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文明的鏡像的優秀論文
摘 要：中央電視臺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在展示飲食文化的背后，創造性運用鏡頭語言構造出文明的鏡像，聚焦于自然與人類社會、傳統與現代、個人與歷史等人類文明與當下激蕩時代脈搏的二元對立因素。本文試以《舌尖》第一集為例，分析其鏡頭語言是如何對自然與傳統文明進行展現與致敬的，在自然與人類社會、傳統與現代對比和對話中，挖掘文化自覺意識與關注構建主體，啟發我們新的思考。
關鍵詞：自然 傳統 現代 視聽語言 文化自覺 主體構建
由中央電視臺紀錄頻道設置的七集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以下簡稱《舌尖》)自首播以來，引起廣泛贊譽和熱烈反響。在當今眾聲喧嘩的文化轉型期，紀錄片進入主流文化、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爭斗互動的多元場域之中。《舌尖》在鏡頭語言的創新和運用中記錄著社會現實境況和人類未來的精神需求，成為啟發主體建構與文化自覺意識的文明鏡像。
《舌尖》第一集在展示中國美食、文化及人與自然故事的深層次背后，以大氣磅礴、翰墨華章又詩情畫意、溫情樸實的鏡頭語言聚焦于人類文明與當下激蕩時代脈搏的二元對立因素：自然與人類社會、傳統與現代、中國與世界、全球與本土、期許與批判、個人與歷史等等。本文著重分析《舌尖》第一集的鏡頭語言是如何在這種對立、對話中展現現實實踐中的文化自覺意識與現代性追求中的主體構建的。
一、自然與傳統文明的詩意展現與溫情致敬
“中國擁有眾多的人口，也擁有世界上最豐富多元的自然景觀――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線。”《舌尖》以“陰陽割昏曉”的壯闊美景開篇，從千變萬化、雄偉瑰麗的全景，到人們采集、撿拾、挖掘、捕撈的近景，生物勃勃生長的特寫快速切換，鏡頭筆鋒飄渺，墨騎縱橫。
品味了氣勢磅礴、一瀉千里，又振奮開闊、生機勃勃的史詩畫面后，廣角鏡頭帶我們來到云南香格里拉的原始森林，我們跟隨著攝像機的“擺拍”與“補拍”與卓瑪和媽媽一起走進郁郁蔥蔥的深山采摘松茸，攝影機運動始終與卓瑪的行進保持同步，并始終將其保持在畫面的視覺中心，表現著對卓瑪的積極認同。隨著卓瑪保護松茸，小心翼翼地掩蓋著菌坑的近景切入，我們與卓瑪產生空間上的接近、參與和滲透，有著強烈的認同感，與牧民一起延續著自然的饋贈。
在風吹竹林的仰拍畫面過后，竹筍破土而出的長焦鏡頭切入，微距攝影將冬筍的天然圖案以及與肉類搭配的美妙平衡表現得非常唯美。畫面在延時攝影的竹林鏡頭過后，切換為老包挖筍的仰拍畫面。故事敘述間隙切入延時攝影的鏡頭，仿佛是一部樂章中的詩意間奏，連接著樸素的勞動生活和悠久的歷史。在逐格拍攝的帶有視覺奇觀感的全景空鏡頭的`不斷切入中，“一路向西南1500公里，走進柳州盛夏的竹林”，時空流逝，從雨季進入十月，進入長江中下游兩江平原的秋季，圣武和茂榮開始挖耦，又進入冬至、大寒，是云南“老黃父子制作火腿的最佳時間”，吉林查干湖的漁民也開始捕撈，進入新年的第一天，石把頭獨自上冰，期待著來年冰湖里的饋贈。
《舌尖》向我們講述了“卓瑪采松茸”“老包的冬筍”“嘉魚縣采蓮藕”“林紅旗捕魚”等故事，這些看似獨立卻銜接順暢的故事，從云貴到江南，以連貫的氣場和意境“穿越四季”，正是本集敘事的詩意所在。角度的不同、光影的變化、焦點的虛實、運動的組合，正是鏡頭見滑動的樂思與詩情。
影片即將結束，不斷重復出現的卓瑪和媽媽行走的畫面，老包尋找四年生的竹子、圣武和茂榮挖藕、漁民在冰面趕車等鏡頭是片中少有的節奏較為緩慢的幾個鏡頭，其實這正是依靠自然饋贈為生的人們真實的生存狀態，他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進行著沉重繁復的勞動。在他們艱辛的勞動過程中，我們看到的是井然有序的動作與溫和從容的表情，感受到的是遵守自然規則的平和與堅忍的生活態度。體力勞動是他們的求生方式，他們擁有著普通的社會地位，但體現著人類社會從古至今付出勞動與智慧、不屈不撓面對生活的尊嚴。
《舌尖》在片中與片尾也創造性地運用了在廣告片和宣傳片中使用較多的超現實的造型鏡頭，創造了紀錄片的詩意。片尾，老魚頭站在冰上背對鏡頭望向遠方勞動場景的全景焦點鏡頭，老包、阿亮夫婦、老黃父子、卓瑪母女、圣武和茂榮……一張張面對鏡頭的笑臉，從求生、果腹到藝術，體現了我們對實用理性和樂感文化的中國傳統智慧的致敬。這些擺拍的鏡頭抽離了記錄事件的語境，體現了古典現實主義的主體介入和深度真實，飽含了敬意和留戀，在這種生死、絕望、掙扎、祈盼和夢想的原始的生命體驗中，沒有悲情與懷
舊，使某一生命個體和文化現象更接近其生命本質，以純粹的造型方式詩化了現實，展現人類文明進程中的命運變遷和心靈變遷，留給了我們思考的空間。
二、自然與人類社會、傳統與現代文明圖景的對比
當下，許多影像藝術有意無意將它觸碰到的社會命題消解，呈現的只是一種充盈著苦情的暖意、悲憫的溫情，一種為了生存而必需掙扎的生活印證偉大的人類精神的老舊的表達。
《舌尖》在對自然與傳統文明的詩意展現與溫情致敬中，并沒有以烏托邦式的愿景掩蓋詩意背后的生存艱難與社會現實。
《舌尖》在自然與人類社會、傳統與現代、中國與世界、全球與本土、期許與批判、個人與歷史的二元對比中，抵達深度真實。既沒有將個人的生存掙扎與現實境遇在母親或親情的遮蔽之下轉移，也沒有孤芳自賞于傳統飲食文化的韻味與真誠、在對自然的原始崇拜與傳統文明的追憶中無望地沉默，更沒有在對理想人文生活的向往中妥協，被迫流落到原始的大自然尋找人類與自然相處的原始的淳樸與尊嚴，而是用坦然和豁達的態度在文明的多元對話中，秉持著紀錄片的本質屬性與社會功能，樂觀積極地追尋生命的個體意義與文化的集體自覺，在對比中引發對理想文明狀態和主體構建的思考。 《舌尖》第一集2分56秒中，一個前跟且晃動的全景畫面與俯拍畫面呈現出卓瑪“一般走一公里的路才能
到一朵松茸”的艱辛以及找到松茸的喜悅，在卓瑪和媽媽挖掘松茸并發現松品質不好的長焦鏡頭和卓瑪的近景中，我們感受到人在自然規律面前的渺小無力以及人類為了得到自然的饋贈所付出的勞動。在卓瑪面對鏡頭無奈地說出“以前的產量是很多，但是價格很高”過后，鏡頭迅速切換為城市高檔餐廳名廚刀下的松茸特寫，廚師擺放松茸的中景，以及碳烤松茸的特寫，配合以電視廣告的快速剪輯拍攝手法與局部特寫，恰到好處的光影、角度精巧的構圖以及輕快的現代風格音樂，表現出“松茸屬于野生菌中的貴族”這一段解說詞。這是《舌尖》第一次出現自然與城市、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的對比。在這兩種拍攝手法、光線以及色彩色調、音樂的強烈反差中，我們感受到的也許不僅僅是在藏民漫長艱辛的尋找過程之后，“稍經炙烤”的松茸就可達到1600元的價格，以及“遠離自然的人將此物視若珍寶”似乎多少帶有碳烤技術和高檔餐廳的價格衡量的差別，更有一份鄉村與城市速度、價值衡量如此鮮明對比的復雜情愫。
緊接著，我們隨攝影機一起進入凌晨的吉迪村朦朧的黑暗中顯現出村民出發前的焦灼畫面。隨后，畫面在卓瑪母女的后跟拍中景、一家三口騎著摩托的全景到駛向深山的遠景切換中，開始了尋找松茸之旅。在無數個這樣從凌晨到白天的尋找挖掘過后，我們還沉浸在卓瑪對母親的身體擔心的畫外音中，音樂停止，酥油煎松茸的畫面特寫漸現。一系列誘人的松茸特寫畫面配合上揚的音樂節奏，一句“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樸素的烹飪方式”，物盡其性的自然之味似乎在告訴我們繁華落盡見真淳的道理。緊張快速的音樂節奏聲漸起，在村民們為了收入異常辛苦并爭先恐后接
受城市文明對村民勞動成果的嚴格的等級制度審查的畫面后，6分18秒處，鏡頭迅速切換為繁華高效的城市車間加工松茸的升格畫面。
遙遠的吉迪村，卓瑪并不知曉在產地80元的收購價與6個小時后在東京市場700元的價格之差意味著什么，但我們在同村人勞動成果得到簡單回報而滿足的畫面與卓瑪焦急近景的快速剪輯切換中，理解了一個勞動者最樸實的心愿，她對生存的焦慮更具直達人心的力量。
伴隨著悲情的音樂，38分37秒，攝影機跟隨著京族萬漁村最后五個會高蹺捕魚的人的足跡運動，鏡頭上搖，切換為漁民勞動的仰拍畫面。隨后，漁民從景深出走來，切換為中景。在漁民腳踩高蹺捕魚的全景運動鏡頭中，運動的攝影機始終將每個漁民保持在畫面的視覺中心，仿佛是對這個似乎置身于歷史與現代文明的進程之外，并且即將消逝的群體中的每位成員進行的一次深情的注目禮。這種利用個人史巧妙承擔社會史的結構與拍攝方式從根本上體現了小人物―大背景、個體――群體、歷史――當代的辯證思考。
極具膨脹、爆炸的都市場景，摩天大樓，消費的人流，高檔餐廳，加工市場，這些“現代”生活范本在片中始終以升格畫面呈現，我們故事的主角從未出現在這流光溢彩的畫面中，二者似乎沒有共同的畫面和價值空間。然而，二者升格與延時攝影的對比、色調光影的對比。景別運動的對比、臺詞的闡釋都是本片對社會現實的文化表達。當廣西阿亮很自然地推掉客人的訂單，“老包使用價格高出20倍的遂昌冬筍，因為在老包的眼里，這些不過是自家毛竹林里的一個小菜而已”，”無論多么大的藕田，也沒有任何機械化的采藕工具”，“交通和技術的進步，已經使鹽成為成本極低的商品，但我們仍然認為諾鄧鹽是自然賜給山里人的一個特殊禮物”。無論是東京超級市場還是北京高檔餐廳，其原料都來自于自然的饋贈和人類未被異化的勞動。
三、對話中文明的自覺與主體構建
《舌尖》將自然、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圖景進行對比，正如巴赫金所說：“文化，就如同一個審美主體，要充分實現自我，就必須在與他者的對話中，克服生活中的主體在倫理和認識意義上觀察別人、觀察自我的片
面性，力求全面、整體地把握主體，在相互的價值體系交換和對話中，建構主體。”
以往堅守精英文化意識的紀錄片，在關注普通百姓時著重表現他們的苦難、掙扎，投注自己的悲憫意識和拯救熱情，對他們進行啟蒙，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實現自己的社會理想。然而，《舌尖》在記錄歷史變遷與社會轉型的時候，不是從國家意志與精英文化立場出發，而是從與人類社會發展一脈相承的農業文明出發，大眾
文化多元文明對話，走向更廣闊厚實的歷史文化中。片中故事的主角出現時，在畫面中始終占據絕對的視覺中心，還有主觀視點鏡頭數次出現在故事主角判斷準確后的勞動畫面以及享受勞動成果的畫面中，意味著普通百姓不僅僅是物質、價值的生產者，也是價值和文化的享有者。正如《烏托邦》等著作中提到的，當這個社會需要物質生產來維系時，最理想的人類狀態是每個人以最擅長的方式參加物質生產，都享有物質和文化產品，都能自由創造。
《舌尖》以創造性的鏡頭語言展示、構造出文明的鏡像，啟發我們思考：在人類社會、文明的變遷過程中，我們的自然、傳統文明發生了什么變化?并且在這一變遷過程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在未來，能否發現創造一種新的召喚與可能?正如戴錦華所說：“今天，我們缺少的是夢想和想象，如果我們對曾經和當下的文明形態有批判，有期許，那么，我們需要去想象，需要去建構，哪怕從烏托邦開始，從愿景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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