后”的陷阱，完全落入發達國家落后產業戰略轉移的算計之中。因此，后發國家要想真正實現“趕超戰略”，就必須突破這些理論的局限，立足本國的實際條件，采取適當的方式大力發展“逆梯度”型對外直接投資，主動獲取世界最新技術，促使國內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
當然，一個國家只要不是處于產業梯度的最底層，那它總是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我國作為半工業化國家，相對于落后國家和地區，就屬于這種情況，從這方面來說，以上理論也不乏一定的借鑒意義。因此，作者認為：我國應該按照以下兩個目標，從兩種不同的方向大力發展對外直接投資，以充分發揮其對我國產業結構發展的促進作用。
1.產業提升目標論
目前，我國已經建立起了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在某些領域已經接近或處于世界先進水平。但是，我國科技的商品化、產業化程度很低。
按照產業提升的目標，我國應該大力發展對發達國家技術密集型產業，特別是那些高新技術含量大、產品附加值高的產業投資。例如，通過直接投資于發達國家的科研機構和技術開發企業，購并具有較高科技水平的公司，或者與之合資建廠、興辦企業等手段，一方面，利用交叉轉讓、聯合研究開發項目等形式，獲取最新的高科技，以此來促進我國國內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和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另一方面，通過技術密集型國際生產體系的建立，使之形成對我國國內產業結構高度化的直接牽引，從國際生產的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推動我國產業結構的高度化。這方面我們已有成功的案例，比如“三一重工”集團通過在美國、德國設立分公司，利用當地的科技人員研究、實驗、收集科技項目和信息，匯集投入到國內生產過程，創造出了代表國內一流技術的建筑機械。
從資金方面來說，我們也有這方面的機遇可以利用。“為防止國內經濟出現衰退并提高出口產品生產力和競爭力，需要繼續大力引進外國資本和技術。但國內的本幣資金和外幣資金卻出現大量閑置狀態，不能被投資者所充分利用。不得已，只好每年拿出大量的外幣資金去購買國外債券。這種間接投資方式，雖然換回了60-70億美元的債券利息，但是對這種極短缺的外幣資源來說仍然是一種嚴重浪費。只有投入到生產過程的直接投資，擴大技術和市場開發縱深，才是有效利用外匯資源的有效途徑，才能糾正國內產業和經濟結構失衡問題。在國內項目可行性偏低的條件下，理應加大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由此帶動本幣資金和其它勞動要素的外向投入。”
2.有限優勢利用論
一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包括兩個方面：第一，不斷開辟新興產業，實現產業的高度化；第二，對傳統的、落后的產業實行改造甚至淘汰。
我國要充分利用在國際產業梯度中的相對級差優勢，大力發展對落后國家的投資。雖然相對于發達國家的對外投資所具有的優勢來說，半工業化國家所具有的這種優勢是局部的、相對的，是一種“有限優勢”，但是，我們必須大力利用這種“有限優勢”，一方面充分地實現這類產業的“轉移價值”；另一方面，為國內高級產業的發展騰出足夠的空間，促使生產要素向這類產業轉移，以培育和扶持新興產業的成長。
關于后發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現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早就有過這方面的論述：“從1848年起在德國開始了工商業的高漲，鐵路的加快建設，電報和海洋航運業的發展。盡管這些成就還不及當時英國以至法國所達到的成就，但它們對于德國說來卻是空前未有的，它們在二十年帶來的成果比以前整整一個世紀還要多。只有到這時，德國才完全和最終被卷入了世界貿易。工業家的資本迅速增加了……，最能表明工業繁榮的投機事業廣泛發展……在十五年以前，德國鐵路還曾向英國企業主請求援助，而這時德國資本—一卻已經在俄國和羅馬尼亞修筑鐵路了。”[4]
以上從國際分工的角度和促使我國產業結構提升這一目標出發，對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發展方向進行了探討。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應作為國家產業政策的主要內容之一，使其成為我國產業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基本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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