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學思潮經世功能的再考察論文

時間：2024-09-25 11:45:09

新史學思潮經世功能的再考察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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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學思潮經世功能的再考察論文

　　史學經世與求真，是史學研究中由來已久的命題。延至近代，因社會的急劇變遷及中國社會的近代化發展進程，這一命題不斷改變著其形態。在20世紀初新史學思潮中，關于史學經世功能的認識，是其十分重要的內容之一。考察這一時期新史家的史學理論與實踐，剖析其內涵、特點及在學術思想上的表現形式，衡估其得失，對于當代的史學建設依然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面臨著帝國主義豆剖瓜分空前的民族危機，出現了一個波瀾壯闊的愛國主義救亡高潮，先后登臺的有資產階級維新派和革命派，并相繼發動了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與此相適應，在史界形成了一股富有生氣的新史學思潮。梁啟超作為中國近代倡導新史學的第一人，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號，革命派或進步學者也相繼發出“史界革命”和“史學革新”的吶喊，由此中國近代史學發生了激變，關于史學經世功能的認識也產生了新的飛躍。

　　康有為作為“公車上書”的主角，后來成為維新派的領袖。據《康南海自編年譜》說，他二十七歲時就已確認救世的深沉使命，“日日以救世為心，刻刻以救世為事”，“以是為道術，以是為行己”[1](p.118)，顯示其早年的學術取向主要是經世致用。他以今文經學的“通經致用”，作為政治改革的思想武器，撰寫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舉起“孔子改制立教”的旗幟，號召摧毀傳統的“偽經”“新學”，在思想、學術界刮起了一股大颶風。作為中國近代新史學的開創者，梁啟超于1901—1902年先后發表《中國史序論》和《新史學》，在這兩篇具有綱領性的史學理論文章中，猛烈抨擊封建史學，倡導“史學革命”，較系統地闡述了有關史學功用、歷史哲學、史學方法等主張。梁啟超說：“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2](p.1)認為著書貴有宗旨，史著既不是為若干陳死人作紀念碑，也不是為過去的事實作歌舞劇，“將使今世之人鑒之、裁之，以為經世之用也。”[2](p.3)并大聲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2](p.7)他從理論上將史學的社會功能進一步擴大，“史乎史乎，其責任至重”，把史學的作用提高到了無以復加的地位。他認為，史家的職責在于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著重說明歷史演變的因果關系，以求得其“公理公例”，而“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為理論之美觀而已，將以施諸實用焉，將以貽諸將來者焉。”[2](p.11)在理論上為新史學闡明了方向，其中貫徹著鮮明的資產階級史學功用觀。

　　繼起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同樣十分強調史學的重要性及其經世致用的功能。以革命家而兼學者的章太炎，他自述“遭世衰微，不忘經國，尋求政術，歷覽前史。”[3]認為史學的興廢，直接關系到國家民族的盛衰存亡，提出：“研究一國文化，當以歷史學為最重要。”[4](p.757)“歷史的用處，不專在辦事。只在看了歷史，就發出許多愛國心來，是最大的用處。”[5]并主張“以歷史民族之義提倡光復”[6](p.557)，為反帝反清斗爭服務。留日學生曾鯤化在所撰《中國歷史》中指出：“歷史學者，為學界最宏富最遠大最切要之學科，社會上之龜鑒，文明開化之原理，國民愛國心之主動力也”[7]。認為史家之職，即在記錄人群所表現于社會之生活運動，及其起源、發達、變遷之大勢，“使后人龜鑒之，圭臬之，而損益、而調劑、而破壞、而改造、而進化者也。”[8]辛亥時期的國粹派史家，受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等人思想的影響，主張經世與學術、義理與考據并重，而以經世應務、“明體達用”為旨歸。如陳黻宸在《獨史》中指出：“國而無史，是謂廢國；人而棄史，是為痿人。”[9]還提出了“史之獨權”說，主張賦以史家以獨立之權。鄧實說：“無史則無學矣，無學則何以有國也。”[10]馬敘倫認為：“歷史一門，固世界中第一完全不可缺之學矣。”[11]又說：“推史之體，大以經緯宇宙，小以綱紀一人一物一事一藝，達史之用，可以促開化，可以進文明。”甚至認為：“史者，群籍之君也。”[12]把史學提到了學術中獨尊無二的地位。

　　上述情況表明，無論是維新派還是革命派，都把史學置于極其重要的位置，極端強調史學的社會作用。這一時期史學的重要特征，便是強調史學的重要性和功利性，乃至夸大其辭，走向極端。如梁啟超所說“悠悠萬事，惟此為大”，馬敘倫所說“史者，群籍之群也”，都典型地表明了過分夸大史學作用的特點。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史學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歷來有重視經世致用的史學傳統。但是，把史學的重要性及其功能提到這樣的高度，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

　　二

　　從新史學的理論導向來看，他們不僅把史學的社會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對史學經世的功能和內涵作了新的界定和闡發。梁啟超認為史學是“國民之明鏡”、“愛國心之源泉”，革命派同樣提出：“歷史為國魂之聚心點，國民愛國心之源泉”[13]。大多數史家意識到史學為“國魂”，史學的功用主要在于服務現實，革新政治，喚醒國民，推進社會文明。如果說，龔自珍、魏源的史學經世觀，基本上還是中國傳統史學的延續，那么，這一時期的新史學則提出了比較明確的建設目標，要求按照資產階級的面貌來改造傳統的舊史學，以為本階級的政治變革服務。從根本上說，他們提出史學的功能和作用，是為當時的民族獨立與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服務的，已經不是為了維護舊秩序，而是為了催生新制度，因而具有新的時代特點和階級特色。這不僅僅在于其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是進化論，并借鑒了西方的史學理論與觀念，也不僅在于其有強烈的目的功利性，而且旗幟鮮明地揭橥寫“民史”的口號，提倡為“國民”寫史，從而提出了建立為近代國民提供歷史借鑒的新的史學課題。

　　梁啟超指出歷史“有君史，有國史，有民史”，并以中西史學加以比較說明，西方國家最興盛的是“民史”，而中國歷代的史書，“不過為一代之主作譜牒”[14](pp.59-60)，“曾無有一書為國民而作者”[2](p.3)。他批評中國封建舊史學有“四弊二病”，“雖盡讀全史，而曾無有足以激厲其愛國之心，團結其合群之力，以應今日之時勢而立于萬國者”[2](p.6)。尖銳地指出：“中國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2](p.4)鄧實在《民史總敘》也指出，中國自秦始皇以后，“中國之史，遂專為君主一人一家永有之物”，而中國的史學也“永厄于專制一人之君主矣”[15]。因而他們激烈地批判封建舊史學，痛斥其錮弊人心、麻木民智的惡劣作用。基于開啟民智的需要，他們特別強調要作“民史”，以“民統”代替“君統”，以“敘述一國國民系統之由來，及其發達進步、盛衰興亡之原因、結果為主”。主張史學應以國民為本位，新史著當“以國民精神為經，以社會狀態為緯，以關系最緊切之事實為系統”，探討“其原因、結果之密切關系，以實國民發達史價值，而激發現在社會之國魂。”[8]并提出歷史應“為國民而作”，史學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提供服務于民族、國家的“國民資治通鑒”，史家要“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茲學之功德普及于國民”[2](p.2)。

　　從民史、“國民資治通鑒”的角度來肯定史學的認知價值和經世功能，無疑具有新的理論意蘊。從孔子以來，中國古代傳統的經世致用，主要是為政資治，以為鞏固封建統治服務。新史學則認為史學不應只是為帝王統治提供“資鑒”和從事封建倫理說教，而應著力探討整個國家和民族興衰之故，使之成為“國民資鑒”，以激發民眾的愛國心，推進社會文明。其最根本的主張，就是要改變舊史學為封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狀況，把為少數封建帝王服務的舊史學，改造成為廣大“國民”服務的新史學。他們所說的“國民”，指資產階級領導下的人民大眾。這就從根本上改變了史學的性質和方向。

　　由“君史”到“民史”，不僅意味著史學內容的轉移，而且顯示了服務對象的轉換。如唐才常強調史學是“四民與知之業”[16](p.41)，是士農工商都需要通曉的學問。梁啟超呼吁應將外國史著“懸諸國門，以為我四萬萬人告”[17](p.34)，也就是說，要讓廣大的民眾都了解古今中外的歷史，以啟發人們的憂國意識。自戊戌變法失敗以后，維新派更重視這方面的工作，把它作為“新民”的有效工具。正如其所指出的：“有新學術，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藝、新器物。有是數者，然后有新國、新世界。”[18](p.1)革命派也普遍認識到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須發動“下等社會”的廣大群眾，故把“開通民智”放在相當突出的地位，史學也被視作啟迪民智的重要手段。如章太炎主張編寫通史，應當一方面以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為主，“一方以鼓舞民氣，啟導方來為主”，目的在于“開浚民智，激揚士氣”[19]，以史來鼓舞民眾的革命情緒。《浙江潮》中也有人撰文指出，應當注重歷史教育，“而實愛國心之源泉也。而鼓吹之法亦有二：一曰取本民族之英雄而崇拜鼓舞之，以發其自尊之心；一曰取本民族之恥辱歷史而刺觸警動之，以激其知恥之心”[20]。由于史學服務、接受的對象發生了變化，新史學還注意到史學的普及性、通俗性。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通俗性的史學著作，都不是偶然的。由此，新史學從史學目的到史學內容、服務對象，乃至體裁形式都發生了根本改觀，經世的內涵與外延也得到初步確定，其視野遠較前人開闊，理論深度與力度也均大為提高。

　　由于當時最大最急迫的現實就是救亡，因此其經世功能的重要特征，又突出地呈現了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梁啟超認為，史學的功用就在于敘述進化相競之理，推闡愛國思想與民族意識，宣稱：“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于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饑食，一刻不容緩也。”[2](p.7)因此曾設想“欲草-中國通史，以助愛國思想之發達”[21](p.19)。革命派在這方面尤為突出。國粹主義的倡導者章太炎，十分重視以史學推闡民族主義的功用，“仆以為民族主義如稼穡然，要以史籍所載人物、制度、地理、風俗之類為之灌溉，則蔚然以興矣。”[22]。他甚至說，“中國今后應永遠保存之國粹，即是史學，以民族主義所托在是。”[23]主張“用國粹激動種姓，增進愛國的熱腸”，提倡國粹，“就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24]。曾鯤化編撰《中國歷史》，也“以激動愛國精神，孕育種族主義為堅確不拔之宗旨”[25]，并稱要“樹光華雄美之新歷史旗幟，以為我國民族主義之先鋒。”[7]民族主義也是國粹派史學的靈魂，在他們看來，“民族主義如布帛菽麥，不能一日絕于天壤。”[26]史學的最大功用，便是闡揚民族主義，提高民族自尊心和促進民族的興旺發達。總之，他們認為研習歷史，是倡導民族愛國主義、振奮國民精神的重要途徑，并提倡保持民族文化的獨立性和復興民族文化，顯然具有現實意義。

　　三

　　不僅如此，這一時期的史學還表現了很強的政治傾向性。因受社會大變動的影響，中國近代史學具有十分強烈的政治色彩。由于政治問題異常突出，這一時期各家各派的史學，無不烙上政治傾向的印記。當時的維新派和革命派都強調史學為現實政治服務，他們根據政治上的需要，從中吸取對自己有用的東西，或則為維新變法服務，或則為民族革命服務。但兩派所理解的政治不同，故決定了其具體主張有質的差異，一則強調立憲，一則鼓吹革命，雖說兩者表現不同，但都是為宣傳其政治主張服務則是一致的。

　　從改良派與革命派的史學實踐來看，這一時期的資產階級史家，都十分注重利用史學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并寫下了不少直接為現實斗爭服務的史著。如梁啟超所撰《古議院考》，認為中國古代“雖無議院之名”，而有議院之實，有些制度與近代西方國家略同，有的甚至還可以“補西法所未及”[27](pp.95-96)，即是以法先王之意，為在中國推行君主立憲制度提供歷史依據。其所作《趙武靈王傳》、《王荊公》、《管子傳》等，分別敘述歷史上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改制、管仲助齊桓公實行改革、王安石變法等史實，也是借以抒發其改良主義的抱負，為其政治要求服務的。

　　革命派也撰寫了許多宣傳和鼓吹革命的史著。如亞盧(柳亞子)的《中國革命家第一人陳涉傳》、《鄭成功傳》，劉師培的《中國革命家陳涉傳》、《中國排外大英雄鄭成功傳》，署名“漢兒”的《為民族流血史可法傳》，署名“復漢種者”的《新國史略》等，以及刊于《湖北學生界》、《浙江潮》等雜志的《中國民族主義第一人岳飛傳》、《宋愛國士岳、文二公傳》、《為種流血文天祥傳》、《中國民族主義發明家黃梨洲先生傳》等，都對陳勝等革命領袖和岳飛、文天祥、鄭成功、史可法等民族英雄做了贊頌，借以鼓吹民族革命，寄托其反清革命的志向。劉成禺并著《太平天國戰史》，孫中山曾為之作序，認為“發揚先烈，用昭信史，為今日吾黨宣傳排滿好資料”[28]。章太炎也為黃世仲的《洪秀全演義》作序，謂“國家種族之事，聞者愈多，則興起者愈廣……洪王朽矣，亦思復有洪王作也。”[29](p.223)所謂“復有洪王作”，其意也在激勵新的反清革命。此外，他們還搜輯編刊明末遺民的歷史文獻，以及記載清初清軍殘暴屠殺漢族同胞的史籍，如《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略》等，將它們廣為翻印流傳，借以鼓吹排滿革命和民族思想。如魯迅先生在《雜憶》中說：“有一部分人，則專意搜集明末遺民的著作，滿人殘暴的記錄，鉆在東京或其他的圖書館中，抄寫出來，印了，輸入中國，希望使忘卻的舊恨復活，助革命成功。”[30](p.221)事實上，這些著作在革命斗爭中確實發揮了其功能。

　　在外國史的編譯、撰述方面，改良派和革命派對立憲史、革命史的編譯研究，同樣表現出了這種傾向。早期改良派王韜編撰《普法戰紀》、《法國志略》，黃遵憲著《日本國志》，或者稱道君主立憲政體和西方文明，或則介紹明治維新的歷史，其指導思想均是“期于有用”[31](p.284)，如黃遵楷所說：“意在借鏡而觀，導引國人，知其所取法。”[32]在戊戌變法時期，維新派更是自覺地利用介紹外國歷史，來作為宣傳變法主張的思想武器。

　　為了宣傳變法、立憲，他們先后出版了有關各國的變法史、立憲史，其中尤以介紹日本明治維新、俄國彼得大帝變法及英國立憲的著述為多。如康有為撰有《俄彼得變政記》、《日本變政考》、《波蘭分滅記》、《突厥削弱記》等書，先后進呈光緒帝。書中還用按語的形式發表議論，將論述外國歷史與條呈變法結合在一起，希望他學習明治和彼得大帝，走維新變法的道路。梁啟超、唐才常等也著有《波蘭滅亡記》、《日本安政以來大事略述》、《最古各國政學興衰考》、《各國種類考》，以及《俄土戰記》、《瑞士變政記》等。他們介紹俄國、日本變法自強的史實以為榜樣，列舉波蘭、土耳其、印度引為教訓，以避免中華民族成為波蘭第二、印度第二，從正反兩方面總結其歷史經驗。從這些著述來看，其目的性極強，都不是一般地介紹外國的歷史，而是有針對性地選擇有關各國變法和衰亡的史實，講的是日本、俄國、波蘭、土耳其，指的是中國，實際上是“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都是為維新變法服務的。在20世紀初，當清廷下詔預備立憲后，改良派又積極編譯出版了各種立憲史。諸如佩弦生的《歐洲各國立憲史論》、麥孟華譯《英國憲法史》、《英國變政小史》、羅普譯述《日本維新三十年史》、《日本國會紀原》、汪有齡譯《日本議會史》，以及《日本立憲史譚》、《國立憲史論》等等，以配合鼓吹在中國實行立憲制度。

　　與維新派著重介紹日本明治維新、俄國彼得變政和各國立憲史不同，革命派編譯外國歷史著作，則主要是介紹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史和獨立史。他們編譯出版了《泰西革命史鑒》、《美國獨立史》、《美國獨立戰史》、《法蘭西革命史》、《法國革命戰史》、《意大利獨立史》、《蘇格蘭獨立志》、《希臘獨立史》、《葡萄牙革命史》、《俄國革命戰史》等，其中尤其是對英、法等國的革命史，美國、意大利、希臘等國的獨立史，進行了大量的介紹和宣傳，成為這一時期的顯著特色。其編譯目的，就是企圖從法國革命和美國獨立的歷史中吸取精神力量，走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道路。《浙江潮》在介紹青年會編譯的《法國革命史》時即指出：此書“欲鼓吹民族主義，以棒喝我國民，改訂再三，始行出版。其中敘法國革命流血之事，慷慨激昂，奕奕欲生，正可為吾國前途之龜鑒云云。”提出“愛國志士不可不各手一編，以自策勵”。明確主張編譯和閱讀外國革命史，是為了從中尋找“救吾國之妙藥”[13]。

　　20世紀初，革命與改良、反滿與保皇造成了直接的對壘。圍繞著革命與改良這一根本問題，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改良派展開了一場大論戰，這一斗爭也在史學領域中反映出來。在對待革命，尤其是在對法國革命的問題上，兩派的立場、態度截然相反，勢同水火，將其作一比較，也許不無意義。

　　早在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為在所編《法國革命記》中，便極力渲染法國流血革命之可怕，說：“臣讀各國史，至法國革命之際，君民爭禍之劇，未嘗不掩卷而流涕也。”稱其“流血遍全國”，伏尸百萬，綿禍八十年，“普大地殺戮變亂之慘，未有若近世革命之禍酷者矣。”把法國革命描述成一場空前的大災難。顯示了其對爆發革命的恐懼，以為其改良主義政治觀點作注腳。在戊戌變法失敗后，康有為仍堅持保皇立場，宣揚中國只可行立憲而不可革命。在1906年清廷下詔預備立憲后，又在《新民叢報》上連續發表長篇史論《法國革命史論》，以革命恫嚇人們。這一時期，梁啟超也撰《開明專制論》，引英、法、美、普、俄等國的歷史，以“論開明專制適用于今日之中國”[33](p.49)。又撰《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以便“求其論據于歷史，鑒其因果于歷史”[34](p.31)，文中將中國歷史上的革命與西方近代革命加以比較，結論是中國革命有七個方面不如西方，以歷史上的革命影射當時革命派的學說。

　　在兩派論戰中，為駁斥康有為的反革命言論，章太炎寫下了著名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借史論政，廣引中外歷史事實論證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的必要性。康氏史論出籠后，章氏又立即囑汪東作《正明夷法國革命史論》，對其進行反擊。文中認為法國大革命的發生，是長期以來王公貴族“驕恣暴戾”、人民反抗的結果，謂法國革命“殺人流血”，也是封建“虐政”所激起的，以具體史實駁斥了康有為詆毀革命的謬論。指出法國革命盡管有種種不足之處，“然一洗舊弊，遂能祛虐政，均權利，卒達改革之首志，其抑赫然可觀哉!”文中并取法國事實，聯系“中國之現實，比較論之”[35](pp.635-636)，斷言說：“法民既成而去，繼其烈者，必吾中國之民矣。”[35](p.645)陳天華也在《民報》上發表了《中國革命史論》，針鋒相對地批駁了梁啟超。指出比較中西革命，應以中西方同時代的革命相比較，不同時代的革命是無法比較的，梁氏以中國古代歷史上的革命與西方近代革命相比較，是搞錯了時代。認為中國自秦以來，革命多起于民間，與平民革命較接近，西方古代的農民革命遠不如中國。又以歷史事實駁斥革命對人民造成無窮災禍的讕言，熱烈頌揚革命是“救人世之圣藥也。終古無革命，則終古成長夜矣。”[36]從而有力地批駁了康、梁反對革命的謬論。

　　綜而言之，改良派與革命派都把史學領域作為一個重要的陣地，并直接運用史學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以史學為現實政治、黨派斗爭服務。在革命派與改良派的大論戰中，更是突出體現了當時政治斗爭的需要。這種情況的產生，既與當時所處時代及特定的歷史條件有關，也與他們主觀上對史學功能的理解密切相聯。由于近代中國社會急劇變動的特點，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極為尖銳激烈，使政治問題異常突出，加上兩派在認識上都片面地夸大了史學的社會功能，主觀上都將其作為政治的工具來使用，救亡圖存的急迫性和強烈的功利性交匯在一起，就造成了直接將史學與現實政治、黨派斗爭掛鉤的局面。中國史學一直有著“經世致用”、重視功利的傳統，而新史學則把這種功能發揮到了極致。

　　四

　　改良派與革命派重視史學的經世功能，主張史學緊密地為現實政治服務，對于當時維新思潮和民族革命的發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史學畢竟只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對其沒有正確的定位，把其作用夸大到了不適當的程度，顯然是片面的，也是不恰當的。而且，他們過分夸大史學的社會作用，強調史學為政治服務也帶來了不少弊端。

　　首先，由于在一開始就設定了經世致用的目的，在這種目的論的引導下，史學只是被用來為政治變革作論證，往往成為其政治主張的注腳。他們把它和政治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說的是史學，關切的是其政治內涵，從而把政治的重要性放到了首位。強調的是史學的政治方向與對思想內容的要求，必須與社會改革緊密配合，或者說，它本身就是現實政治斗爭的一部分。不僅把史學當作推動社會變革的武器，而且直接當作黨派斗爭的工具，因而于史實也多各取所需，用以闡發各自的政治主張。對歷史上的人物與事件，都用資產階級的觀點作了現代化的解釋。如梁啟超稱王安石變法實行免役法是“世界上最名譽之革命”，條例司是“社會主義”；在《管子傳》中，說管仲聽政于民，“與近代立憲政治合”，管仲重法治和官吏職責是“虛君政治”，“與責任內閣合”。革命派把陳勝、洪秀全推崇為“民族革命英雄”云云，稱革命在“中國從前也是很有人實行的。就是獨立自由的字面，也不是外國人創造出來的”[37]，等等，顯然都是以今鑄古，為我所用，離開了實事求是的原則。

　　其次，由于過分強調史學的政治性、功利性，對史學的求真與學術性未有足夠的認識和應有的重視。出于為現實政治變革服務的需要，他們不是把史學當作一種單純的學術，因而缺乏學術上嚴肅的追求。雖說各人的情況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論，如章太炎、劉師培等還是比較注意學術本身，講究求是。但從總的傾向看，不論是改良派還是革命派，大都熱衷于救國論政，立論往往完全是從報刊宣傳效果出發，而不是從史學學術性的角度來展開，其論著往往充斥著議論鼓動，議論多而史實少，甚至喧賓奪主，缺乏學術氣息，這也正是當時兩派的通病。他們重視的是其政治性與宣傳效果，其政治意義顯而易見超過了其學術意義。并且往往以政治性取代學術性，為了牽就政治，甚至不惜犧牲學術，以為其構筑現實政治主張的材料，這就嚴重妨礙了史學的健康發展。

　　從其史學成果來看，由于強烈的泛政治化傾向，及對學術本身的不重視，加上一些重要人物多兼學者與政治家的復合身份，是政治活動家和宣傳家，他們積極投身于維新或革命活動，既缺乏從容的時間，也無法投入更多的精力來從事學術研究，故這一時期史學的特點，除了翻譯外國史著，或按照外國史著體例改編中國史書而外，缺少大部頭有質量的史學專著，其史學論文也多浮淺粗糙，其中就政治宣傳多于學術研究，真正有學術意義的作品很少。與改良派史學相比，革命派史學的這種特點更加明顯。因其關注的重點并不在學術，故沒有朝向學科本身的發展而努力，致使學科的獨立性也沒有得到充分的展開。

　　由于以政治性、功利性取代了求真與學術性，結果造成了嚴重的急功近利和學術庸俗化的傾向。在這方面，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可以說是最極端的例子。他自述其撰述動機，雖然談到“別白真偽，決定是非”，“舍偽從真”云云[38](p.400)，但其目的則是借攻擊“偽經”而“托古改制”，為維新變法服務，并不惜用近代資產階級的油彩涂抹在孔子的臉上，將他打扮成托古改制的先驅，因而它們不是單純的學術性著作。他的目標在經世，在學理上則多牽強附會，其中考辨武斷、曲解之處不少，甚至說《史記》、《楚辭》經劉歆竄入者數十條，出土的鐘鼎彝器皆劉歆私鑄埋葬以欺后世，等等。這不僅被同為今文經學的皮錫瑞指為“武斷太過”，連其弟子梁啟超后來也說：康有為好為依榜，“往往不惜抹殺證據或曲解證據，以犯科學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39](p.57)改良派的其他一些人物，也程度不等地存在這種情況。

　　如果說，改良派有此弊端，那么，革命派在這方面更是推波助瀾。其對史學內容所作的規定，即是要求緊緊圍繞著“革命”兩字。具體而論，約有兩端：一是反映清朝統治的民族壓迫，以激起革命的情緒；二是反映外國的革命傳統及經驗教訓。這在當時對于推動革命，激發國民的革命意氣等，還是具有相當的積極意義，但在史學內容上未免比較偏狹，缺乏多方面、多層次的研究。由于具有鮮明的目的論和強烈的革命傾向，甚至光從其題目，也不難看出他們的史學祈向。革命派大力鼓吹民族主義，因而其史著往往都把種族或氏族問題作為首要的問題加以論述，而不少人積極投入反清斗爭，其主要的動力是“種族革命”，在政治上帶有種族革命的狹隘性，這在史學上也有明顯反映。出于迫切的經世心態，其論著都帶有憂國救時的使命感，無暇顧及學術上的追求，往往即興成文，粗陋草率，顯得鼓吹革命勁頭有余，而學術研究功底不足。即使是像章太炎這樣的“有學問的革命家”，雖說他認為治學應“合致和與求是二者冶為一爐”[40]強調二者的統一，并指出：“借古事以論今事，所謂借題發揮者，亦讀史所忌。”[41]但在實踐中也往往拋棄這一原則，以革命的熱情投入論戰，借史論政，不免有些弊病。

　　在危難深重的上一世紀之交，以上狀況的產生有其歷史的必然性，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自然不應對其作出過于苛刻的批評。這里較多地論述了其經世致用局限性的一面，或許上述這樣的分析已經過于嚴苛。但問題在于，在以往中國史學史的研究中，對其進步意義已作了較多的肯定，而某些環節尚沒有搞清，甚至在基本的資料方面也缺乏掌握，忽視了對其負面影響的分析。多年以來，人們對新史學思潮的認識，大多停留在對其代表了進步的潮流與方向的方面，或者最多只是指出康有為的“武斷曲解”，而對梁啟超的新史學及革命派的史學，說其局限也只是強調其歷史觀唯心云云，而很少對這方面的失誤進行認真的反省。這當然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這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因長期受到政治標準第一的評價尺度和思維模式影響的緣故。事實上，當時的同時代人已對他們的做法提出了質疑，而長期以來，我們卻將其作為對立面而加以討伐，認為這些議論代表了落后、保守的傾向，對其缺乏應有的重視和足夠的認識。我們不能回避這些值得探索的問題，否則就無法解釋其學術成果為何很少經得起時間的檢驗，也無法解釋此后的求真與非功利主義思潮的興起及與之相互關系。因此，對于新史學思潮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時，實事求是地指出其正負兩方面的作用，正是學術總結的需要。回顧百年來中國史學經歷的曲折歷程，深入探討其經驗和教訓，將給我們今天的史學研究以深刻的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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