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養氣原文及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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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文心雕龍·養氣原文及翻譯

　　《養氣》是《文心雕龍》的第四十二篇，論述保持旺盛的創作精神問題。所謂“神疲而氣衰”。以下是小編整理的關于文心雕龍·養氣原文及翻譯，歡迎閱讀！

　　文心雕龍·養氣原文及翻譯

　　養氣

　　作者：劉勰

　　昔王充著述，制《養氣》之篇，驗己而作，豈虛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鉆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

　　夫三皇辭質，心絕于道華;帝世始文，言貴于敷奏。三代春秋，雖沿世彌縟，并適分胸臆，非牽課才外也。戰代技詐，攻奇飾說，漢世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鬻采，慮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于萬里。古人所以馀裕，后進所以莫遑也。

　　凡童少鑒淺而志盛，長艾識堅而氣衰，志盛者思銳以勝勞，氣衰者慮密以傷神，斯實中人之常資，歲時之大較也。若夫器分有限，智用無涯;或慚鳧企鶴，瀝辭鐫思。于是精氣內銷，有似尾閭之波;神志外傷，同乎牛山之木。怛惕之盛疾，亦可推矣。

　　至如仲任置硯以綜述，叔通懷筆以專業，既暄之以歲序，又煎之以日時，是以曹公懼為文之傷命，陸云嘆用思之困神，非虛談也。

　　夫學業在勤，故有錐股自厲;志于文也，則有申寫郁滯。故宜從容率情，優柔適會。若銷鑠精膽，蹙迫和氣，秉牘以驅齡，灑翰以伐性，豈圣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哉!

　　且夫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黷。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舍，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倦，常弄閑于才鋒，賈馀于文勇，使刃發如新，腠理無滯，雖非胎息之萬術，斯亦衛氣之一方也。

　　劉勰針對當時創作者們的這種不良心態，提出了“養氣”之說。他認為一個創作者應該擁有“從容率性，優柔適會”、“煩而即舍，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的良好心理狀態，而不應為了文名而做詭巧華靡、浮詭雕飾之辭。剔除那種指望通過華辭麗句、奇論詭談來追求文名的創作心理，所剩下的就是“率志”、“率情”的創作，對于在這種心理狀態下“用心”的創作，劉勰并不反對。這個意義上，《養氣》具有了自己的獨立價值——在作家創作心理層面上具有了現實針對性。所以“養氣”的功能也就不僅僅在于保持創作者的旺盛的創作精力了。

　　贊曰∶

　　紛哉萬象，勞矣千想。玄神宜寶，素氣資養。

　　水停以鑒，火靜而朗。無擾文慮，郁此精爽。

　　文言文翻譯:

　　《養氣》是《文心雕龍》的第四十二篇，論述保持旺盛的創作精神問題。所謂“神疲而氣衰”。本篇所講的“氣”，是和人的精神密不可分的，所以常常“神”、“氣”并稱。其主要區別在于：“氣”是人體所具有的內在因素，精神則是“氣”的外在表現。因此，在本篇具體論述中，或稱“氣”，或稱“神”，或稱“精氣”等，大都是措辭上的變化，并無實質區別。黃侃《文心雕龍札記》說：“養氣謂愛精自保，與《風骨》篇所云諸‘氣’不同。此篇之作，所以補《神思》篇之未備，而求文思常利之術也。”文思的通塞，的確和作者精神的盛衰有關，但《神思》和《養氣》兩篇所論，也有其各不相同的旨意。

　　本篇有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從兩個方面說明養氣的必要：首先就一般規律來說，人的性情不允許“鉆礪過分”;其次以實際創作來印證，古今作者勞逸不同，因而作品的優劣大異。第二部分論神傷氣衰的危害。人的智慧和精力是有一定限度的，操之過急，煎熬過度，就勢將“成疾”，以致“傷命”。第三部分根據文學創作的特點講“衛氣之方”。劉勰認為，在掌握學識上，勤學苦練是應該的，但文學創作的特點是抒發情志，它本身就是一種精神活動，如果不遵循志之所至、情之所生的特點，而強逼它，損傷它，攪得頭昏腦脹，就難以“理融而情暢”，寫出好的作品來。

　　至于“衛氣之方”，本篇提到的“清和其氣”、“煩而即舍”、“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倦”等，只是些一般的、消極的方法。對人的生理性能來說，適度的勞逸結合是完全必要的，但要使作者精神飽滿，思緒暢通，有充沛的創作活力，就顯然是僅靠保養精神，或“逍遙”、“談笑”之類所不可能的。本篇是只就“養氣”這個側面而論，孤立起來，不僅意義不大，如果過分看重“傷神”、“傷命”之類，甚至是有害的。積極地養氣，不應只是保養，而要培養加強;不僅要從生理上考慮，還要從精神上考慮。這就要結合《神思》、《體性》、《情采》、《事類》、《物色》等篇的有關論述，才能得到全面的認識。

　　(一)

　　從前王充進行著作，曾寫《養性》十六篇，是經過自己的驗證而寫的，怎能是憑空編造的呢!人的耳、目、口、鼻，是為生命服務的;心思、言辭，則是精神的運用。順著情感的發展而自然諧和，就能思理融和而情緒順暢;如果鉆研過度，就精神疲乏而元氣衰損：這就是性情的一般原理。上古三皇時期，言辭樸質，還沒有絲毫追求華麗的思想。唐虞之世的言辭，開始有了文采，仍以敷陳上奏為貴。從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時期，雖然一代比一代文采增多，都是隨作者個人的心意表達出來，而不是于作者才性之外去強求。戰國時期的著述，繁雜而不真實，作者大都追求奇特以文飾自己的學說。從漢代到現在，文辭寫作一天比一天新奇，爭妍斗麗，炫耀文采，已是絞盡腦汁的了。所以，淳厚的作品和澆薄的文辭相較，其華麗和質樸的不同相差千年;隨順情志的創作和絞盡腦汁的創作相比，其勞神苦思和輕松愉快的不同，更是相去萬里：古代作者其所以從容不迫，后代作家之所以忙個不停，就是這個原因。

　　(二)

　　大凡青少年認識不深而志氣旺盛，老年人則認識力強而氣血衰弱;志氣旺盛的人，思考敏銳而經得起勞累，氣血衰弱的人，思考周密卻損傷精神：這是一般人的資質，不同年齡的人的大概情況。至于人的才分，都有一定的限度，而智力的運用卻是無邊無際的;有的就像不滿于鴨腿之短，而羨慕鶴腿之長，在寫作中一字一字地挖空心思：于是精氣消損于內，有如海水永不停止地外泄;神思損傷于外，像牛山上的草木被砍得精光。過分的驚懼緊張必將造成疾病，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王充在門窗墻柱上放滿筆墨以進行著作，曹褒在走路睡覺時都抱著紙筆而專心于禮儀，既累月不斷地苦思，又整天不停地煎熬：所以曹操曾擔心過分操勞會傷害性命，陸云曾感嘆過分用心使精神困乏，都不是沒有根據的空話。

　　(三)

　　在掌握學問上，是應該勤勞的，所以蘇秦在讀書困倦時，曾用錐子刺股以鞭策自己。至于文學創作，是要抒發作者郁悶的情懷，因此應該從容不迫地隨順著情感，舒緩沉著地適應時機。如果大量消耗精神，過分逼迫人的和氣，拿著紙張驅趕自己的年齡，揮動筆桿砍伐自己的生命，這豈是圣賢的本意，寫作的正理呢!何況作者的文思有敏銳和遲鈍之別，寫作的時機有暢通或阻塞之異;人在洗頭的時候，心臟的位置有了變動，這時考慮問題還可能違反常理;當人的精神已經昏亂不清時，繼續思考就必然更加糊涂。因此，從事文學創作務必適時休息，保持心情清靜和諧，神氣調和通暢;運思過煩就停止，不要使思路受到阻塞。意有所得便心情舒暢地寫下去，想寫的事理隱伏不明，就放下筆墨停止寫作。在自由自在中解除勞累，用說說笑笑來醫治疲倦，就能經常輕松愉快地顯露其才華，有使用不完的創作力量。經常保持像新磨出來的銳利刀鋒，使全身的氣脈暢行無阻，這雖不是保養身心的萬全之術，也是養氣的一種方法。

　　(四)

　　總之，天地間萬事萬物是紛紜復雜的，千百度思考這些現象十分勞神。人的精神應該珍惜，恒常的精氣有待保養。停止奔流的水才更為清明，靜止不動的火就顯得明亮。要不擾亂創作的思慮，就應保持精神爽朗。

　　養氣地位

　　養氣養氣《文心雕龍》創作論第十七篇是《養氣》。關于它在《文心雕龍》理論體系中所處地位的問題，前輩后學幾乎都持它為“補《神思》之未備”的觀點。黃侃先生說：“此篇之作，所以補《神思》篇之未備，而求文思常利之術也。”王元化先生認為黃侃所說：“大體上是正確的”這種觀點可能得益于紀昀的啟發。紀昀說：“此非惟養氣，實亦涵養文機。神思篇虛靜之說可以參觀。”黃侃以后，劉永濟先生也認為：“本篇申《神思》未竟之旨，以明文非可強作而能也。”周振甫先生說：“《養氣》是承接《神思》的……《養氣》里進一步說明怎樣醞釀文思的道理。”以后諸家及后學論及這個問題時多以黃侃先生的說法為參照。在諸家看來，《養氣》在《文心雕龍》中存在的地位，似乎就是《神思》的附屬物，對《神思》未備之處進行補充說明罷了。

　　筆者認為上述觀點忽略了《養氣》篇在這個理論體系中的獨立地位。研究的偏差是這樣出現的。各家持“補《神思》篇之末備”可能從以下二方面來考慮：其一是《神思》篇作為創作論首篇，為《養氣》提供了生發點，故認定《養氣》為補神思之末備之作。這種生發點基于文中出現的三次涉及“氣”概念的論述，摘錄如下：

　　神居胸臆，而志氣（情志氣質）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

　　方其搦翰，氣（旺盛的氣勢）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

　　桓譚疾感于苦思，王充氣（氣血）竭于思慮……

　　其中，第三句所談及的“氣”在內涵上與《養氣》篇所談的“氣”比較相近，第一句和第二句中的“氣”則分別與《體性》、《風骨》中談及的“氣”相近（見第三部分的分析），但它們都是彥和在討論《神思》篇要解決的中心任務——藝術構思本身的問題的過程中提出來的，僅具有綱領性意義。我們知道，《文心雕龍》整個創作論部分實質上都離不開藝術構思這個核心的基礎性問題，《神思》篇必然要為以下各篇提供一定的生發點，這正是《文心雕龍》“體大思精”（章學誠）的表現之一。如果因為有這些生發點的存在，就說《養氣》篇為“補《神思》篇之末備”的話，《神思》以下各篇都可以依此持論了，這種說法顯然是籠統的，不確切的。其次，持上述觀點的研究者，通常喜歡引證《神思》中“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這句話來說明《養氣》篇為《神思》篇的補充。這句話是彥和在談到藝術構思過程時，對于“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則無際，疏則千里”這種言不達意的困境所提出的解決方案。“秉心養術”是說要駕馭好自己的心靈，鍛煉好寫作的方法，“含章司契”是指要掌握寫作的方法技術或規律，彥和雖然反對“苦慮”和“勞情”，但并沒有在行文中提出需要“養氣”才能解決言意矛盾的藝術構思困境。所以，把《養氣》作為“補《神思》篇之未備”的觀點，也是沒有可靠的根據的。

　　筆者認為把《養氣》作為“補《神思》篇之未備”的觀點，說明了研究者們在研究過程中過分重視《神思》篇的功能，忽視了《養氣》篇在創作論體系中應有的獨立地位。《養氣》在《文心雕龍》理論體系中的獨立地位究竟是什么呢？劉勰在《序志》篇中開章明義：“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結合這個中心主題來分析《養氣》本文，可以說它是《文心雕龍》中唯一的一篇以討論調整作家創作心理為根本任務的作家心理論。它主要探討了調整作家創作心理的必然性、重要性以及如何進行調整的措施或方法的問題。彥和持論思路如下：

　　養氣養氣彥和首先闡明了調整作家創作心理的必然性。他認為：“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鉆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 創作者“率志委和”，則能使“理融而情暢”，如果“鉆礪過分”，則會導致“神疲而氣衰”。這種“性情之數”，就是性情的規律，也就是創作者的必然的創作心理規律。“養氣”，就是要求創作者能順應這種創作心理上的必然規律（“性情之數”），學會率性、率情而作，接著，彥和強調了“養氣”，即調整作家創作心理的重要性。彥和認為“童少鑒淺而志盛，長艾識堅而氣衰；志盛者思銳以勝勞，氣衰者慮密以傷神”，這種由生理上的少壯不同導致的心理上的志盛者勝勞、氣衰者傷神的情形是“中人之常資，歲時之大較”。然后進一步在心理層面上展開論證，由于“器分有限，智用無涯”，創作者如果“慚鳧企鵝，瀝辭鐫思”，違背性情之數，必然導致“精氣內銷有似尾閭之波；神志外傷同乎牛山之木”的惡果。

　　再次，彥和根據文學創作的特點來總結“衛氣之方”，即保持良好的創作心理狀態的措施或方法。他認為，“學業在勤，功庸弗怠”，在掌握學術知識上，勤學苦練是應該的，“志（紀昀認為志當作至）于文也，則申寫郁滯，故宜從容率情，優柔適會。”（紀昀注：“學宜苦而行，文須樂。”）文學創作是一種“申寫郁滯”的精神活動，抒發情志是它的功能性特點，如果不遵循志之所至、情之所生的“性情之數”，而去“銷鑠精膽，蹙迫和氣”，則非“圣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了。彥和繼續從文學創作的思維特點的角度出發，指出在文學創作中會出現創作者“思有利鈍，時有通塞”、“神之方昏，再三愈黷”的情況，從而提出了“衛氣之方”：其一是“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其二是“煩而即舍，勿使壅滯”；其三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倦”。

　　最后彥和在贊中強調當創作主體在“玄神宜寶，素氣資養”情況下達到“水停以鑒，火靜而朗”的“虛靜”的創作心理狀態，就能夠在創作時“無擾文慮，郁此精爽”。

　　看來，彥和所謂“養氣”的目的是要在遵循“性情之數”的基礎上涵養血氣（關于《養氣》之“氣”為“血氣”，見第三部分論述），避免“勞”“倦”的心理狀態，從而爭取在創作中能“氣以實志”（《體性》），并“情與氣偕”（《風骨》）、最終達到“秀氣成采”（《征圣》）。所以，《養氣》篇的理論地位并非一句“補《神思》之未備”可以說明的。李建中先生曾在他的論文《從品評文人到精析文心》中說：“漢魏理論家，在品評人物時，在描述作家應具備的心理素質時，都是圍繞‘才’與‘性’來討論的。而劉勰的才性論有著自己的特征：其一，道德意識淡化，心理學意味增強……其二，將才性論應用于創作心理……”這種把《養氣》篇從文藝心理學意義上明確化的論述給我們以很大啟發，可以說，《養氣》篇在這個理論體系中的獨立地位在于它是《文心雕龍》中唯一一篇專門討論作家創作心理的文章。

　　養氣作用

　　養氣養氣彥和為什么要把調整作者的創作心理的問題單獨立論？“養氣”的作用是否僅僅在于使創作者在創作過程中保持旺盛的創作精力？

　　龍學研究諸家，一般都認為彥和之所以主張“養氣”，是由于他認識到在寫作過程中用心過度，會損害精力并傷人性命，“養氣”則能使創作者保持旺盛的創作精力。周振甫先生說：“養氣是保養精力，反對勞神苦思、嘔心瀝血來寫作”。陸侃如、牟世金先生說它是“論述保持旺盛的創作精神問題。”也有把“養氣”的這種功能轉換到“虛靜”這個命題上，認為“養氣”的目的在于使創作者保持虛靜狀態，從而利于藝術想象活動的展開的。這些觀點表面上看來沒有什么值得懷疑的地方，《養氣》篇的中心內容既然在于調整作家創作心理，其著眼點似乎確實就在如何保持作家創作時的旺盛精力上。但如果深入分析，會發現此論并不能切中肯綮。文中這段話應引起研究者的重視：

　　夫三皇辭質，心絕于道華；帝世始文，言貴于敷奏。三代春秋，雖沿世彌縟，適分胸臆，非牽課才外也。戰代枝詐，攻奇飾說，漢世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鬻采，慮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于萬里。古人所以馀裕，后進所以莫遑也。

　　彥和在論述中，把作為“養氣”對立面而出現的“鉆礪過分”的行為具體化了。他崇尚三皇時的“辭質”，認為三代春秋的文章雖然“沿世彌縟”，卻是“適分胸臆，非牽課才外也”；他反對“戰代枝詐，攻奇飾說，漢世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鬻采”。那些“鉆礪過分”的行為，主要就是指這種“牽課才外”的“攻奇飾說”、“辭務日新”、“爭光鬻采”的為文之法。創作者為文時，不能“率志委和”、“從容率情”，卻想憑借詭句艷辭來謀取名利，這種不健康的心理狀態必然違背“性情之數”，導致“神疲而氣衰”。彥和還說：

　　若夫器分有限，智用無涯，或慚鳧企鶴，瀝辭鐫思：于是精氣內銷，有似尾閭之波；神志外傷，同乎牛山之木。

　　所謂“瀝辭鐫思”，就是說精選文辭，雕鑿思維，在寫作中一字一字地挖空心思。由此可知，彥和認為使創作者產生神疲氣衰的不良心理狀態的，是在“攻奇飾說”、“瀝辭鐫思”上“鉆礪過分”，這正好切中了當時文學創作的不良傾向，從而具有了鮮明的現實針對性。

　　劉勰和同時代的鐘嶸都曾談到當時創作的歪風邪氣：

　　宋初文泳，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之所竟也。（《明詩》）

　　今之士俗，斯風熾矣。才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于是庸音雜體，人各為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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