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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藝術創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什么是“生活”?不外乎人之常情、常理、常識。有一個常識問題：寫作，那種伴隨著精神創造的寫作，是一件快樂的事，還是痛苦的事?應該說，這是一種快樂的、能獲得享受的，甚至是幸福的勞動。寫作是有難度的，克服難度有時需要殫精竭慮，但這種痛苦恰是快樂的來源。寫作的快樂，一大半來自克服難度的過程，遠甚于作品完成后的快樂。寫作之于寫作者，如同毒品之于癮君子。詩人、小說家、劇作家等等，都是這樣“癮君子”。寫作的痛苦，跟那種被迫的、勞役般的、無精神創造可言的痛苦，完全是兩碼事。
(二)
會鉆這個牛角尖，是因為看了一個戲，《班昭》。東漢女才子班昭，為了修史甘愿犧牲個人，這與當下現實中一些文化人崇尚物質主義、耐不住寂寞形成對照——劇作者在各種場合表示過，寫這個戲，有匡正時弊的用意。
據史料記載，班昭在其兄班固死后，受命于漢和帝續寫《漢書》。劇中班昭則是在哥哥臨終時承諾續寫《漢書》。大師兄馬續遠游歸來，發現班昭沉溺于宮廷宴飲，怠于修史，有所責備。班昭覺得很冤枉，說自己“守在書齋面對孤燈，我心已盡力也疲，頭已白人已老。我為什么不能，喝幾壺茶飲幾杯酒偷幾日閑醉它幾遭?”
品茶、飲酒與修史，怎么成了你死我活的對頭?據史料記載，班昭在奉命續寫《漢書》之前，就被邀為宮中女官、女眷上課，與朝廷關系相當融洽。班昭之所以是才女，她對寫作的喜好是必須的最基本的前提，寫作的快樂，不可能被飲樂所代替，聚會、宴飲對她不過是一種休息，調劑，太多了，她必然會厭倦、抗拒，不可能如庸人一樣耽于物質的享樂而不能自拔，否則，她就不是班昭了，而是一個附庸風雅的假文人。無論是班固還是班昭，無論是作賦還是修史，僅文字一端，即被同代及后世文人所推崇。《漢書》述史如作賦，用詞典雅，語言富有節奏。
據了解，《班昭》劇作者羅懷臻創作成就頗豐，也得過不少“高規格”的獎項，應該是深味寫作快樂的，為什么他筆下的才女卻視寫作為苦役，體會不到寫作的快樂?也許就是因為“常識”太平常，太尋常，而戲劇沖突需要的是奇崛，是尖銳，是勢不兩立，一不留神就容易背離常識，也背離了人性。而缺乏人性深度的戲劇沖突，看起來大起大落，熱鬧得很，但只能震撼耳目，很難深入靈魂。
(三)
歷史上，班昭是在其兄班固死后，受漢和帝之命續寫《漢書》的。劇中給班固安排了兩個弟子，班固病重，自知無法完成《漢書》，在弟子中選擇接班人。
創作不一定要跟史實完全一致，沒有虛構就沒有藝術。奇怪的是，劇中班固將妹妹班昭與《漢書》捆綁在一起，兩個弟子誰愿續寫《漢書》，誰就可以娶班昭為妻。班昭對兩人都不滿意，但班固說這是為了《漢書》，而且搬出亡父班彪的名義，班昭只能屈從，最后抽簽決定嫁了二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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