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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文公文公十年》原文及翻譯
《左傳》，傳為春秋時期左丘明所著，是一部編年體史書。原名《左氏春秋》，漢代稱《春秋左氏傳》《春秋內傳》《左氏》，漢朝以后多稱《左傳》。以下是小編整理的《左傳文公文公十年》原文及翻譯。歡迎閱讀。
《左傳文公文公十年》
作者：左丘明
【經】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楚殺其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
夏，秦伯伐晉，取北征。
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沿漢溯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于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于司敗也。」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斗宜申及仲歸。
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仆以徇。
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強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從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強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厥貉之會，麇子逃歸。
翻譯
十年春季，晉國人攻打秦國，占領了少梁。
夏季，秦國攻打晉國，占領了北征。
當初，楚國范地的巫人矞似預言成王和子玉、子西說：“這三位都將被殺死。”城濮那次戰役，楚王想起了這句話，所以阻止子玉說：“不要自殺。”但是沒有來得及。去阻止子西，子西正在上吊而繩子斷了，楚王的使者剛剛來到，就阻止了他自殺，讓他做了商公。子西沿漢江而下，逆長江而上，將要進入郢都。楚王正在渚宮，下來接見他，子西害怕，就解釋說：“下臣幸而免于一死，但又有人誣陷，說下臣準備逃走，下臣現在回來請求死在司敗那里。”楚王讓他做了工尹，他又和子家策劃殺死穆王。穆王聽到后，在五月間殺了子西和子家。
秋季，七月，文公和蘇子在女栗結盟，這是由于周頃王即位的緣故。
陳恭公、鄭穆公在息地會見楚穆王。冬季，就和蔡莊侯一起領兵駐扎在厥貉，準備攻打宋國。宋國的華御事說：“楚國想要讓我們歸服，是不是我們先主動表示順服？他們何必擺出這副架勢來逼迫我們？我們實在沒有能耐，但是百姓有什么罪？”于是就親自去迎接楚穆王，向他表示慰勞，同時聽候命令。于是就引導楚穆王在孟諸打獵。宋昭公率領右邊圓陣，鄭穆公率領左邊圓陣。期思公復遂作為右司馬，子朱和文之無畏作為左司馬，下令早晨在車上裝載取火工具出發。宋昭公違背命令，無畏笞打他的仆人并在全軍示眾。有人對文之無畏說：“國君是不能夠侮辱的。”文之無畏說：“按照職責辦事，有什么強橫？《詩》說：‘硬的不吐出來，軟的不吞下去。’又說：‘不要放縱狡詐的人，以使放蕩的行為得以檢點。’這也是不避強橫的意思。我哪里敢愛惜生命而放棄職守呢！”
在厥貉會見的時候，麇子逃走回國。
內容簡介
《左傳》卷帙浩繁，內容龐雜，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天文、地理、農業、醫學、習俗、文藝等諸多領域，將春秋甚至更為久遠年代的社會文化與生活形態清晰地展示給讀者。在十二代魯君紀年的編年紀事中，不但講解了《春秋》經所運用的“春秋筆法”，還記述了魯國以外如晉、齊、楚、秦、鄭、宋、周、衛乃至一些小國的史事，擴展了《春秋》的國家區域范圍。通過歷史人物的對話、文書檔案的轉錄、歷史親歷者轉述的一些細節，以及賢人對各個事件的評論，組成了《左傳》的敘事結構系統。《左傳》還借歷史人物之口引用儒家經典《詩經》《尚書》《易經》以及儒學失書，在敘史的同時，幫助讀者解讀了這些經典中的文辭，闡述了儒家治國理念，所以《左傳》可謂亦經亦史。
鑒賞
首先，在民與天的關系上，淡漠天而注重民。鄭國大臣子產說：“天道遠，人道邇。”認為天道飄渺遙遠，難于決定人事，人事只能靠離自己近的人道決定。因此，統治者更重視民眾的政治作用，把民心取向作為一個國家政治成敗的根本原因。如周景王時，大臣單穆公和伶州鳩勸戒景王，指出作為一個國君，一切事情都要考慮民眾的好惡，不能違背民眾的意愿，只有這樣才能得到民眾的擁護，做事情才能取得成功，否則就會什么事情也做不好，甚至會自取滅亡。又如，鄭國人喜歡到鄉校閑聊，在那里評議國家政治，有人建議毀掉鄉校，鄭國大臣子產說：“人民所喜歡的政策我們就推行，所討厭的政策我們就修改，鄉校是我們的老師，為什么要毀掉呢！”在當時，重民的觀念意識非常普遍，上至周王室下至諸侯小國都很重視人民的作用，有不少人用民眾作用來解釋當時的社會政治變化。
其次，在民與神的關系上，把民置于主位，而把神移到了從位。民與神的關系，在春秋以前，向來都是神居主要地位，民為服從地位，即使周初注重民事，也并沒把民置于神的頭上，只是在敬神的前提下比以往提高了對民的重視罷了。春秋時，人們論及民神關系時往往是民神共重，認為民與神有著共同的情感與意志，神寧則民和，民離則神怒，應該民神兼顧，保民事神；而某些有識之士則提出“民為神主”的重民輕神觀，從而在民神并重的基礎上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再次，在民與君的關系上，注重強調民的作用和利益。中國古代政治觀念中素有“牧民”之說，認為君主是統治和管理人民的，君主牧養百姓，就像牧人管理牛羊那樣，是一種管理與被管理、牧養與被牧養的關系。春秋時期依然流行此說，不過在如何“牧民”上已經有了新意，認為君主不能任意為所欲為，而應該重視和愛護人民。如，齊國晏嬰指出君主不能欺凌自己的臣民；楚國伍舉說君與民和睦共處才是君主對民的正確態度；晉國史蘇稱君主只有與民相依共興才能得到民眾的支持。這種君民相依、共存共興的認識，看到了君民之間相依存、相理解的共處關系，是民的地位和作用得到重視的重要表現之一。有人提出君主應該“撫民”，即要為民眾的安居樂業提供必要的保障；還有人提出君主應該“恤民”，即體恤和善待民眾，與民同甘苦，而絕對不能敵視民眾；晉國的師曠則把理想的君民關系比做父子關系，主張君主要養民如子，愛民如子。還有人提出民之利就是君之利的觀點，認為君主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密切相關的。這是一種以民利為基礎，視民利為君利的意識，民的利益是第一考慮要素，君的利益處于從屬，是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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