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高考作文素材:“光明觀察”(時事熱評)
1.文學翻譯不能總靠市場討生活
鄧海建
這些年，有關文學翻譯稿費過低的討論，多次見諸報端。“過去翻譯一本書的稿費都可以在北京買到一個四合院，但是現在買一個廁所的角落都不夠。”類似說法，也廣為傳播。近日，翻譯家許淵沖獲得國家翻譯界最高獎項之一“北極光”杰出文學翻譯獎。在眾多報道中，也有不少人提到當下文學翻譯稿費過低的現狀，引發公眾共鳴。(8月31日《華西都市報》)
在中國，文學基本還在頭疼于“向死而生”的議題，就算沒有“千字20-80元”的標準佐證，文學翻譯的日子，自然也好過不到哪兒去。8月初，在柏林舉行的第20屆世界翻譯大會會員代表大會上，中國文學翻譯家許淵沖榮獲國際翻譯家聯盟2014“北極光”杰出文學翻譯獎，成為該獎項1999年設立以來首位獲此殊榮的亞洲翻譯家。然而，在老翻譯家名至實歸的背后，卻是國內文學翻譯人才斷層、數量寥落的現實身影。
翻譯很火，譬如同聲傳譯，而文學翻譯卻門庭冷落。冷落的原因，無非是文學翻譯是件叫好不叫座的活兒。“叫好”的意思，是人人皆知文學翻譯的重要性。歷史而言，自19世紀啟蒙思想家嚴復將《天演論》譯成中文，諸多文學翻譯領域的先行者，憑借個人稟賦與志趣持續譯介外國文學作品，啟民智、傳西學，裨益社會，滋養性靈。對內而言，沒有應時而生的譯著，恐怕就沒有一代又一代文學大師，譬如果戈里之于魯迅、歌德之于郭沫若、屠格涅夫之于巴金，以及安徒生之于葉君健等。對外而言，沒有傳情達意的譯著，中國文學就不可能驕傲地“走出去”。事實上，自2012年10月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國外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關注度就不斷提高，不少評論家認為，莫言獲獎，英文譯者葛浩文和瑞典文譯者陳安娜功不可沒。
“不叫座”的意思，無非是說翻譯工作的詩意，往往被匱乏的物質回報所消弭殆盡。結果就是三種亂象：一是為了混溫飽而搶時間。當初，傅雷翻譯《約翰•克里斯朵夫》用了近5年時間，每天翻譯800字，推敲斟酌，方為精品。如今，暢銷小說《紙牌屋》的譯者何雨珈卻直言，“現在,一本幾十萬字的外文小說，翻譯周期通常在4—8個月，算下來平均每天要翻譯近3000字。”二是低稿酬逼人“層層分包”。往往是出版社將文本外包給翻譯公司，翻譯公司網上“懸賞”轉包給做兼職的大學生，這些學生又將部分文本外包給朋友或學弟學妹……如此下去，甚至你讀到的譯著有可能是翻譯自外國語學校的高中生之手。三是商業化等不及精品化。曾有某出版社將26部諾貝爾文學獎作品按叢書翻譯出版，這26部作品涉及十多種國家的語言，竟是由 “一人帶隊組團”翻譯，事后證實，其翻譯手段無非是“狂抄書”加“嫁接術”。
這些年，微信朋友圈常有一些原版“美文”，隨后是近乎完全脫離原文內容與形式的譯作，貌不合而神更離地表演著中文的“博大精深”。喬布斯的情書、莎士比亞的十四行等無一幸免。文學翻譯基本的“信雅達”，也淪為一種無邊無際的玩笑。這就是被解構與市場化之后的文學翻譯現狀。可是，“中國故事”要講好，文化互通要盡少損耗，文學翻譯該怎么走呢?有一點是肯定的，連中國樓市都在宏調下走了十多年，文學翻譯總不能丟給市場就不管不問。口惠實至，行政幫扶，中國的文學翻譯才能平穩度過干涸期。
2.對市委書記撿垃圾當不妨“冷眼觀之”
堂吉偉德
據江西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官方微博消息，微博用戶@橙子loveyou稱，昨日上午10點左右和小伙伴們爬山，在毓秀山偶遇新余市委書記劉捷，當時劉捷正在清撿路旁的垃圾。該網友直呼不敢相信，呼喚小伙伴們都到毓秀山求偶遇!市委書記當起了志愿者，你會點贊嗎?(8月31日《新京報》)
市委書記當志愿者，若是在一個“人人平等”的環境中，這本不足為奇。然而若在官本位國家，這卻是一件稀奇之事。因為真實的情況是，官員高高在上并“藏于深衙”，很難有地氣的機會，以至于官員下班后像常人那樣去逛逛路，也會在第二天成為“頭條新聞”，并上升到“某某領導逛街考察民情”的高度。原本的人之常態，被冠以太多的身份角度與地位屬性，為官者還是為民者之間，天然存在一條價值鴻溝。
割裂的認識之下，其實有一個共同的前提，即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不僅對官員的行為形成了限制，也左右了其他非官者的判斷習慣。彼此都認為，為官者就應有為官者的架子，官員深居簡出保持神秘感是天經地義，其他人對此也高度認可。正是這樣的長期習慣形成，使得整個社會都缺乏一種平等的觀念，平和的心態，作為正常人的基本表現，卻因為固有的偏見而成為罕事。
在國外，國家元首下班后到超市購物，或者送孩子讀書，或者在馬路上當志愿者，并沒有引起驚嘆和尖叫。究其原因在于其國家文化中，最基本的就是權利平等的意識。不管你職位再高，權力再大，首先你是一個普通的人，也擁有你普通人的應有權利，因而你當志愿者也好，作義工也罷，都是一個人自由的選擇。就像那個“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價值和權利標準，思想的“平等”才能避免“偶遇領導”引發輿論圍觀，以及褒之過度。
離開了平等和常態的前提，那么對于“偶遇領導”就會出現輿論的兩極分化，要么是遇官則疑，要么就是褒之過度，卻鮮有人“冷眼觀之”，無論是真實踐也好，還是假作秀也罷，把官員與他身邊的人等同起來，不強調身份，也不附帶級別，將其視為一個普通而具有正常權利的人，才能保持平淡而沖和的心態，也會讓輿論不過于大驚小怪，讓自己和為官者都感到不適應。確切的說，市委書記撿垃圾之所以稀奇而少見，并非官員群體單方面的錯，社會普通一員都應進行自我反思。
有人說，“偶遇官員”成為常態，才不會有作秀的質疑。其實反過來，對官員的行為從常人的角度去理解，從權利自由的層次，既不過度贊揚，也不輕易貶損，以“人在做，天在看”的態度“冷眼觀之”，才能構建一個理性而寬容的社會，也才能培植和引導正常的價值標準。如此，官場倫理和是非判斷才不會被情緒化所左右。因而，當我們再次面對“市委書記當起了志愿者，你會點贊嗎”這個問題時，真正的答案應當是，既不點贊也不質疑，而只是平常視之。因為此時的市委書記跟常人并無二異。
不唯官，不唯上，不唯權，不媚富，或許對“偶遇官員”才會少一些糾結而多一些平和。要給官員去魅，關鍵在于整個社會還得減少權力崇拜和迷戀。
3.兒童軍訓是一種“搶先教育”
汪昌蓮
新疆庫車縣林基路漢語小學一年級新生報到第一天，學校給孩子們上的第一堂課就是軍訓。這些剛從幼兒園出來的孩子就參加軍訓，孩子們能適應嗎?對今后孩子們成為學生會有多大的幫助呢?帶著這些問題，記者前往學校進行了采訪。(8月31日新華網)
讓這些剛從幼兒園出來的孩子就參加軍訓，與其說是一種”軍訓依賴”，不如說是一種“搶先教育”。殊不知，“搶先教育”除了加重孩子負擔，別無益處;特別是，違背了兒童成長規律，這種拔苗助長式的教育方式，結果必將造成對孩子身體和心靈的雙重傷害。可見，當地教育部門應緊急叫停兒童軍訓活動。問題是，叫停兒童軍訓容易，叫停“搶先教育”卻難上加難。
“搶先教育”方式，雖然在社會上飽受詬病，但絲毫也不影響學校和家長“搶先”的心態和行動，甚至“搶先”成風，且這股風愈刮愈猛。必須承認，“搶先教育”，是一種非理性的家庭教育方式。特別是，被稱為“最搶先媽媽”的武漢市民徐禾，讓年僅5歲的兒子已受過17項培優，投入近12萬元培優費，不惜錢財，甚至放棄工作，給孩子當全職陪讀，已經演變成了一種病態的教育方式，對孩子、對自己、對家庭，都是一種傷害。
要知道，“搶先教育”方式，不僅削弱了正常的教育功能，從長遠看，也不利于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長。從表面上看，“搶先教育”，或許暫時解決了孩子的生活問題和學習問題，但同時又會使孩子失去獨立自主、自我鍛煉的機會。孩子在“搶先教育”的重壓下學習和生活，不僅覺得沒有一點自由空間，心理也會變得非常脆弱，從而害怕失敗，一旦他們學習成績不好、學業受挫或就業不利，將會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至于讓小學一年級新生參加軍訓，更是將小學教育“中學化”了，這種違背孩子成長規律的“搶先教育”，已成為一些孩子身心不可承受之重。
“搶先教育”絕不等同于早期教育。任何早期教育的目的，都是為了孩子健康成長。因此，教育部門應擔負起義務教育的社會責任，加強對義務教育的“減負”管理，堅決向兒童軍訓之類的“搶先教育”說“不”。要加強對學校和培訓機構的監管，當好子家長的參謀，引導學校和家長根據孩子的實際情況選擇適當的教育方式，不拔苗助長，不搞一刀切，根據孩子不同年齡段的心理、生理特點施教，讓孩子們學得快樂、學得有趣、學得有進步。(汪昌蓮)
4.“眾籌辦私塾”看點不在“行跪拜禮”
朱昌俊
幾天前，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黃震在微信朋友圈發表聲明稱，將放棄碩士研究生導師職務，將以眾籌的方式開辦私塾書院。8月30日，黃震表示，停帶碩士研究生后，將探索以眾籌方式建立私塾，用于進行純粹學術的探索。“其實是對教育模式的一種探索。” 黃震希望各方能對不同意見和做法多一些寬容和包容，允許試錯探索。黃震在聲明中還提到，如果今后仍有學生希望能師從于他，可考慮他即將開班的私塾書院，“行跪拜之禮，且與其父母簽約，方得入門。”(8月31日《新京報》)
歷來之于大學教授的辭職行為，總難免給人以突破現有高校行政化體制的印象。黃震請辭中央財經大學碩士研究生導師職務，同樣不例外。這個標簽，也是一部分支持者的最大理由。但也不乏質疑者指出，仍留任高校職務的黃震，私自創辦私塾，是否符合相關規定?“行跪拜禮”的要求是否有重蹈封建教育弊端之嫌?種種支持與質疑或都有其理，但細究起來，黃震的這項個人抉擇，真正值得關注之處，或在這些標簽與細節之外。
一方面，正如黃震個人所坦陳的：確實感到這些年來學術環境和學風變化很大，有些學生求學態度有些浮躁。另外，每年都要帶十幾個學生，確實有些累，不能對學生進行個性化指導，不愿誤人子弟。關于現有研究生教育的弊病，“一個研究生導師帶三四十個研究生”的傳聞，早已非新聞，其所反映的當下研究生教育的弊端與水分亦是客觀存在的。在這個意義上，黃震請辭導師職務，個中所蘊含的對現有研究生教育體制的掙脫意味，確實不容否認。
但另一方面，如果過于夸大“眾籌創辦私塾”對于大學體制的反叛立場，則未免是一種想當然，也不利于真正還原這種行為的真正價值。首先，黃震創辦私塾的想法，早在20多年前自己上研究生時就已經萌發，以此而言，它更像是一次自我的圓夢。
其次，黃震采取的是以眾籌的方式來辦私塾，也即是說，它離不開當下互聯網金融的大背景。而這與其中央財經大學金融法研究所所長的身份顯然密切相關，在某種程度上可謂是自身學術行為的一種延伸。眾籌辦私塾究竟能走多遠，尚需觀望，但互聯網web2.0時代的來臨，對于各個領域的顛覆與變革正在現實地發生，教育行業同樣不可能例外。置于這種大背景下，黃震的行為被視為是互聯網背景下教育方式的一種探索，可能更為客觀。
還應看到，以往提到現代形式的私塾教育，多見的都屬于國學教育，且由于其中被扭曲案例的大量存在，而屢遭詬病。但黃震有著法學和經濟學背景，與國學私塾顯然大為不同。如果仍以過往的經歷來審視他的眾籌私塾，難免存在偏見。
至于“行跪拜之禮，且與其父母簽約，方得入門”的規定，或也不必過于擔心。嚴格說來，這里所謂的“私塾”只不過是形式上的傳承，其實更相當于“私人定制式”的個性化教育，有別于高校教育中的“大鍋飯”;而“行跪拜禮”似乎值得商榷，但在我看來，也仍只是符號意義大于實際內涵，更多可能是一種營銷的噱頭，將之與封建教育類比，或存在夸大。
因此，黃震的行為首先應被視為是一種自我探索的圓夢或說創業，其次，更應看到這種探索是發軔于研究生教育屢遭詬病，互聯網金融迅速發展時代下的一種創新。它以“先行者”的姿態說明，借助互聯網的影響，從國外的公開課，到眾籌辦私塾，教育的形式正在或將經歷更大的變革與創新，傳統的高校教育如何抓緊或迎戰這樣的機遇與挑戰，已經是一道需要嚴肅應對的課題。
當然，黃震請辭研究生導師，但并未完全辭去高校的工作，是否符合相關規定，仍有待觀察;而這種不授學歷的私人定制式教育究竟能獲得多少學子的響應和市場號召力，也需時間來給出答案。但在之前，面對這樣的個人化選擇，作為圍觀者確實既沒必要夸大其對于體制的逆反一面和對教育創新的整體意義，但也無需對于個中可能存在的弊端而予以“棒殺”，畢竟，在沉寂化的高校體制下，這樣的個體選擇，其“探索”價值仍不應該被否定。
5.“偶遇官員”為何總被疑?
郭文婧
8月30日中午，網友和朋友爬山，碰到新余市委書記劉捷在撿垃圾，于是發了微博，僅過6分鐘，新余市委宣傳部官微@新余發布便作了轉發，結果這兩天連遭網友質疑系策劃，認為發微博網友在宣傳部門實習，工作就是“寫微博”，而且這些照片拍攝于不止一個地點或角度。(9月1日《新華網》)
假作真時真亦假，真作假時假亦真，這就是“狼來了的效應”。新余市委書記被偶遇撿垃圾被質疑系策劃，之前，阜陽市委書記坐公交車、鄭州市委書記自己買票坐地鐵、長沙市委書記掃馬路等等，都一樣遭到了質疑。“偶遇”官員被質疑，毫無疑問，首先應該反思的是官方，為何老百姓不相信能偶遇官員?更不相信能偶遇做平民事情的官員呢?
其實，我們稍稍注意就會發現，“偶遇”的官員都是大領導，不是書記、就是市長。“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即使群眾不認識所有的公務員，但除了書記、市長，認識副書記、副市長、各部門領導的群眾還是不少的，為何總不能偶遇這些領導的平民行為呢?如果只能偶遇書記、市長，至少說明整個公務員隊伍還沒能讓群眾偶遇到習以為常的程度，這種背景下質疑偶遇領導為策劃，也就不奇怪了。
另外，每次群眾偶遇領導之后，反映的順序依次是官方宣傳部門，然后是大眾媒體，雖然這種反映有“職業敏感性、政治性”的因素，但也反映了新聞的官僚化氣息，導致了群眾的反感。領導業余時間選擇平民生活，那是領導個人的私事，被群眾“偶遇”了，何不堅持先民間、再傳媒、最后官方的順序呢?即使是真的“作秀”，要放大“作秀”的正能量，也應該依照新聞傳播的規律，要在“螺旋”沉默的過程中恰到好處地設置議程。
如果群眾對一個領導干部，普遍都非常了解，對他的一言一行也就有了自己的判斷，盡管這種判斷有時候會被真相刻意蒙蔽。偶遇領導之所以被質疑，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領導還是太神秘，廣大群眾除了在電視、報紙、網絡新聞上經常看到領導之外，現實生活中的“偶遇”竟成了新聞?廣大群眾對官員身份背景、家庭情況、財產情況等都不清楚，自然也就難以正常去判斷一個官員的“平民”行為，所以偶遇被質疑是策劃的，也就很正常了。
對待“偶遇”官員被質疑，其實，官方根本不需要解釋，而是要通過群眾路線實踐活動，逐步讓群眾習慣偶遇官員，偶遇到連個微博都不想發的程度，質疑自然也就沒有了。而一旦被質疑，官方立馬來解釋，除了“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之外，還容易激起部分群眾的逆反心理，甚至別有用心者，會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技術手段，來進一步分析和論證這種偶遇是被策劃的，從而造成更大的負面影響。
偶遇官員總被疑，看似是一件小事，實則反映了一個真實的問題，那就是群眾對官員的信任度還不夠高，官群之間的關系還比較疏遠。“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如果我們的官員拿出“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胸懷，新聞宣傳部門也不要只是僅僅圍著領導轉，那又何必在意“偶遇”被質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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