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說原文及賞析

時間：2021-07-25 14:40:37 古籍我要投稿

師說原文及賞析

　　原文：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后，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圣人也亦遠矣，而恥學于師。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為圣，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于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于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圣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于時，學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注釋：

　　[1]之：無意義。學者：求學的人。

　　[2]所以：用來……的，……的憑借。

　　[3]道：指儒家孔子、孟軻的哲學、政治等原理、原則。可以參看本書上面所選韓愈《原道》。

　　[4]受：通“授”。傳授。

　　[5]業：泛指古代經、史、諸子之學及古文寫作，可以參看本書下面所選韓愈《進學解》中所述作者治學內容。

　　[6]人非生而知之者：人不是生下來就懂得道理。之：指知識和道理。語本《論語·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論語·季氏》：“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孔子承認有生而知之的人，但認為自己并非這樣。韓愈則進一步明確沒有生而知之的人。

　　[7]其為惑也：那些成為疑難的問題。

　　[8]乎：于，在。

　　[9]聞道：語本《論語·里仁》：“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聞，聽見，引伸為懂得。道：儒家之道。

　　[10]從而師之：跟從（他），拜他為老師。師之，即以之為師。

　　[11]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哪管他的生年是比我早還是比我晚呢？庸，豈，哪。知，了解，知道。年：這里指生年。之，結構助詞，無實在意義。

　　[12]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知識、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師存在的（地方）。意思是誰懂得道理，誰就是自己的老師。

　　[13]師道：從師學習的風尚

　　[14]出人：超出（一般）人。

　　[15]猶且：尚且。

　　[16]眾人：普通人，一般人。

　　[17]下：猶“不如”。

　　[18]恥學于師：以向老師學習為恥。

　　[19]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益，更加，越發。

　　[20]于其身：對于他自己。身，自身，自己。

　　[21]惑矣：（真是）糊涂啊！

　　[22]彼童子之師：那些教小孩子的（啟蒙）老師。

　　[23]句讀（dòu逗）：也叫句逗。古代稱文辭意盡處為句，語意未盡而須停頓處為讀（逗），句號為圈，逗號為點。古代書籍上沒有標點，老師教學童讀書時要進行句逗的教學。讀，通“逗”。

　　[24]或師焉，或不（fǒu）焉：有的（指“句讀之不知”這樣的小事）請教老師，有的（指“惑之不解”這樣的大事）卻不問老師。“不”同“否”。此句翻譯時應注意交錯翻譯，詳見下文翻譯。

　　[25]小學而大遺：小的方面（句讀之不知）倒要學習，大的方面（惑之不解）卻放棄了。遺，丟棄，放棄。

　　[26]巫醫：古代用祝禱、占卜等迷信方法或兼用藥物醫治疾病為業的人，連稱為巫醫。《逸周書·大聚》有關于“巫醫”的記載，視為一種低下的職業。

　　[27]百工：各種工匠。

　　[28]相師：互相學習。

　　[29]族：類。

　　[30]相若：相象，差不多的意思。

　　[31]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以地位低的人為師就可羞，以官職高的人為師就近乎諂媚。足，可，夠得上。盛，高，大。諛，阿諛，奉承。

　　[32]復：恢復。

　　[33]君子：古代“君子”有兩層意思，一是指地位高的人，一是指品德高的人。這里用前一種意思，相當于士大夫。

　　[34]不齒：不屑與之同列，羞與為伍，意思是看不起。齒，并列，排列。

　　[35]乃：竟。

　　[36]其可怪也歟：真是奇怪啊。其，語氣副詞，表示反問（詰問）；也歟，也作“也與”，虛詞連用，語氣詞，表示疑問或感嘆，相當于“啊”。

　　[37]圣人無常師：《論語·子張》：“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夫子，老師，指孔子。子貢說他何處不學，又為什么要有一定的老師呢！

　　[38]郯（tán）子：春秋時郯國（今山東郯城北）的國君，孔子曾向他請教過少皞（hào浩）氏（傳說中古代帝王）時代的官職名稱的由來。

　　[39]萇（cháng）弘：東周敬王時候的大夫，孔子曾向他請教古樂。師襄：春秋時魯國的樂官，名襄，孔子曾向他學習彈琴。師，樂師。

　　[40]老聃（dān丹）：即老子，春秋時楚國人，思想家，道家學派創始人。孔子曾向他請教禮儀。

　　[41]三人行句：語本《論語·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42]不必：不一定。

　　[43]術業有專攻：學問和技藝上（各）自有（各的）專門研究。攻：學習、研究。

　　[44]李氏子蟠：李蟠（pán盤），唐德宗貞元十九年（803年）進士。

　　[45]六藝經傳（zhuàn）皆通習之：六藝的經文和傳文都普遍的學習了。六藝：指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六部儒家經典。《樂》已失傳，此為古說。經：兩漢及其以前的散文。傳：注解經典的著作。通，普遍。

　　[46]不拘于時：指沒有受到時代風氣的影響，不以從師學習為恥。時，時俗，指當時士大夫中恥于從師的不良風氣。于，被。

　　[47]余嘉其能行古道：贊許他能遵行古人從師學習的風尚。嘉：贊許，嘉獎。

　　[48]貽：贈送。

　　翻譯：

　　古代求學的人一定有老師。老師，是用來傳授道理，講授學業，解答疑難問題的。人不是一生下來就懂得知識和道理的，誰能沒有疑惑？有疑惑卻不求老師指教，那成為疑難的問題，終究不能解決。在我之前出生的人，他懂得知識和道理本來就比我早，我跟從他并以他為師；在我之后出生的人，（如果）他懂得知識和道理也比我早，我也跟從他學習并以他為師。我學習的是知識，哪管他的年齡比我大還是比我小呢？因此，無論地位顯貴或是低下，無論年長年少，知識所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師所存在的地方。

　　唉！從師求學的傳統已經失傳很久了，想要人們沒有疑惑很難吶！古代的圣人，他們超出一般人很遠了，尚且跟從老師向老師請教學問道理；現在的一般人，他們跟圣人相比相差很遠了，卻以向老師學習為羞恥。所以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能成為圣人的原因，愚人能成為愚人的原因，大概就是出于這個緣故吧？愛自己的孩子，選擇老師來教他。（但是）對于他自己，卻以跟從老師學習為可恥，糊涂啊！那些教他讀書，學習句子的停頓的老師，不是我所說的傳授道理、解答疑難問題的老師。不知道斷句要問老師，有疑惑不能解決卻不愿問老師，小的方面（句讀）要學習，大的方面（解惑）卻丟棄，我沒見到他聰明在哪。巫醫，樂師及各種工匠，不以互相學習為恥。士大夫這類人中，說起老師、弟子的時候，這些人就聚集在一起嘲笑他。問那些嘲笑者（嘲笑他的原因），他們就說："那個人與某人年齡相近，修養和學業也差不多，（怎么能稱他為老師呢？）以地位低的人為師，足以感到羞愧，稱官位高的人為師就近于諂媚。"啊！從師學習的風尚不再恢復，由此就可以知道了。巫醫，奏樂之人，各類工匠，是士大夫們所看不起的，現在他們的見識反而比不上這些人了。真是令人奇怪啊！

　　圣人沒有固定的老師，孔子曾經以郯子、萇弘、師襄、老聃為師。郯子這一類人，他們的道德才能（當然）不如孔子。孔子說："多人同行，其中就一定有我的老師。"因此學生不一定不如老師，老師也不一定比弟子有賢能，懂得道理有先有后，學問和技藝上各有各的研究，只是像這樣罷了。

　　李氏的兒子李蟠，年紀十七歲，愛好古文，六藝的經文和傳文都普遍學習了，不受世俗的限制，向我學習。我贊許他能履行古人從師學習的風尚，寫了這篇《師說》來送給他。

　　賞析：

　　韓愈作《師說》的時候，有人以為是在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這大致是可信的。這年韓愈35歲，剛由洛陽閑居進入國子監，為四門學博士，這是一個“從七品”的學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斷實踐的古文運動，在那一兩年內，正走出少數愛好者的范圍，形成一個廣泛性的運動，他儼然成為這個運動的年輕的領袖。他用古文來宣傳他的主張。維護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對當代特別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兩漢的古文，反對“俗下文字”即魏晉以來“飾其辭而遺其意”的駢文：這就是古文運動的內容。這個運動所以逐漸形成于唐德宗統治的后期，是有現實的社會條件的。它是為維護唐王朝的統一、反對藩鎮割據的政治目的服務的。而這除軍閥、大地主外，正是當時廣大社會階層的現實利益的要求。韓愈的積極努力，對這個運動的開展與形成，起了不斷促進的作用。就古文來說，他不僅自己刻苦努力，從理論到實踐，表現了優秀的成績；更重要的是他不顧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別表現在給青年們熱情的鼓勵和指示。《師說》正是這種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進步意義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韓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養和天寶以來復古主義思潮的影響，從青年時代起，就以一個傳道的古文家自命。這也是他在科舉和仕宦的階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悔，還愈來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參加宣武節度使董晉幕府的時候（796—798），先教李翱學古文；由于孟郊的介紹，不久又教張籍學古文。后來逃難到徐州（799），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安置他在符離，又教一個青年人張徹讀古書，學古文。張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陽閑居（800—801）。向他請教的青年愈來愈多，他對青年們非常熱情，獎勵有加。他在《重答李翊書》中說：“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于互鄉，宜乎余之不為也。茍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逾而情過乎？”為了“廣圣人之道”，他以熱情的、有禮貌的態度對待一切向他請教的青年，他認為這并不是什么“禮逾”和“情過”的問題。他回答許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樣做人，怎樣作文。在韓愈看來，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養的表現，做人與作文應該是一致的。他進了國子監后，對待青年依然非常熱情。

　　韓愈這樣不斷地同青年后學交往，給他們獎勵和指示，這是魏晉以后所沒有的現象，當然要引起人們的奇怪，以至紛紛議論和責難。一切向韓愈投書請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為韓門弟子，因而韓愈“好為人師”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韓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們怎樣誹謗，依然大膽地回答青年們的來信。他在《答胡生書》中說：“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他對那些惡意中傷的誹謗，表示憤慨，也為向他請教的青年擔憂。《師說》的最后一段，聲明寫作的由來，說這是為了一個“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學習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實際上他是借此對那些誹謗者來一個公開的答復和嚴正的駁斥。他是有的放矢的。

　　在這篇文章里，他首先（第1段）肯定從古以來師對于任何人總是不可少的，因為人不能“生而知之”，誰也不能沒有“惑”──茫然不解的東西。因此，他認為師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種“傳道受業解惑”的人。他還認為人人都可以為師，沒有社會地位（貴賤）或年齡（長少）的'限制，只問他有沒有“道”，有就可以為師，所謂“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接著（第2段），他慨嘆古來的“師道”久已失傳。現在一般人，既不能“無惑”，又“恥學于師”，所以越來越愚蠢。然后列舉事例，論證這種“恥學于師”的風氣實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說有一種人，即士大夫，對于兒子，則“擇師而教之”；但對于自己，“則恥師焉”：這就是他們的不明。又有一種現象，廣大的各行各業的人，即“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師為恥；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談到誰是師，誰是弟子，則大家共同非笑，問其理由，無非是年齡、地位云云，這又證明了他們的智慧反而在他們所瞧不起的巫醫等等之下，這不是很奇怪嗎？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沒有一定的師，孔子的師有郯子、萇弘等，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還說過，三個人里面，一定有一個人是他的師。因此，作者得到另一個重要的論點，師和弟子的關系是相對的，“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這就是說，弟子可以為師，師也可以為弟子。所以師和弟子的關系的存在，最后結論很簡單，不過是因為“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的緣故。這也還是前文所提出的論點，即能者為師。

　　由此可見，《師說》不僅嚴正地駁斥了那些愚蠢的誹謗者，更可貴的是提出了三點嶄新的、進步的“師道”思想：師是“傳道受業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為師，只要具有那樣的能力；師和弟子的關系是相對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師。這些思想把師的神秘性、權威性、封建性大大地減輕了；把師和弟子的關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師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壘打破了。這些思想是和他后來發展的“道統”思想矛盾的。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這是唐德宗時代在相對的穩定局面之下，城市繁榮、商業經濟發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這篇《師說》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學，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頑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對。實際上，韓愈也確乎因此官更難作，不斷地遭到當權者的排擠。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貞元十九年（803），韓愈在監察御史的職位，第一次被當權的官僚集團趕出了長安，貶到陽山（今廣東陽山），就是在作《師說》一年后。他這次被貶，原因可能很復雜，但照柳宗元所說，這篇《師說》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為他由此“狂名”更大，為更多的頑固派所疾惡，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擠。然而韓愈在獎勵后學這一點上，態度始終不變，只是到了元和以后，聲勢沒有在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為韓愈辯解，說他“非好為人師者也”（《五百家注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這是說，由于學者歸附，韓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師”的。又有人以為韓愈“作《師說》，蓋以師道自任”，但充其量不過“以傳道受業解惑為事，則世俗訓導之師，口耳之學耳”（俞文豹《吹劍三錄》），這是指韓愈把師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見這篇《師說》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當時的重大意義也就不難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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