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讓生命倫理學說中國話再議論文

時間：2021-09-05 18:09:37 議論文我要投稿

探討讓生命倫理學說中國話再議論文

　　生命倫理學的話語體系總是會被打上鮮明的時代性標記和本土化( 或民族性) 印記，因而呈現為一種眾說紛紜的樣態。當今天人們討論“人類胚胎的道德地位”、“的道德性”以及與“安樂死”、“克隆人”等有關的生命倫理論題時，或者探討儒家生命倫理學的重構和基督教生命倫理學的建構時，又或者更為一般性地論證生命倫理學應遵循何種道德原則時，必然遭遇一種“元問題”層面的詰難: 即，這些表面上互不相關的話語，意味著什么? 這就涉及對“話語體系”、“語境”進行分析和澄清。此時，我們有必要問: 我們到底要讓生命倫理學“如何說話”及“說什么話”?

探討讓生命倫理學說中國話再議論文

　　在這一問題向度，這里所要言說的生命倫理學的語言或話語，既需要面向全球化時代諸文明難題，又要回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課題，尤其需要面向當今日新月異的衛生健康領域的偉大變革，以及生物醫學、高新生命科技的發展帶來的棘手的倫理道德難題。為此，本文再次強調指出，我們仍然有必要重提并澄清一個根本問題: 如何讓生命倫理學說“中國話”?

　　一、文明之“道”與衛生之“德”

　　生命倫理的探究方式，凸顯了讓生命倫理學說“中國話”的基本價值訴求。若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彰顯中華衛生文明的“道- 德”價值圖式。概而言之，此價值訴求可表述為: 傳承中華文明之“道”，彰顯中華衛生之“德”。我們總是在特定的文化歷史語境中提出并面對生命倫理學問題。因此，生命倫理學說“中國話”，在文化、歷史層面，必然涉及一種生命倫理學的話語“產出”的動機和前提反思。略而言之，這里存在一個根本之訴求，即透過生命倫理的話語方式來表達吾人之“如何安身、何以立命”的文化政治學或生命政治學意義上的安身立命的“大問題”。在這個層面上，我們需要從一種文化進路上，特別是從一種“意識形態批判”的視角上，思考生命倫理學的語境前提或歷史前提。一旦我們從這一方面進入生命倫理學問題，就會贊同恩格爾哈特做出的如下判斷，他說，“這樣的生命倫理學的語言是與俗世的程序生命倫理學的語言截然不同的……這樣的背景下，道德是一個真理，它超然于圣人的體驗，并牢牢地與歷史嵌合。”①借助這種看問題的視角，我們不難發現: 在“與歷史嵌合”的“道德真理”的向度內，生命倫理學的價值圖式在中國語境中的現實展現，它既不同于西方傳統基督教背景下的生命倫理學，又不同于西方現代自由主義背景下的生命倫理學。它要求我們從一種文化歷史的語境視域進行“生命倫理學”的“問題域”的歷史還原，以反思生命倫理學的文化根本和精神命脈。

　　另一方面，雖然不同文化類型或文明體系在其文化歷史語境中都開出了“醫治受傷之心靈( 或靈魂) ”的“靈丹妙藥”，但“身體與心靈”的辯證法表明，從“靈魂轉向”到“身體轉向”，可以說，一直以來就是世界各大文明體系( 不論是基督教文明體系還是儒家文明體系)在其現代化的文明進程中都會經歷的道德形態過程。這并不是說，現代性不需要照料靈魂或者不致力于靈魂的拯救，而是說它把“身體問題”置于一種優先地位。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不可避免地要面對與身體問題相關聯的現代醫療衛生及保健的專業化發展和現代醫療技術的進步帶來的各種生命醫學倫理的挑戰。在這個層面，讓生命倫理學說“中國話”，就是要擱置具體道德內容上或具體道德立場上的眾聲喧嘩的爭議，將探究的重點聚焦于一種程序合理性的共識，以尋求可普遍化的道德原則。當然，達成共識的難度是顯而易見的。實際情況表明，我們有多少宗教，有多少關于道德、正義和公平的理解，就可能存在多少種對生命倫理學的俗世的理解。這導致的效應是: 對于醫療資源分配問題，我們既無權威理論和恰當說明，也沒有被普遍接受或公認的論證; 對于、保健分配、安樂死也無法達成普遍一致的公認的主張。“……更值得注意的是，對良善生活和正當行為，沒有一個富于內容( content - full) 的、普遍接受的界定。關于如何著手解決這一困難，并建立一個規范的富于內容的倫理學( content - full ethics) 和與之相適應的生命倫理學，也沒有一致意見。”生命倫理學在具體內容上產生的歧見和異質性話語，帶來了一種影響深遠的“共識坍塌”的危機。在這個問題向度，生命倫理的價值圖式在道德世界觀上的體現，要求我們從形式合理化視域或程序正當性視域進行“問題域”的邏輯還原，以思考生命倫理如何應對或求解普遍原則之論證及其應用的難題。

　　當然，今天高新生命技術( 包括基因技術) 、納米技術和信息技術的進一步融合發展，帶來了一些影響深遠的倫理挑戰和法律難題。高新生命技術的發展遵循“支配對敬畏的絕對勝利”。它不僅僅構成了現代人之“生存”無法擺脫的“座架”，還支配著從身體到心靈、道德和情感( 例如在腦技術或神經科學的最新進展中所展現的那樣) 的領域。高新生命科技通過對基因、信息、細胞( 或神經) 進行操縱，發展出一種全面技術統治。在這個層面，生命倫理學說“中國話”，必然在關涉人性之本質、人格之尊嚴、人類自主性之內涵等實質倫理問題的理論詮釋、實踐治理和難題求解等論題，進而強調從實踐智慧和實踐理性視閾進行認知旨趣的實踐還原，以探究具體情境中倫理難題的求解之道。

　　以上三方面涉及生命倫理的思考方式或探究方式在文化取向、原則取向、問題取向( 或難題取向) 上的分殊及其話語方式的異質性分布。不難看到，它同時也特別地凸顯了讓生命倫理學說“中國話”的基本的價值目的之訴求。一方面，就文化根源而論，我們當然不能脫離中華傳統的文化根脈和精神家園。讓生命倫理學說“中國話”，就是要讓生命倫理學傳承中華文明之“道”。

　　毫無疑問，我們總是從中華民族的文化生命中產生“生命倫理”的思考方式和話語方式。中國傳統的哲學和文化( 包括宗教、藝術、政治、法律等方面) ，是由中華民族世世代代的歷史性倫理實存及其文化價值核心產生獨具特色的理論話語和生命道德智慧，進而對衛生文明、生命政治、身體保健、醫德規范、生死問題等創構了一套源遠流長、影響深遠的生命倫理的精神資源。這是西方生命倫理學不能完全理解、也無法全面、準確地呈現“生命”和“倫理”以及“生命- 倫理”內在關聯的體系。我們必須面對或正視我們自己的生命倫理學的文化的、歷史的和意識形態方面，描述中華文明體系中“生命”和“倫理”如何結合成為一種偉大文明進程的“生命倫理”之“道”。

　　另一方面，就道德現實而論，我們不能脫離人口意義的醫療衛生和保健的現實生活世界。讓生命倫理學說“中國話”，就是讓生命倫理學關注當下中國生命倫理的醫療衛生現實，以彰顯中華“衛生”之“德”。不可否認，中國生命倫理學的話語體系構建不能脫離中國語境的“衛生”之“德”或保健之現實。“衛生”一詞在漢語語境中是一個使用頻率很高的日常用語，它的原義有“護衛生命”之義。讓生命倫理學說“中國話”，要面向當代中國語境，講述中國醫療實踐和衛生保健的故事，探究和諧醫患關系的建構途徑，解決中國醫療民生問題，求解人口健康和醫療公正的倫理難題。其重點應放在其現實層面的“保健”、“衛生”之“德”的關注上。在當今中國醫療衛生體制變革和衛生健康革命的全面展開及醫療技術進步的宏闊背景下，重構生命倫理學的中國話語。優秀傳統文化中的衛生美德論述只有轉化為一種現代性道德話語，融匯進“現代醫生- 醫院體系”的道德形態之中，并在精神實質方面完成現代性轉換，才具有普遍性并煥發生命活力。因此，在中國語境的現實性維度，我們必須適應全球化時代文明對話和文化融合的趨勢，引入“和而不同”的偉大智慧，匯聚全人類的良知和智慧，只有這樣，才能讓說“中國話”的生命倫理學呈現為一種具有普遍的世界性意義的中華文明之“道”和中華衛生之“德”。

　　二、“認知旨趣拓展”與“問題域還原”

　　讓生命倫理學說“中國話”，在話語體系的構建上，需要以兩個重要的突破為前提: 一是推進中國生命倫理學的“認知旨趣拓展”; 二是展開中國生命倫理學的“問題域還原”。

　　( 一) 推進中國生命倫理學的“認知旨趣拓展”

　　這里所說的“認知旨趣拓展”，是指從中國價值觀的道德詮釋視角出發拓展生命倫理學的知識譜系、話語形態和思想類型，目的是要擺脫過于“西化”的應用倫理學范式對生命倫理學的那種“窄化”的理解。這是從認知旨趣層面尋求對生命倫理學的理解范式進行突破，以利于進一步揭示并闡揚生命倫理學的( 不同于西方啟蒙現代性的) 中國現代性內涵和中國道德形態之特質。

　　就一般意義而論，“認知旨趣”在生命倫理學領域似乎預設了一個“提出問題( 或難題) -解決問題”的“技術路線”。然而，與專門具體的科學領域的認知旨趣不同，生命倫理學是一個自身充滿矛盾的領域，以至于它甚至都不能清楚、明白地表明: 如何界定可靠的生命倫理學的專業知識，以及如何鑒別確定不移的生命倫理學內容。這使得生命倫理學的專業領域及其專家系統并不嚴格，而仿佛是一種力圖窮盡“跨界”之可能的“雜燴”。它往往根據提問者的提問而給出相應解答。這使得它所給出的答案總會牽扯眾多的學科領域和一些長期存在的根本分歧。比如，生命倫理學家并不簡單地告知由論證得來的知識———如“就是殺人( 或殺害胎兒) ”，他們( 她們) 還會指出，禁止的法律由于強迫婦女屈從于違背其意志的律令( 不準她們) 而違犯了其基本權利。于是，生命倫理學的認知旨趣由于充滿了“事實- 價值”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的道德框架的制約，且在不知不覺間，將“認知旨趣”從認知領域擴展到“價值域”或“道德域”。這種“認知旨趣拓展”典型地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生命倫理學的發展，取決于倫理學本身的發展，如果一種文化或文明體系中的人們不知道何種倫理和道德是指導其生活的準則，就不可能給出可靠的生命倫理學建議; 另一方面，對于一些引發重大道德難題的生命倫理學問題，人們更希望通過認知旨趣從知識域向價值域的拓展，來引發異質性觀點和見解的實質性對話和協商，從而推動醫學層面的生命倫理進一步拓展其認知旨趣，以面向文化層面的生命倫理。

　　由此，“認知旨趣的拓展”負載著一個更為重大而艱巨的任務，就是以盡可能包容的思想姿態和盡可能促進合作的爭辯性商談的形式，去理解“文化他者”，并以這種方式促進文化生命倫理學層面上的自我理解。“認知旨趣的拓展在一些重大生命倫理議題上( 例如，性行為的意義，生殖干預的正當性，稀缺保健資源的分配，器官移植的道德合理性，臨終安慰和安樂死，等等) 盡管難于達成共識，但是，由于它強調在跨文化條件下直面人類道德復雜性或道德多樣性的現實，因而有利于從一種文化診斷或文化理解的意義上通過促進對話商談和比照互勘而促進價值擴展。”因此，生命倫理學在話語體系層面，要自覺地意識到它的文化的、歷史的和意識形態特性，反省其與特定人口形態、人倫形態和身體形態緊密相關的文化政治實踐或生命政治實踐。

　　就生命倫理探究的中國語境而言，中國人生活于其中的醫療生活史、疾病史、身體的歷史和醫療制度的歷史構成了中國生命倫理學建構的基本歷史圖景。這即是說，生命倫理學的“認知旨趣拓展”要體現中國價值觀的道德詮釋的基本訴求。這從反面進一步表明，認知旨趣拓展并不回避西方啟蒙現代性帶來的挑戰，但它在一種價值拓展的意義上要求人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 任何借鑒、引入、應用西方話語的各種嘗試雖然會為我們的研究提供有益的視角，但不能替代能夠體現中國價值觀的倫理話語體系和道德形態論述; 而任何傳統重述的嘗試( 或傳統的重新發現) 和語境回歸的努力，必須有助于從一種原始生存經驗和本源生命深度上尋繹文明之“道”，并具體地呈現為一種現實的衛生保健之“德”。

　　( 二) 展開中國生命倫理學的“問題域還原”

　　生命倫理學的“認知旨趣拓展”，在具體的方法學進路上，是指從文化傳統的溯本還原和醫療生活史重構，對中國生命倫理學的問題域進行梳理，以從文化歷史的進路、理論邏輯的進路和實踐難題的進路拓展其知識譜系、話語語境和思想類型。因而，內含著一種“問題域還原”的方法學意識。當今中國生命倫理學的諸種論辯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一個前提性探究的工作，即在進入生命倫理學的話語體系之前對生命倫理學的問題域進行還原和澄清，以避免生命倫理學的爭論出現話語形態上的不可通約。事實上，由于忽略對生命倫理學的問題方式進行反思，人們很少關注“問題域”的構成。因而，很多時候爭論各方并不清楚何以會爭論不休，這使得生命倫理學論爭經常陷入尷尬的境地: 不同學科背景或文化背景的學者們，在生命倫理學的諸論題上，似乎除了展示分歧之外便無所作為了。針對這種情況，我們提出的“問題域還原”的方法，就是主張面向不同學科之間、不同文化傳統之間以一種對話形式和關聯方式對構成生命倫理之問題的方式進行跨界溝通。其主要目標在于尋求形態學視角上的理解范式之轉化，其基本進路就是: 在理論、思想、話語的前提上通過問題域之“問”使人們獲得面對道德分歧的引指。

　　“問題域還原”是對構成問題的問題進行深入探究，以清理那些“不是問題的問題”或者“不構成問題的問題”。如，“人權”是否構成儒家生命倫理學的“問題”就存在不同的觀點。這產生了對儒家生命倫理學進行“問題域還原”的重要課題。“問題域還原”的必要性在于，它通過對構成問題的語境條件進行前提批判，并由此進入生命倫理學跨學科條件和跨文化條件下的形態構成論域，進而在一種道德形態學視角下展開與人口健康、人倫關系和身體政治有關的道德維度。從這個意義上看，“問題域還原”的方法是一種切近于從道德形態學視角研究生命倫理學的進路。

　　中國生命倫理學的“問題域還原”，它包括歷史、邏輯和實踐三個層面的“問題域還原”。從“歷史還原”的視角看，西方話語體系無論以何種標簽的“普世”形式面世，它都不能夠全面、準確地呈現中國生命倫理學的話語譜系和思想脈絡，無法替代中國生命倫理學的話語實踐和語境回歸。從“邏輯還原”的視角看，生命倫理學的理論邏輯( 包括它所堅持的道德原則論證) 擺脫不了意識形態的印記，它或多或少體現了某種意識形態的謀劃。原則主義進路的生命倫理學所標舉的普遍主義價值承諾，在理論邏輯上隱蔽著某種西方中心論的陷阱，需要中國生命倫理學以邏輯還原的方法破除這種普遍主義的“迷霧”。從“實踐還原”的`視角看，生命倫理學必須應對由大數據、云計算、高新生命技術，特別是基因技術、納米技術所帶來的生命倫理挑戰，不能脫離自身的文化信念和價值基礎去面對生命倫理學的棘手難題，而必須在問題域還原的基礎上回答“應該做什么”和“應該如何做”的問題。

　　“認知旨趣拓展”和“問題域還原”表明，不同的“文化景觀”和“問題方式”開啟并面對極為不同的生命倫理學的問題和難題，這在“知識脈絡”和“問題構型”上不可避免地遇到文化形態的生命倫理學與具體問題( 或難題) 的生命倫理學之間的異質性斷裂。于是，讓生命倫理學說“中國話”，就是要打破在“意識形態話語”之“一般”和“科學話語”( 特別是與之相關聯的“科學項目”) 之“具體”之間所預設的一致性。二者之間的不一致所形成的張力，并不影響讓生命倫理學說“中國話”的文化價值訴求。相反，它通過區分不同層次的“問題域”，使得生命倫理學在界劃理論分析與難題治理的功能分域中，既保持對“文化景觀”的圖景構畫或文化傳統的重新發現在價值姿態上的誠實性，又保持對具體問題應對和倫理難題治理在道德敏感上的開放性。

　　三、破解“應用論- 建構論”對峙的難題

　　當今中國生命倫理學的話語體系構建及其研究進路，受到兩套相互對立的話語及范式之影響。第一種是“應用倫理學”，準確地說，就是“應用論”的生命倫理學范式。第二種是“建構中國生命倫理學”，可以稱之為“建構論”的生命倫理學范式。兩者的差異非常鮮明，甚至可以說是兩套全然不同的生命倫理學話語和范式，構成了中國生命倫理學研究中互不相容的“應用論- 建構論”的難題。讓生命倫理學說“中國話”，必須從“認知旨趣拓展”和“問題域還原”尋找突破口，破解這一雖屬“入門”然而卻影響深遠的難題。

　　從“應用論”觀點看，它強調將某種被視為具有“普遍性”或“普遍主義特質”的道德理論在中國語境中的應用。應用論尤其偏重西方自啟蒙運動以來被尊奉為具有普世性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道德理論的應用。其用力之處不是理論上的創造性建構( 它認為原有的理論已經足夠了) ，而是將重心放在了理論的“應用”上。也就是說，這一研究范式在邏輯上是按照“理論- 應用”的邏輯來安排先后秩序，只不過邏輯上居先的“理論”被當做毋庸置疑的前提，而邏輯上在后的“應用”才是重點所在。以這種方式，它旗幟鮮明地采取了一種理論的應用姿態，即把某種現存理論話語及其原則論證( 通常是“西方生命倫理學的理論話語”) 指認是一種普遍主義的生命倫理學論述，從而把中國生命倫理學的任務界定為具有普遍性的生命倫理學理論在中國語境中的具體應用。

　　“建構論”則選取了另一套話語及研究理路。它致力于中國語境下生命倫理學的傳統重構———或曰“傳統的重新發現”。以此為進路，建構論話語主張“重構中國生命倫理學”。它的重要標志是通過對中國生命倫理學的語境前提和精神資源進行提煉或深入挖掘，以推進一種“傳統重構”或“傳統的重新發現”。它的重點是“理論的建構”而不是“理論的應用”，即是說，它優先關注的是通過某種特色理論話語的建構來抗衡西方普遍主義的侵蝕，強調從傳統的現代轉化或當代重構的建構主義綱領出發，界定中國生命倫理學的認知旨趣和問題域構型。

　　“應用論- 建構論”在中國生命倫理學的研究范式和話語方式上的對峙，在宏觀視野上帶來了關于“中國生命倫理學”合法性問題的爭議，在微觀視野上進一步加深了生命倫理原則論辯的復雜性和歧異性。這不僅對“中國生命倫理學”的研究范式和話語方式來說是如此，在全球生命倫理學的各種競爭性理論和觀點論爭中亦同樣呈現為大致相同或相似的理論格局。兩套話語及其研究范式的分野或相互競爭，通常表現為文化取向的生命倫理學( 如基督教生命倫理學或儒家生命倫理學) 與原則取向或問題取向的生命倫理學( 如俗世的或應用的生命倫理學) 的相互對峙、難于讓渡的困局。我們只要翻閱當代美國生命倫理學家恩格爾哈特的著作清單，就不難發現一個可資引證的事實: 他在世俗人道主義的生命倫理學與基督教生命倫理學兩翼上所從事的探索工作，明顯地凸顯了“文化- 歷史”向度與“問題- 原則”向度之間存在一條涇渭分明、難以逾越的鴻溝。不同“認知旨趣”和“問題域構型”的生命倫理學的不可通約及互不相容并非一無是處。如果換一個角度看，不難發現，它們亦有其毋庸置疑的積極意義，是中國生命倫理學展現其形態多樣性的一種表征，更是其蓬勃生機的體現。讓生命倫理學說“中國話”需要面對不同類型的生命倫理學的話語范式之間的相互交鋒和論爭。一方面，多樣性論爭有利于我們深化或拓展生命倫理學的研究論題和問題范圍。另一方面，為人們擴展道德形態或文化形態的生命倫理學的認知旨趣及其問題域視閾提供了契機或參照，推動生命倫理學面向更為廣闊的實踐論域進行主題拓展。例如，進一步凸顯和重視與人口健康和身體倫理有關的生命政治實踐、大眾醫療衛生和公共健康政策等重大現實問題。換句話說，多種形態( 而非單一形態) 的中國生命倫理學的異質性話語對峙，既有利于人們擴展道德形態或文化形態的生命倫理學的“問題域還原”提供了契機，又有利于人們深化或拓展具體項目層面的生命倫理學論題和問題范圍。前者是具有鮮明的文化意識形態印記的問題域類型。后者更多地體現為一種面向實踐或現實的可細化為具體科學化研究和原則論證。它們之間的對峙和沖突在表現形態上盡管千差萬別，但在本質上則可歸類為兩種典型的形態:一是與“信念”有關的精神形態，涉及傳統的重新發現、文化歷史語境的回溯或回歸、宗教形而上學根基之探尋等實質倫理方面的有關論題;一是與“程序”有關的理性形態，涉及各種類型的現代性之建構、科學化之循證、世俗人道主義原則之論證等切近“形式倫理”方面的相關論題。讓生命倫理學說“中國話”，既需要立足于中華衛生文明的生命倫理之“道”，推進文化意義上的傳統之“重新發現”，又需要立足于現代醫療技術和生命科技的迅疾發展，關注醫療技術實踐在倫理形態視閾( 特別是在技術形態和倫理形態的相互關聯方面) 的理性內涵和精神內涵的拓展趨向及其發展趨勢。

　　讓生命倫理學說“中國話”，需要矚目于“應用論- 建構論”之間隱含著的關聯性方面而非分歧性方面。從道德形態過程看，“認知旨趣拓展”和“問題域還原”表明: “應用論- 建構論”之間的關聯，隨著傳統意義凸顯和醫療技術實踐的深入展開而變得愈來愈顯著。建構論生命倫理學對文化信念的強調影響了應用論生命倫理學的形態。比徹姆和丘卓思合著的《生命醫學倫理原則》從第4 版開始接納醫學美德倫理學，可視為明證。同樣，應用論生命倫理學對道德議程或道德原則的強調也影響了建構論生命倫理學的致思取向。這一趨勢在相對寬廣的歷史視域中呈現為亟待深入挖掘的道德形態過程，并界定了中國生命倫理學話語體系構建的方向。換一個角度，從現代醫療技術帶來的各種倫理難題及其應對看，生命倫理學的兩種范式之爭存在著對立面統一的可能。也就是說，在“應用論- 建構論”的兩歧論爭中隱含著一種融合的趨勢。它為生命倫理學說“中國話”創造了豐富生動的語境前提以及將技術形態與倫理形態融貫起來的形態互動的視閾，蘊含著破解“應用論- 建構論”之爭的新進路。

【探討讓生命倫理學說中國話再議論文】相關文章：

中國話歌詞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