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別種看高句麗族源論文

時間：2024-10-23 20:31:07

從別種看高句麗族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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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別種看高句麗族源論文

　　【內容提要】“別種”一詞的含義，從其最初使用的情況來看，是指從原部族中分出后獨立發展的子孫后代，稱“別種”的部族與其本種之間族源相同。最早使用“別種”一詞的正史是《三國志》，稱高句麗是夫余別種，證明高句麗從族源上講當出自夫余。但高句麗族在南下發展的過程中經歷了復雜的民族融合過程，已成為不同于夫余人的新的民族。

　　關鍵詞：別種夫余高句麗

　　關于高句麗的族源問題，目前學術界有穢貊說、夫余說、高夷說、橐離說、商人說、介萊合族說等諸多說法，迄今仍無定論。《三國志·魏書·東夷傳》是最早記載高句麗族屬的古籍，稱高句麗是夫余“別種”。對“別種”一詞，學術界也存在著不同的認識。周一良先生在《論宇文周之種族》一文中認為：“今按‘別種’之稱猶‘別部’，為政治上相統屬而種族上十九不相同之部落”[1]，認為“別種”與本種之間大多族屬不同，這一觀點得到多數學者的支持。但也有學者認為：“我國古代史家所說的‘別種’通常是：由‘母族’中分離出來，并形成了一個新種的人類集團，可稱為‘母族’的‘別種’。”[2]“別種表示他們血緣上的淵源關系”[3]，認為“別種”與本種族源相同。本文試從分析“別種”一詞的用法入手，解讀《三國志》對高句麗族屬的記載，以期對高句麗的族源問題有新的認識。

　　（一）

　　目前見于史書記載的最早使用別種概念的是東漢賈逵（30-101）。《史記·晉世家》《集解》引賈逵說：“東山，赤狄別種”、《史記·匈奴列傳》《索隱》引賈逵說：“犬夷，戎之別種也”。另外，《史記·晉世家》《索隱》引賈逵說咎如：“赤狄之別”，顯然“別”是“別種”的簡稱，這也是后代史家通行的用法。從賈逵對“別種”一詞不作任何解釋并已采用簡稱來看，賈逵不是此詞的發明者，此詞的出現當在賈逵之前，也就是說，至晚在西漢末、東漢初即已出現，至賈逵時已被廣泛使用。

　　“別”字在東漢以前的史書中多用作動詞，意義是區別，作修飾語的情況不多，可考見的有以下三條：《淮南子·要略》：“韓，晉別國也”，指韓國是從晉國中分出獨立發展的國家；《禮記·喪服小記》：“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指大宗子之外的諸子成為小宗的宗子建立新的宗派；《左傳》昭公三年：“晉之別縣不唯州”，指從晉國中分出的相對獨立的私邑。不論是“別國”、“別子”還是“別縣”，“別”字作為修飾語，其意義都是從一個共同體中分出而后獨立發展的情況。漢代“種”字指子孫后代，《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就可以證明這一點；參之《三國志·魏書·烏桓鮮卑傳》：“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以己為種，無復報者故也”，《三國志》中的“種”也是指后代。《后漢書·西羌傳》：“其后子孫分別，各自為種”、“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種”，也證明“種”指子孫后代。則“別種”一詞，當指自原部族中分出而后獨立發展的子孫后代。所以，從族源上講，“別種”與本種是同族。

　　最早見于記載的“別種”一詞出于經學家賈逵之口，說明此詞與經學存在密切關系。自賈逵之后，有胡廣、蘇林使用過“別種”，與《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大約同時代的韋昭、杜預也都使用過“別種”一詞。可以說，自公元一世紀至公元三世紀下半葉，“別種”一詞已成為學術界的通行用法。賈逵、胡廣、蘇林、杜預、韋昭所說的“別種”與“本種”之間的族屬關系詳見下表：

　　使用者出處本族別種是否同族

　　賈逵《史記·晉世家》《集解》赤狄東山皋落氏是

　　賈逵《史記·晉世家》《索隱》赤狄咎如是

　　賈逵《史記·匈奴列傳》《索隱》戎犬夷是

　　胡廣《史記·匈奴列傳》《索隱》東胡鮮卑是

　　蘇林《漢書·昭帝紀》注引西南夷廉頭、姑繒、柯、談指、同并是

　　杜預《春秋左傳注》隱公二年氐、羌戎、狄、蠻、夷否

　　杜預《春秋左傳注》閔公二年赤狄東山皋落氏是

　　杜預《春秋左傳注》僖公二十三年赤狄咎如是

　　杜預《春秋左傳注》宣公十五年赤狄潞是

　　杜預《春秋左傳注》宣公十六年赤狄甲氏、留吁是

　　杜預《春秋左傳注》成公元年戎茅是

　　杜預《春秋左傳注》成公六年蠻氏戎夏陽說不詳

　　杜預《春秋左傳注》昭公十二年白狄鮮虞是

　　韋昭《國語·周語》注西戎姜氏之戎是

　　上表中杜預稱氐羌是戎狄蠻夷的“別種”，雖然從族源上說不通，但如果從“別種”指的是某一母體中分出獨立發展的部分的意義上去理解，戎狄蠻夷是對少數民族的通稱，而氐羌顯然是少數民族的一個分支，那么，與“別種”一詞的用法也是相符的。所以，除去一條資料“別種”與其本種之間的族屬關系無法考證之外，其它各條資料都符合前述“別種”一詞的用法。這說明，自公元一世紀至公元三世紀下半葉，學術界對“別種”一詞內涵的認識是基本相同的，即：從原部族中分出后獨立發展的子孫后代。

　　《三國志·魏書·東夷傳》中“別種”一詞共兩見，一是稱高句麗“東夷舊語以為夫余別種”，一是稱“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名之為小水貊”。《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師事的譙周[4]，是東漢末著名經學家，其父“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譙周“耽古篤學”、“研精六經”[5]，陳壽治學顯然也是自經學入門，其所用“別種”一詞不可能與傳統經學家通用的含義相違。而且，在陳壽的時代，學術界對“別種”一詞的內涵已經基本形成共識，陳壽不加解釋地使用這一詞，一方面說明此詞的通用性，另一方面也證明陳壽個人對此詞的理解與學術界通行的認識是一致的。也就是說，陳壽也認為，“別種”指的是從原部族中分出后獨立發展的子孫后代。

　　繼《三國志》之后使用“別種”一詞的正史是《后漢書》。在《后漢書》中“別種”共出現四處，《高句麗傳》中稱高句麗是夫余“別種”，小水貊是高句麗“別種”，與《三國志·魏書·東夷傳》完全相同，顯然出自《三國志》，則范曄對“別種”一詞內涵的理解與陳壽相同。另外兩處一見《皇甫規傳》，一見《西羌傳》，都是在說明羌人的族屬問題。所以，分析《后漢書·西羌傳》中所載羌人的族屬關系，不僅可以理解范曄對“別種”的定義，也可以理解陳壽對“別種”的定義。

　　《后漢書·西羌傳》：“至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夡，兵臨渭首，滅狄嵵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觽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后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或為牦牛種，越巂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留湟中，并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這里所說的“子孫分別，各自為種”，指子孫后代分出獨立發展，漸產生風俗文化上的差異，即形成不同的“種”，也就是“別種”形成的過程。只不過羌人的分化變異較大，中原史家無法識別何者為正統，何者是發生文化變異的部分，所以也就無法用“別種”來指代相對于原部族的傳統發生文化變異的后代，只好一律稱之為某某種。“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種”也是出于相同情況。“子孫分別，各自為種”顯然是對“別種”一詞的最好解釋。這也從另一角度證明了，范曄、陳壽對“別種”的理解，是指從原部族中分出后獨立發展的子孫后代。

　　所以，陳壽指出高句麗“東夷舊語以為夫余別種”，所要表達的意思是，在東夷人的口碑傳說中認為，夫余人中分出一部分獨立發展，后來形成了高句麗族。《三國志·魏書·東夷傳》中分別為夫余、高句麗、沃沮、挹婁、穢、三韓、倭人立傳，證明陳壽所說的“東夷”包括上述各族，則“東夷舊語”指的是居住在東北東部乃至朝鮮半島的各族，即高句麗人以及包括夫余人在內的與高句麗人相鄰的諸族，都承認高句麗是夫余“別種”。所以，高句麗從族源上講當出自夫余。

　　（二）

　　《好太王碑》稱：“惟昔始祖鄒牟王之創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6]《高麗大兄冉牟墓志》：“鄒牟圣王元出北夫余”，[7]都稱高句麗出自北夫余。但據《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高句麗始祖朱蒙為東夫余王金蛙養子，朱蒙率部自東夫余遷出“是漢孝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認為高句麗出自東夫余。朝鮮史書《三國遺事》引《古記》載：“前漢書宣帝神爵三年壬戌四月八日，天帝降于訖升骨城(在大遼醫州界)，乘五龍車，立都稱王，國號北扶余，自稱名解慕漱。生子名扶婁，以解為氏焉。王后因上帝之命，移都于東扶余。東明帝繼北扶余而興，立都于卒本州，為卒本扶余，即高句麗之始祖”，《三國遺事》引《國史·高麗本紀》：“先是北扶余王解夫婁，既避地于東扶余，及夫婁薨，金蛙嗣位”，證明解夫婁所部原號北夫余，因東遷而改稱東夫余。從這個意義上講，稱高句麗出自北夫余與稱高句麗出自東夫余都是正確的。朝鮮史書一致認為高句麗的統治集團出自夫余人，與上述我們對《三國志·魏書·東夷傳》中“別種”一詞的認識是相吻合的。

　　但是，“別種”一詞的內涵中還包括著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強調從原部族中分出獨立發展。陳壽使用“別種”，也是為強調高句麗人已經脫離夫余人獨立發展了，暗示著高句麗人與夫余人不同。《三國志·魏書·東夷傳》說高句麗“言語諸事，多與夫余同，其性氣衣服有異”，也證明陳壽已經認識到高句麗人與夫余人民俗方面的差異。之所以存在這種差異，是因為朱蒙所部脫離夫余人獨立發展之后，經歷了十分復雜的民族融合過程。

　　首先，高句麗人雖然出自夫余，但夫余國內就包括夫余人、穢人、貊人三種民族成份。《三國志·魏書·東夷傳》稱“蓋本穢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就可以證明這一點。據《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朱蒙為夫余王金蛙養子，無疑屬于夫余人。朱蒙與“烏伊、摩離、陜父等三人”南遷，烏伊與摩離在公元14年“領兵二萬西伐梁貊，滅其國，進兵襲取漢高句麗縣”，此時距朱蒙南遷已51年，烏伊、摩離即使與朱蒙遷徙時僅20歲，至此也已70多歲了。高句麗前三位王中，朱蒙享年40歲，其子琉璃明王約56歲，大武神王最高壽，也只61歲。烏伊、摩離70多歲仍健在，并能領兵遠征，是很令人懷疑的。此三人名字也不見于中國史書，《魏書·高句麗傳》：“朱蒙乃與烏引、烏違等二人，棄夫余，東南走”，而沒有烏伊。則烏伊、摩離可能是隨朱蒙遷徙的部族的名稱，在經過長期的對古史的神化以后，在其始祖起源傳說中演變為人名。烏伊，《三國史記》中也寫作鳥伊，伊字《東國史略》寫作夷，則烏伊也可以寫成鳥夷。《尚書·禹貢》“島夷皮服”，島字原作鳥，唐人改為島，王肅注：“鳥夷，東北夷國名也”，是堯時東北古部族。烏伊的原型就是鳥夷人，也就是夫余國內的穢人[8]。高句麗一詞《闕特勤碑文》作“Bokli”[9]，以漢字標音，正是摩離。《后漢書·東夷傳》：“句驪一名貊耳”，摩離就是貊的變音，摩離即貊，是高句麗族的別稱，摩離的原型就是夫余國內的貊人。由此證明，朱蒙所部從東夫余南遷時，有相當一部分穢人、貊人隨行。《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記載著夫余王說朱蒙：“誘我臣逃至此，欲完聚以成國家”，也可以證明隨朱蒙南下的不僅僅是夫余國的統治民族夫余人，也有夫余國內的被統治民族穢人與貊人。

　　其次，朱蒙所部遷入的卒本川一帶，民族成份也比較復雜。

　　據《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麗語謂復舊土為多勿”，朱蒙立國第二年以沸流國所在地為多勿部，說明朱蒙為代表的高句麗統治者夫余人認為，對沸流部的收降是收復夫余民族的舊土，可見，沸流部屬夫余人，先于朱蒙所部入居卒本川。琉璃明王在東夫余時，他的母親曾對他說：“汝父非常人也，不見容于國，逃歸南地，開國稱王”[10]，所謂的“逃歸南地”，也就是回到夫余人在南邊的故地，也證明在朱蒙所部南下之前，卒本川一帶已存在夫余人的部族。

　　《史記·朝鮮列傳》稱衛滿在奪取箕氏朝鮮政權以前即已“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此真番當為族稱。《史記·朝鮮列傳》《索隱》注真番為“東夷小國，后以為郡”，則真番郡即設在真番族的居住區。真番郡的位置學者們認識不一致[11]，但考慮到樂浪郡以南是箕氏朝鮮的后裔建立的韓國、臨屯郡以南是從馬韓分立出來的辰國[12]，則真番郡只能在玄菟郡以北，真番人的居住區是夫余人南下的必經之路，朱蒙所部轄區內顯然也存在真番族。

　　《漢書·地理志》：“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穢貉、句麗蠻夷”，則早在漢武帝滅朝鮮以前，此“句麗蠻夷”即已存在，隸屬于衛氏朝鮮，與朱蒙所部顯然族屬不同。《后漢書·東夷傳》：“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為縣”，證明玄菟郡高句麗縣是因為設于此族的居住地而得名。到朱蒙所部“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名籍”[13]，即接受漢高句麗縣統治時，才與此句麗蠻夷雜居并相融合。

　　卒本川一帶也有不少漢人。《史記·朝鮮列傳》：“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筑障塞”，說明自戰國時已有中原人進入真番地區。高句麗琉璃明王有漢妃也可以證明這一點。

　　《三國志》、《后漢書》中所載后世夫余、沃沮、高句麗等族的居住地曾經都是穢人的分布區，則卒本川一帶也存在穢人。

　　總之，高句麗人的始祖朱蒙所部自夫余國遷出獨立發展之時，內部就包含夫余、穢、貊三大民族，所遷入的卒本川一帶又是夫余人、真番人、句麗蠻夷、漢人與穢人雜居的地區，高句麗族就是朱蒙所部夫余人與上述諸族進行民族融合的產物。從族源上講，高句麗族是多元的，夫余不過是其多元中的一元。陳壽使用“別種”一詞，一方面指出高句麗人的統治集團出自夫余人，另一方面也強調了高句麗人不同于夫余人，從這個意義上講，其記載是完全可靠的。但是“別種”一詞卻無法描述高句麗族形成過程中復雜的民族融合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個概念也是不夠準確的。

　　[1]林干《匈奴史論文集》，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54頁。

　　[2]劉慶《“別種”雜說》，《北方文物》1988年第1期，第72頁。

　　[3]孫進己等《渤海的族源》，《學習與探索》1982年第5期。

　　[4]《晉書·陳壽傳》。

　　[5]《三國志·蜀書·譙周傳》。

　　[6]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頁。

　　[7]《東北古史資料叢編》第二卷，遼沈書社1989年版，第476頁。

　　[8]我認為穢人為東北土著民族，貊人原生活在蒙古草原，后遷入東北地區。鳥夷是東北見于記載的最古的居民，穢人當是其繼承者。參見拙著《穢與貊》，載《煙臺師范學院學報》1996年4期，16-18頁。

　　[9]岑仲勉注釋突厥文的《闕特勤碑》，將此詞標音為“莫離”，與“摩離”完全相同。見《突厥集史》，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892頁。

　　[10]《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琉璃明王本紀。

　　[11]真番郡的所在地有朝鮮南部說、鴨綠江流域說、今寧安說三種說法，詳見孫進己、王綿厚主編的《東北歷史地理》第一卷，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0-273頁。

　　[12]參見拙著《辰國考》，《北方文物》2001年第3期，第63-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