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古文獻學的傳承的論文
我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有著豐富的文化遺產(chǎn)。在這個豐富的文化遺產(chǎn)寶庫中，作為古代文化特別是思想文化載體的文獻典籍占據(jù)著重要位置，其數(shù)量之多、流傳之久世所罕見。我國不僅有豐富的古代文獻典籍，還有整理、研究、利用這些文獻典籍的悠久歷史，在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成果和經(jīng)驗，總結出有益的理論和方法，逐漸形成比較完整的古文獻學。古文獻學對于我國古代文獻典籍的保存和流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能否繼承和發(fā)展中國古文獻學，是關系我國豐富的古代文獻典籍存亡的大問題。如果沒有正確的古文獻學理論和方法，古代文獻典籍將會面臨兩種后果：或者任其錯亂、散佚，日漸消亡；或者亂加整理、妄加竄改，歪曲歷史、貽誤后人。這兩種后果都將使古代文獻典籍遭受難以估量的損失，對傳承和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非常不利的。不久前，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了《關于實施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發(fā)展工程的意見》。實施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發(fā)展工程，發(fā)展古文獻學、加強我國古代文獻典籍整理編纂出版工作是重要基礎。
古文獻學涉及古文獻的搜集、甄辨和對內(nèi)容的準確理解
古文獻學是關于古文獻閱讀、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學問。古文獻在形式和內(nèi)容兩方面的特點，決定了古文獻學是個交叉、兼綜的學科。古文獻就形式而言，包括語言文字和版本形態(tài)，涉及中國古代語言文字學和古籍版本、目錄、校勘、輯佚、辨?zhèn)巍⒕幾雽W等。就內(nèi)容而言，分具體和抽象兩個方面，具體方面包括人物、史實、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歷算、樂律等，涉及自然和社會、時間和空間諸多方面的考實；抽象方面主要指思想內(nèi)容，需要結合語言文字和具體內(nèi)容由淺入深地剖析探求。按學術性質(zhì)來分，古文獻學又分為考據(jù)之學和義理之學。有關形式方面的文字、音韻、訓詁、版本、目錄、校勘、輯佚、辨?zhèn)沃T學以及有關內(nèi)容的考實之學均屬考據(jù)之學；有關思想內(nèi)容的剖析探求屬于義理之學。
從古文獻利用的角度分析，古文獻學涉及古文獻的搜集、甄辨和對內(nèi)容的準確理解兩個方面。搜集、甄辨與目錄、版本、校勘、辨?zhèn)巍⑤嬝嘘P。古籍目錄是考察文獻和治學的門徑。由于我國傳統(tǒng)目錄具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特點和優(yōu)良傳統(tǒng)，其在讀書、治學、傳承文化方面的指導作用尤為突出。版本學涉及文獻版本的鑒定和流傳源流的考察，讀書、治學、傳承文化應依據(jù)可靠的善本。校勘是借助有關理論和知識，運用相關文獻比對、綜合考訂的方法，以極其審慎的態(tài)度校正古文獻在流傳過程中產(chǎn)生的種種錯誤，包括字句的訛誤、篇章的錯亂等，以期恢復文本的正確面貌。校勘的意義十分重大，它是取得正確文本的重要手段，是讀書、治學、傳承文化存真求是的先決條件。辨?zhèn)斡歇M義、廣義之分：狹義辨?zhèn)蝺H指關于書籍本身包括名稱、作者、年代等方面真?zhèn)蔚目急妫粡V義辨?zhèn)纬酥猓�包括書籍內(nèi)容真?zhèn)蔚目急妗１鎮(zhèn)问且豁楄b別史料的基礎工作，也是讀書、治學、傳承文化考信求真所必需。輯佚是從傳世的有關文獻中鉤稽、輯錄已經(jīng)散佚的整部古書或現(xiàn)存古書中遺失的內(nèi)容，具有拾遺補缺的作用。
對古文獻內(nèi)容的準確理解，包括三個層次：一是對古文獻的語文解讀，二是對古文獻的內(nèi)容考實，三是對古文獻的義理辨析。古文獻的語文解讀在古文獻學中居于基礎地位。古文獻是用文字記載的以書面形式存在的文本，也就是說古文獻是以書面語言為載體的。因此，要了解古文獻的內(nèi)容，必須從弄懂語言文字入手。語文解讀包括認字、讀音和釋義，涉及文字學、音韻學和訓詁學。中國古文獻學有一個優(yōu)良傳統(tǒng)，就是以小學為中心。所謂傳統(tǒng)小學，狹義指文字學，廣義則包括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中國古籍目錄，從漢代到清代，小學類書籍一直附屬于經(jīng)部，作為通經(jīng)的工具書。古文獻的內(nèi)容考實是指對古文獻具體內(nèi)容的各個方面如人物、史實、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歷算、樂律等的.實事求是的考證，直接關系到對古文獻內(nèi)容的準確理解。義理辨析是古文獻解釋的靈魂。義理與文義有別，文義是文獻語言的字面意思，這屬于語文解讀所要解決的問題；義理則指文獻語言所表達的思想，這是義理辨析所要解決的問題。義理辨析是對古文獻內(nèi)容理解的最后一個環(huán)節(jié)：即在語文解讀和內(nèi)容考實的基礎上，對古文獻的內(nèi)在意義進行準確的理解和詮釋。只有完成義理辨析這一環(huán)節(jié)，才算得上對古文獻由淺入深、由表及里的完全理解。
運用古文獻學閱讀、整理、研究和利用古文獻
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特別是其中的思想文化，離不開對其載體――古文獻的準確把握和理解；而對古文獻的準確把握和理解，又必須憑借古文獻學的理論和方法。可見，古文獻學對于傳承和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為了更加深入認識這種重要意義，我們不妨舉兩個具體例子。
例一，利用敦煌寫本校正《高適集》傳世諸本的錯誤。
高適是唐代著名詩人。《高適集》傳世諸刻本及清影宋抄本有《登百丈峰二首》，此詩敦煌殘卷伯3862題作“武威作二首”，按以敦煌寫本為是。第一首首句，傳世諸刻本及清影宋抄本均作“朝登百丈峰”，而敦煌殘卷伯3862是“朝登百尺烽”，也應以敦煌寫本為是。“烽”即烽火臺，西北河西走廊至今仍有遺跡，相當高大，素有“百尺”之稱，如李益《暮過回樂烽》有“烽火高飛百尺臺”句。高適此詩本作“百尺烽”，應該是后代中原人不諳熟“烽燧”的形制，因而不知“烽”指烽火臺，所以錯誤地將其改為形近的“峰”字。既改為“峰”字，則“百尺”高度與山峰不相稱，又錯誤地懷疑其文字有誤，進而改為“百丈”，致使一錯再錯、面目全非，隨后又改詩題，將“武威作”妄改為“登百丈峰”。
“烽”訛混為“峰”，在唐詩中經(jīng)常見到，原因都跟這差不多。如前面提到的李益《暮過回樂烽》，因詩中有“烽火高飛百尺臺”句，受其牽制，題中“烽”字沒有被妄改；但其《夜上受降城聞笛》首句“回樂峰前沙似雪”，“烽”被妄改為“峰”。幸好《全唐詩》于“峰”字下附注異文：“一作烽”，得以留其真跡。其實，回樂為唐靈州大都護府屬縣，絕非山名，“回樂烽”指筑于其地的烽燧。又如王維《涼州賽神》詩：“涼州城外少行人，百尺峰頭望虜塵。”涼州即武威郡，詩中“百尺峰”明顯是“百尺烽”之訛。這是一個校正訛誤的例子，涉及古文獻學版本、校勘和內(nèi)容考實(如烽燧考實)等方面。如果不是先去解決此類復雜問題，而是費力詳考“百丈峰”在何處，非但徒勞無功，而且會以訛傳訛。
例二，通過語文解讀與義理辨析了解孔子的仁學思想。
《論語》中的“仁”字，不僅出現(xiàn)的次數(shù)多，而且孔子對仁的說法以及后人的解釋也眾說紛紜。究竟怎樣把握其實質(zhì)、了解孔子的本意？只有運用古文獻學的理論和方法，綜考全書、前后互證，語文解讀與義理辨析兼而用之，才能比較準確、全面地了解孔子的仁學思想。
孔子講的仁，基本含義是愛人，如樊遲問仁，孔子說：“愛人。”(《論語顏淵》，以下只注篇名)但是愛人又不是對所有的人一視同仁地愛，而是有親疏遠近之別。孔子說：“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學而》)這里清楚地說明了愛的層次。首先，仁以維護“親親”“尊尊”的宗法血緣關系的孝悌為根本內(nèi)容，如孔子的弟子有若所說：“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而》)其次，禮是仁的準則。如顏淵問仁，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又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禮的中心內(nèi)容是宗法等級制度，同時也包括維護社會秩序、反映社會公德的禮節(jié)和禮俗。再次，仁要求體恤別人，奉行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如仲弓問仁，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顏淵》)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孔子說：“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衛(wèi)靈公》)這是就禁止一面而言的“恕”。至于“忠”，是從積極可為的肯定一面而言的，如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所謂“近”，指自身；所謂“能近取譬”，就是說將心比心、推己及人。“忠”和“恕”是仁的同一內(nèi)涵的兩個方面，所以孔子又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參解釋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最后，把推己及人的體恤，再進一步拓展，一直到廣濟博施、泛愛大眾。如孔子認為，如果“博施于民而能濟眾”，那已不止于“仁”，而是達到最高的層次“圣”，連堯、舜都不易做到(《雍也》)。由此可見，孔子的仁學思想，既以宗法等級的人際關系為基本內(nèi)容，又包含了人道主義的泛愛成分。
仁除了仁愛的含義，還包括“敏于事而慎于言”(《學而》)，就是要求人表里如一、言行一致、重在實踐。如“巧言令色鮮矣仁”(《學而》)，“仁者先難而后獲”(《雍也》)，“仁者，其言也”“為之難，言之得無乎”(《顏淵》)，“剛、毅、木、訥近仁”(《子路》)。孔子還說過：“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并對“五者”加以指明和解釋：“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陽貨》)。其中，“恭、寬、信、惠”均屬仁愛的范疇，而“敏”則屬身體力行的實踐范疇。孔子之所以把力行作為仁的內(nèi)容，一方面是為了反對言行不一、“色取仁而行違”(《顏淵》)的偽君子和只說不做的空談家，甚或揭露借仁德之名行兇惡之實的陰謀家；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提倡實踐，讓人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對自身負責，為社會盡責。如何憑借古文獻學的理論和方法求真考實，在解讀、整理《論語》方面還可以舉出很多例子，限于篇幅，不再舉示。
(作者為北京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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