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怪圈的《紅樓夢》研究論文
《紅樓夢》的研究機構俗稱“紅學”，而研究《紅樓夢》的人們，自然俗稱“紅學家”了。最早的“紅學家”自然是脂硯齋等人，但真正把它當成一件事來做，是從民國初年的胡適、馮其庸、蔡元培、俞平伯開始，往后較為活躍的還有周汝昌、土默熱、蔣學森，以及臺灣的余英時等，至今百十年中，“紅學家”研究《紅樓夢》，主要就是依靠這些資料進行的。
胡適、馮其庸那茬人對《紅樓夢》的研究還是比較規矩的，先不說成績大小，至少是把它作為一個嚴肅的'學術問題對待的，無論考證派，還是索隱派、評點派，都依理依據，后來大家所知道的一些有關《紅樓夢》的信息，也主要是那段時間研究出來的：《石頭記》怎么就變成了《紅樓夢》；書中人物名字的諧音皆有他指；《石頭記》前80回由曹雪芹原作，后40回卻是由高鶚續完的；書中榮、寧二府暗指什么，又象征著什么；作者曹雪芹的籍貫、家族，以及曹雪芹是在什么情況下如何寫作該書的……這些成果都讓人們不得不嘆服，那是真學問，研究《紅樓夢》就該這么個研究法。
可是《紅樓夢》寫得再好，也不過一本小說而已，字里行間該研究的、能研究的都研究過了，怎么辦？許多“紅學家”們為了石破天驚，只得另辟蹊徑，專往那犄角旮旯里研究，充滿了穿鑿、猜測和附會：大觀園里的人們經常聚在一起喝茶、喝酒，他們喝的是什么樣的茶葉？每個人茶葉放多少？用什么茶具？泡茶的水是自來水還是泉水？喝酒喝的是米酒、黃酒，還是白酒？每個人酒量怎樣？賈寶玉在薛姨媽處為什么要喝兩碗雞皮湯，而不是喝一碗或三碗？為什么是雞皮湯而不是別的什么湯？——“紅學”會長馮其庸教授把這種研究稱為“非學術和非道德的喧鬧”。說到底，小說畢竟是作家的虛構，即使文本中的某些情節、某個人物于現實生活中有過原型或參照，經過藝術加工后，也已經遠遠不是“這一個”或“那一個”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再去費力研究那些本就不存在的事件和人物身上所附著的東西，也太荒誕無稽了吧！
還有些所謂的“紅學家”研究《紅樓夢》既不考證，又不索引，也不評點，而是胡亂猜測，充分臆想，要么把《紅樓夢》中的某個人物混為現實中的某個人物，以便引起人們的驚奇和“恍悟”；要么采取枝椏不斷伸展的方式，對《紅樓夢》中的所有人物肆意地進行曲解、歪解與惡解，以顯示自己在“紅學”研究上的與眾不同。比如，就有“紅學家”讀完《紅樓夢》后便推測出薛寶釵會改嫁賈雨村、柳湘蓮兵臨城下元春奉旨自殺；研究者馮蜂鳴將李清照的形象、才華、性格、愛好、身世經歷、詩詞文賦以及歷代名士對李清照的評價仔細分析后得出“林黛玉就是李清照”的影射；有人認為賈寶玉的原型是廢太子胤礽，或者是詞人納蘭性德；正如魯迅先生所說，一部《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如此這般地研究下去，只能注定越研究離《紅樓夢》就越遠。
實用主義者從《紅樓夢》里讀到的是另外的需求：根據《紅樓夢》里對酒的描寫釀出了“紅樓夢酒”；《紅樓夢》里經常吃飯，稍加留心，便制出了“紅樓夢食譜”；林黛玉、薛寶釵，還有其他人物不是經常生病要吃藥嗎？讓那些藥方也服務于現代社會吧；大觀園景色宜人，那就按圖索驥，在現實生活中再造一個大觀園……走進書店，充斥我們眼球的有關“紅樓”的書不勝枚舉：《職場紅樓》《亂燉紅樓》《王熙鳳執掌紅樓36招》《醫說紅樓》《紅樓服飾》《紅樓收藏》《紅樓女兒的現代生活》……
余秋雨先生在《六百年郁悶》一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有不少《紅樓夢》研究者喜歡從書中尋找與歷史近似的點點滴滴，然后大做文章，甚至一做幾十年。這是他們的自由聯想，但是，如果一定要斷言這是作者曹雪芹的意圖，那真要為曹雪芹叫屈了。作為這么一位大作家，怎么會如此無聊，成天地在自己的天才作品中按釘子、塞小條、藏啞謎、挖暗井、埋地雷？在那些研究者筆下的這個曹雪芹，要講歷史又不敢講，編點故事偷著講，講了誰也聽不懂，等到幾百年后才被幾個人猜出來……”
就這樣，為了達到各自不同的目的，曹雪芹和他的《紅樓夢》在“紅學家”們的手中，被不斷地揉來搓去，早已是百孔千瘡面目全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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