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禮樂制度6篇
在不斷進步的時代，人們運用到制度的場合不斷增多，制度是一種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規章或準則。擬定制度需要注意哪些問題呢？下面是小編整理的古代禮樂制度，歡迎大家分享。
古代禮樂制度1
禮樂制度的解體或消亡時期
宋至清近千年，是為禮樂制度的持續發展直至隨封建社會解體而或稱消亡、或稱被民間禮俗變化接衍的時期。
首先，從宋至清一直延續的是隋唐定型之后的五禮及其用樂制度，而且不斷有人對此進行新的診釋，諸如《五禮通考》等著述的存在，顯示對既有理念的認同。
第二點是為鼓吹樂在發展中的變化，即唐代在太常寺屬下鼓吹署管理的鼓吹樂，在宋代曾一度歸至教坊，一段時間之后又將教坊回歸太常管理，這是管理機構所產生的變化，但最終還是回到太常，則說明對于鼓吹樂的性質還是被認同為禮樂者。
第三點是關于鼓吹樂自身的變化，宋金時期，從西域傳人一種新的吹奏樂器開始廣泛應用于鼓吹樂隊中，這就是在史書中被稱之為“金口角”、“蘇爾奈”、“喇叭”的嗩吶。這種樂器的出，豐富了鼓吹樂隊領奏樂器，在既有笙管笛組合的基礎上延展出嗩吶、笙、笛領銜之樂隊多種樣態與其并列。王磐的《朝天子·詠喇叭》云：“喇叭，鎖那，曲兒小腔兒大。官船來往亂如麻，全仗您抬聲價。軍聽了軍愁，民聽了民怕，那里去辨什么真共假？眼見得吹翻了這家，吹傷了那家，只吹得水盡鵝飛罷！”這是對嗩吶進人鼓吹樂隊主流的生動寫照。
持續發展中的第四點亦非常重要，那就是從明代《太常續考》中我們能夠比較全面地把握吉禮用樂的樂曲全貌，以樂譜記錄的形式而存在，這在既有禮書中如此全面記錄吉禮樂曲尚屬首次。
隨著大清帝國的解體，歷經三千余載、中國傳統社會的禮樂制度在國家意義上得以壽終正寢。這種禮制下的禮樂經歷了確立、演化、定型、持續發展直至消解四個階段，在成就了禮樂文明作為中華文明有機組成部分的同時，也見證了傳統中華文明的興衰演化，但不管怎樣講，畢竟禮樂文明的豐富內涵已經深深融人中華文明之中。
古代禮樂制度2
歷史的長河總是滾滾向前進的，在13世紀曾經雄霸天下，傲視群雄的蒙元帝國，終于在14世紀滾滾的農民起義當中，進入了自己的暮年，而隨著蒙元帝國的勢力從中原大地上退去之后，以布衣天子著稱的朱元璋所建立的大明王朝，就像一顆冉冉升起的啟明星一般，人們都知道，它將會開啟一個新的時代。
朱元璋和他的大明王朝浮雕
自打洪武皇帝開國之后，朱元璋一直試圖糾正前朝的弊端。自古天朝的封建王朝的弊端非常多，但朱元璋看來，前代的話，也就是元朝的弊端尤其多。最為明顯與致命的弊端就是關于皇權與相權之間的矛盾。
元朝的統治者的皇權與相權的矛盾深重程度絲毫不比元朝統治下的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遜色多少，在元朝不足百年的歷史當中，多次涌現出各種各樣千奇百怪的權臣，數量之多，危害之大，遠勝于歷朝歷代。且對皇帝來講，手底下有這么些個權臣在側，實在是一個不好的體驗。
蒙元帝國的浮雕
其實，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也比較簡單。因為元初統治者并沒有意識到宋朝的中央官制乃至唐朝的中央官制其實是比較合理的。合理在什么地方呢?合理就合理在將相權分割成無數塊，使其相互牽制，彼此制約，將裁決大權交給皇帝，皇權得到加強。道理就是這么簡單的道理，不過元朝人，特別是元朝初年的那些統治者，并沒有看到這一點。他們選擇廢棄以往的中央官制的成功經驗，而去另辟一條新的道路——廢除三省，保留中書。
傳統的中樞權力結構
自唐朝以來的三省制度就到此結束，曾經三省長官彼此牽制，互相制約的情況的確不復返，彼時唐宋中書決策、門下審議、尚書執行的大好局面就此終結。僅僅只有一個中書省便直接等于給予了宰相一家獨大的好機會。
有鑒于前朝，所以朱元璋想要加強皇權，加強君主專制。朱元璋對自己的這個新的王朝有一個新的希望，那就是要讓自己和自己的子孫以后不要像元朝末年這些統治者，被宰相操縱成一個可憐的橡皮圖章。朱元璋的辦法是一勞永逸的將宰相制度廢除，胡惟庸則作為最后一任宰相，用自己的鮮血和性命，替這個傳承上千年的制度劃上了句號。
誅殺胡惟庸，廢除宰相制度
殺了胡惟庸，廢了宰相，朱元璋還立下祖訓：以后但凡再有人敢說恢復宰相制度的，在座各位都可以直接以謀反罪當場誅殺這位奸臣。
明朝的皇權在朱元璋的手上，得到了鞏固和加強，朱元璋用自己強而有力的手腕，以及非常血腥的政策，用無數條人命，貫徹落實了自己加強君主專制的決心和意志，但凡是敢阻攔這一目標的，立斬不饒。
朱元璋執政時期，朝臣們更像是他的奴仆們。對于奴仆，沒必要給予好臉色和好待遇，他們之間的關系貼近私人隸屬，嫌棄大臣上的奏章字數太多，聽煩了，皇帝甚至能操起案板，直接打碎大臣的牙齒。在這種情況下，中樞大臣不過是君主的家臣或奴婢，看著不可一世，實際上就是皇帝眼里的螞蟻。
為奴為婢的大臣
唯唯諾諾的大臣與殺伐果斷的君主，是這一時期，洪武年間朝堂上的常態。更不要說洪武皇帝朱元璋為了進一步的限制奴仆般的臣下，還試圖侵入他們的私密空間，獲取臣下他們最隱私的消息——皇帝派遣的密探能夠蹲在房梁上，將這個大臣吃的菜肴，都畫得清清楚楚。朱元璋重視皇權，不能容忍有人敢把手伸到皇權上，自己說一不二，是真正的皇權獨尊。
大明的永樂皇帝作為朱元璋的親生兒子，在這一點上基本上是照搬了老爹的那一套做法。雖然說造了的是侄子的反，但對于老爹和侄子的做法，他表示強烈支持。在他眼里皇權獨尊地位也是非常必要的、削弱藩王也是必要的。
明成祖朱棣的畫像
所以永樂皇帝不但恢復了老爹曾經的錦衣衛坐探，而且還特別新設了東廠，皇帝對朝臣們依舊是像對待奴婢一樣。以身犯險親征蒙古全然不曾有朝臣膽敢阻攔，這還是他父親朱元璋那一套的皇權獨尊的做法。但此時已然有一些變化：與父親朱元璋不一樣，永樂皇帝，并沒有朱元璋那種勤政的活力，很多時候，既要忙著打蒙古，又要忙著處理任務，他覺得很煩。
影視作品當中的內閣官員
于是他始開內閣于文淵閣，延攬大學士入內閣，內閣制正式形成。內閣制隨后就像一頭怪獸一樣，極速發展，僅僅十數年之后，就開始在民間有“權比宰輔”的說法，不過對此內閣成員們倒沒有哪個不開眼到直接奏請皇帝恢復宰相制度，他們低調的行使著自己的顧問權力——喚作“票擬權”。
古畫當中的大明官員
時移歲走，到了明朝嘉靖年間的時候，內閣的“閣老”們雖無宰相之名，卻都大有宰相之實，皇帝反而成為了“垂拱而治”的模范圣君，本該直接聽命于皇帝的六部，越來越多地被內閣班子明里暗里把控著。而如果翻閱從永樂正式啟用內閣制度到嘉靖年間的歷代大明皇帝的列表的話，會發覺一個極為詭異的情況正在發生：除了永樂與嘉靖，中間的皇帝竟然一個賽一個的短。
歷代大明皇帝一個賽一個的短命
暴斃的皇帝有，抑郁而崩的皇帝有，偶感風寒而死的皇帝有，落水而亡的皇帝也有，甚至就連嘉靖皇帝本人，如果仔細看他的兩次鬼門關遭遇：皇帝所處的臥室突然起火，怪異的是，皇宮侍衛宮娥宦官若干人，竟然無人敢救駕，最后還是發小去救的人;一幫宮女打算刺殺皇帝，皇帝和妃子的寢宮附近居然沒有一個人值守，居然得手了(因為宮女打了死結并沒有成功，但是用簪子插了皇帝一身血)...
再根據內閣制的發展軌跡——永樂以后，內閣職權漸重有目共睹，雖不至于立刻就可以兼管六部尚書，也始終不曾成為中央一級的法定行政機構和決策機構，但是從最初只是皇帝顧問秘書性質的機構，一躍而成為權比宰輔的存在，僅僅花了兩代人不到：大明宣德朝就有三楊輔政，距離永樂設置內閣僅僅過去十多年。
而大明正統、成化、弘治朝之際，內閣閣老們的任命方式再度發生較大變化：永樂時的閣臣都是皇帝特簡任命的，仁宣時期，閣臣也大多數由皇帝特簡任命，在正統以后，越來越多的閣臣都不是皇帝直接特簡任命的，而是被其他文官共同推舉的德高望重之人，這無疑助長了文官集團的力量。而到了孝宗朝，這種無視皇帝中旨的情況更是干脆就形成了定制。
所謂“弘治乙卯以前，內閣大臣皆特簡，不從廷推”。
自有了漸漸形成定制的廷推選任后，曾經的那種以特簡入閣的方式也就逐漸為士大夫們非議，且為輿論所不容，接受特簡的大臣，基本都會遭受朝臣的鄙視，鮮能久安于位。這背后反應的其實就是皇權的衰變，如果對照此時明帝國君王孝宗的奇葩死亡：“孝宗偶感風寒，太醫們不診視就開藥，致使孝宗誤服藥物，鼻血不止而死。”，不難看出，在文官集團的飛速膨脹下，當年朱元璋絞盡腦汁斬殺的宰輔結構再次有死灰復燃的趨勢，皇權的衰變已經是不可阻擋之勢了。
古畫當中的內閣官員
明朝中后期的文官制度架空了皇帝，君權的空虛其實就是皇權的衰變。教科書當中說的有明一代的君主專制得到了加強，這其實一點問題都沒有，與明朝中后期皇權的衰變并不矛盾，因為君主專制的深度和皇權集中的程度較之前代，確實因為宰相制度的廢除而變得有極大的改善，然而這種高度的集中卻并沒有持續多久，到了晚明的時候，天啟皇帝落水死亡，崇禎皇帝則為財政所困，背后反應的都是大明皇權的衰敗。
歷史上的事情從來都是這么奇特，引用一段《明朝那些事兒》的原話：
是朱元璋廢除了丞相制度，限制大臣的權力，然而明朝的內閣比以往的任何丞相都更專權。朱元璋規定老百姓不得四處流動，然而明朝中后期流民成風，四處游蕩，絲毫不受束。朱元璋頒布了抑制商業發展的條令，并規定商人不得穿著綢沙等貴重衣物，然而大規模的工商業發展正是從明朝開始，而那些本應該是社會最底層的商人卻穿金戴銀，甚至登堂入室，為官經商。朱元璋嚴令太監不得干政，可是明朝的閹宦卻個個都是重量級的(這與他廢除相權有關)朱元璋給他的所有子孫都準備了爵位和俸祿，然而一百多年后，他的很多后代都家道中落，窮困潦倒。
古代禮樂制度3
禮樂文明中“禮”的要義有數端。其一，“禮”是人性的基礎。《禮記曲禮》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是故圣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于禽獸。”把“禮”作為區別人與動物、文明與野蠻的標準，所以“禮”是人類文明社會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其二，“禮”的重要作用在于規范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關系。禮使人明確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懂得尊敬和謙讓;使人區別事物或行為的是非，懂得什么是該做和不該做的。“禮”作為一種行為規范，維護了社會的秩序和正義。
其三，“禮”也是一種道德規范，引導人們向善和自律。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因此，禮樂文明更強調通過禮教，使社會規則內化為人的內心尺度。其四，通過知禮、守禮，達到社會和諧的境界。《論語學而》：“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既強調了“和為貴”的愿望，又指出“和”不能單純為和而和，不能是無原則的和，這個原則就是守禮。在彼此遵守社會秩序的情況下達到和諧，才是最美的境界。
禮樂文明中“樂”的要義也有數端。其一，“樂”的社會作用重在和諧精神。《禮記樂記》曰：“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和合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所不能免也。”指出“樂”是協調世間萬物的綱紀，它的作用是使人們各安其位，和諧相處。
其二，“樂”注重有秩序的協調。《樂記》說：“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chì)之音矣。”其用五音比喻各種人物，說明要有序協調，才能奏出和諧之樂。
其三，“樂”也有陶冶情操，移風易俗的功用。《樂記》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孝經》也說：“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即樂教有陶冶心性，使人快樂安寧，生命長久之功。因此，孔子要求人們要聽雅樂，遠淫音。
總的來說，禮的本質是差異，也就是說貴與賤，尊與卑，長與幼，親與疏的各種人之間，必須遵守各自的行為規范，絕對不可混肴。這種有差異的秩序叫“禮”，不可僭越。所以孔子曰：“非禮忽視，非禮忽聽，非禮忽言，非禮忽動”。但是社會只講差異，不講大同，社會就不會和諧。因而周公“制禮”的同時又“作樂"。樂講和同，樂當然是指音樂，但已超越了音樂，以音樂激起人們相同的共鳴的喜怒哀樂的情緒。
禮和樂不可偏廢，“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禮樂文明是國家和諧的基礎。孔子主張“仁愛”，“克己復禮為仁”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處理人際關系的最高準則;“節用愛人，伺使民于時",是對執政的要求。在孔子看來，仁是禮的基礎，禮是貴淺有序，樂是對禮的調度。禮樂不僭越，就會形成和諧社會。所以，一個有文化的人要以“格物·致遠·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最高理想。
孔子在對周朝禮樂制度有所損益的基礎上，對禮樂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形成儒家獨特的禮樂精神。在道德倫理、修身治國、構建融洽的社會關系方面都有生動的闡述，在解決人自身矛盾，解決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三大矛盾方面俱有值得今人繼承和借鑒的寶貴品質。
禮樂文明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可以說是國家和民族保持永久魅力和活力，增強民族凝聚力的內在要求。用禮樂文明的秩序與和諧理念，用禮樂內在的道德修養，生發“禮尚往來”、以“誠”相待、以“信”相許、以“義”相重的情操，造就孝親睦鄰、敬業樂群、尊師敬長、禮賢下士、溫良謙恭、平和中正的君子風范，也只有當禮樂精神成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組成部分，成為中國人的社會意識和文化精神，才能實現主體與外界的和諧，群體的和諧，社會的和諧。只有社會有禮，人心和樂，才能成就新時代的“禮儀之邦”!
古代禮樂制度4
禮樂制度”的創始人和奠基人是周公。
武王伐紂后不久，周武王去世傳位于周成王，因成王年幼，命周公——周武王之弟輔政。之后N多歷史證明，相對戰爭善后工作而言，戰爭本身反而是簡單的。周武王立下不世之功便撒手人寰，把燙手的山芋一腳踢給了自己的弟弟。當時，擺在周公面前有兩大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是如何向天下解釋周王朝政權的合法性問題;而是如何避免周人重蹈商人的覆轍，保證天下長治久安，政權千秋萬代的問題。周公創造性地設立一整套的理論體系和意識形態，將兩大難題合二為一，一并解決。這就是“禮樂制度”，也是儒家思想的前身。
周公的理論從講故事開始，故事大概是這樣。
上有天，下有地，天圓地方。圓的天猶如鍋蓋扣在方的地上，所漏四角為四海，所以整個世界稱為“天下”，也可稱為“四海之內”。世界的中心在今天河南登封市，登封的地下有一塊巨石稱為“地膽”，與天上的“天星”遙相呼應。據說周公親自做過試驗，從地膽往東西南北四個方向走到天邊的距離完全一樣。哈哈...，小朋友，你們相信嗎?不管你信不信，當時的人們可都相信了。
接下來，天下是誰的`?天的。咦，被商人統治多年的民眾貌似比較容易接受這個說法，看來周公也是投其所好。天能夠直接統治和管理天下嗎?不能，因為天是高高在上的，是神秘莫測的。那么天下由誰來統治和管理呢?天子——天的嫡長子。天授權自己的嫡長子代為行使天下的管理權，稱為“天命”。所謂“天命難違”，就是你不想干也得干，感覺好像周人得了天下，周武王和成王成為天下至尊，多大不情愿似的。那天命是不是永恒的，一成不變的呢?不是，難道你沒有看到原來的天子商紂王，就被天收回了授權、革除了天命嗎?革除天命簡稱“革命”，這個詞一直沿用到今天。商紂王為什么被革命了呢?因為他“失德”，就是失去德行，比如貪圖享樂不顧百姓死活，踐踏生命大搞人牲和人殉等，都是失德的行為。商紂王失德被革命，讓有德的周武王取而代之。周王朝政權合法性的問題就得到圓滿的回答和解決。
接著來，天為何要把天命授予天子——天的嫡長子，而不是授予別的兒子?周公創造“一夫一妻多妾制”、“嫡長子繼承制”“父權制”一整套理論支撐他的說法。貴族男人只能有一名正式的妻子，但可以有多名側室——稱為“妾”。正妻所生第一個兒子為嫡長子，其他兒子為次子，妾所生的兒子為庶子。例如，無論從相貌、學問、能力各方面，袁紹都要比袁術出色，年齡也要大一些，但袁術卻十分瞧不起袁紹，就因為袁術是嫡子，而袁紹是庶子，地位高下立判。嫡長子具有權力和財富的繼承權，然后再將這一切傳給自己的嫡長子，以此類推形成的系統，就叫“嫡系”。今天依然將最親密的、最忠誠的隊伍叫做“嫡系部隊”，就是源自于此。當然，之前所講都是建立在男性掌握社會主導權的前提之下。
天授予嫡長子天命后，天的次子和庶子怎么辦呢?封為諸侯。所謂“諸侯”，就是諸多的侯。因為嫡長子只有一個，次子和庶子則可能有一大堆。根據這套理論，諸侯再分封士大夫。于是天子擁有天下，諸侯建國，士大夫立家，都擁有自己的領地，也都享有領地的所有權和管轄權。直到士大夫往下已無土地可分，便形成了貴族中最末階層——士族階層。士族階層作為貴族中唯一的無產階級，沒有土地和其他資產可以管理，只能修煉完善自身。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從此而來。這樣以來，相鄰的國或者相鄰的家，其所有人和統治者都是哥們弟兄或父子叔侄，一來相互之間相安無事，二來一旦有外敵入侵，便上陣父子兵、打仗親兄弟。
這就是周公的偉大創舉——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是周公禮樂制度的重要組成，主要體現“禮”的部分，以血緣關系為紐帶，創建了社會體系、明確了社會階層、分配了社會資源，將權力層層分包下去，落了個皆大歡喜。
可是，在封建分封制的體制下，大家都各有自己的小圈子，過自己的小日子，整個天下豈不成了一盤散沙?
靠什么來解決這個問題呢?樂。
周人之前的商人是崇拜鬼神的，認為世界被一種冥冥的力量所控制。以周公為代表的周人則看破此事，你商人對上天和鬼神畢恭畢敬，請了那么多大餐(參照之前《細說“犧牲”》)，上天還不是讓我們周人取而代之了嗎?可見上天是靠不住的!上天靠不住，鬼神不可信，是不是就不必進行祭祀活動了?不是。祭祀活動作為一種集體活動，發揮著聚集人心、統一思想、規范行為等重要的作用。所以，周人雖然對鬼神嗤之以鼻，卻并不反對祭祀活動。而在祭祀活動中，音樂是必不可少的，后來發展到幾乎任何活動都得配以相應的音樂。在包括但不限于祭祀的各種活動中，人們按照禮法制的要求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再配上或莊嚴肅穆、或輕松歡快的音樂，氣勢雄偉而不失格調，尊卑有序而不失尊嚴。不同階層的人享受同樣的音樂，同樣的音樂又給人同樣的快樂。拉近了不同階層之間的心理距離，位居高位也不高人一等，身居下層也不低人一頭。不平等的社會又好像無比的和諧。
這就是“樂”的作用。“禮”將權力分下去，“樂”將人心聚集起來，二者對立又統一。“禮”是思想、是制度、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樂”是形式、是表現、是可以親身感受的東西，二者相輔又相成。
偉大的周公，用這套理論維護了周朝近800年的統治，也為后來震古鑠今的儒家思想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然而，看上去嚴絲合縫、間不容發的理論，到了春秋時期怎么就轟然坍塌、支離破碎了呢?
請關注明天《何為“禮壞樂崩”?》
古代禮樂制度5
禮樂始自夏商，到周朝初期周公“制禮作樂”形成獨有文化體系，后經孔子和孟子承前啟后，聚合前人的精髓創建以禮樂仁義為核心的儒學文化系統，從而得以傳承發展至今，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民族的“禮樂文化”，奠定了中國成為“禮樂之邦”，也被稱之為“禮儀之邦”。
為了徹底搞清楚禮樂及禮樂制度的相關問題，小編拜讀了項陽老師的《中國禮樂制度四階段論綱》，和大家分享一下。
何為禮樂
學界認為禮樂生成于夏商，確立于周公制禮作樂。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在國家首要大事祭祀儀式中所用的樂當然是為禮樂，而且祭祀儀式中所用禮樂是禮樂整體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這樣講還是因為除了祭祀儀式之外，在“國之小事”等多種禮儀場合所用的樂也是禮樂。這些禮不是國之大事之禮，然而，不管國之大事還是國之小事，既然都納入國家禮制系統，則應視之為
禮制體系的整體，凡在國家禮制規定性中所用的樂，都應稱之為禮樂，國家禮樂顯現出豐富性的內涵。
禮樂制度的確定期
如果說，中國禮樂制度確立之后有著三千載的貫穿，而不是隨著戰國的結束而消亡，那么，就應該審視禮樂制度有著怎樣的起伏變化，厘清其發展演化的脈絡。
在這種意義上，項陽老師將兩周定為禮樂制度的確立期。雖然周公制禮作樂使禮樂制度彰顯，經歷了八百年又由于所謂“禮崩樂壞”似乎使禮樂制度消解，其實這只不過是顯示了禮樂制度第一個“周期”的變化，諸侯以降各等級所偕越的是“周之禮”，壞掉的是“周之樂”，但國家必有禮樂之觀念已經是根深蒂固，非但沒有降解，而是被后世統治者不斷加人新的理解與詮釋，并有制度和音樂本體實踐上加以保障，因此，從整體意義上講，禮樂制度其實是經歷了一次轉型。
這種轉型包括理念上的變化，諸如國家祭祀中所用的禮樂“六代樂舞”不再相沿、也不相傳，是隨朝代更替而改變，所謂“秦、漢、魏、晉代有加減……有帝王為治，禮樂不相沿。”（《魏書》）
從樂隊組合上也顯示這種轉型的意義。兩周時期由于金石樂懸作為制度下重器，在士以上階層中雖然依制排列的方位有異、數量多寡不同、卻可以普遍擁有，所謂“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這就造成樂懸擁有者無論哪一種樣式的禮樂、甚至俗樂都會使用這樣的樂隊組合形式。
禮樂制度的演化期
項陽老師將秦漢到南北朝時期定為禮樂制度的演化期，這樣講是因為這一時期有轉型的特征，沒有定型而為后世全盤接受和效法的整體把握。秦漢到南北朝時期，宮廷太常系統實際上一直在對禮制加以改造，如此具有“合并同類項”的意義，在反復與游移中逐漸向五禮歸攏，換言之，即是將兩周時期所用更多禮的類型歸至五禮類下。（以祭祀之事為吉禮、喪葬之事為兇禮，軍旅之事為軍禮，賓客之事為賓禮，冠婚之事為嘉禮，合稱五禮。）
從用樂的角度講來，更是可以顯現這一時期處于演化的過程之中，這一時期與兩周最大的差異在于鼓吹樂的出現。以及，秦漢以降那種金石樂懸作為士以上社會人士普遍擁有的制度規定性不再，這大概是那些視擁有樂懸為禮樂標志物的研究者認為禮樂制度消解的一個動因。然而，這種“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的樂隊組合并非不存在，只不過不再具有兩周時期被廣泛運用的普適性意義，這種樂隊組合更多用于宮廷和王府一級，這就顯得越來越小眾化，雖然至高無上，卻有些“不食人間煙火”，馬王堆、南越王、洛莊等漢墓中出土的樂懸可以明確反映這一點，這是我們所講從樂本體上認知禮制變化處于演化期的道理。
禮樂制度的定型期
從樂的視角認知并從禮制上綜合考量，項陽老師認為隋唐可視為禮樂制度的定型期，亦可稱之為成熟期。這樣認知出于以下考量。我們看到，《隋書》記載時人理念對禮樂之定型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先是隋人在承繼南朝舊樂時認定了“華夏正聲”的存在，敏銳地提到了清商曲為“漢來舊曲”，無論樂曲還是樂器都是為“華夏正聲”。這種理念的出現對后世無論樂調的承繼、樂曲的創制以及樂器的使用都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隋書》中提出的另外一個重要理念“雅樂為國樂”。究竟禮樂與雅樂的概念哪一個為大呢？顯然應該是禮樂概念為大，即禮樂涵蓋了雅樂，雅樂是為禮樂的有機組成部分。人們之所以將禮樂與雅樂的概念混用，更多還在于講話與認知時的語境，即在某種本來就是禮的場合，獨有雅樂在場，如此說法不為錯，但從整體說來，辨清禮樂與雅樂的關系還是非常必要。
《隋書》中的認定使得一個上千載沒有說清楚的概念得以明晰，這是文獻中首次出現“國樂”的概念。所謂國樂，應該是在國家重要的儀式場合代表國家形象而以樂的形式存在者，諸如我們現在的國歌具有同樣的含義。
有了漢魏南北朝之演化，隋代之新認知，從理念上對于“華夏正聲”和“國樂以雅為稱”有精到的把握，進人唐代又有百年之探索實踐，最終形成《大唐開元禮》中的用樂樣態：專門為此設置樂署歸之兩種不同樂隊組合并負責管理演練，以及創制相關禮儀中所用樂曲，使之服務于國家所需功能性禮儀的狀況。至此，五禮及其用樂的理念、形式得以定型，這是我們將隋唐時期視為禮樂定型階段的根本理由。
古代禮樂制度6
在西周用于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是社會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規范。作為典章制度，它是社會政治制度的體現，是維護上層建筑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人與人交往中的禮節儀式。《釋名》曰：“禮，體也。言得事之體也。”《禮器》曰：“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禮是一個人為人處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一個標準。故《論語》曰：“不學禮，無以立。
西周樂的定義在西周，以五聲八音為樂，五聲為音階，即宮、商、角、征、羽。八音為器樂之分類，即塤、笙、鼓、管、弦、磐、鐘、柷等。
西周的禮樂制度就是等級制度西周春秋時代所講究的“禮”，是貴族根據原始社會末期父系氏族制階段的風俗習慣加以發展和改造，用作統治人民和鞏固貴族內部關系的一種手段。目的在于維護其宗法制度和君權、族權、夫權、神權，具有維護貴族的世襲制、等級制和加強統治的作用。當時許多經濟和政治上的典章制度，常常貫串在各種禮的舉行中，依靠各種禮的舉行來加以確立和維護。到春秋后期，就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這些卿大夫在奪取國君權力的同時，不但僭用諸侯之禮，甚至僭用天子之禮。按禮，天子的舞用“八俏”（“佾”是“列”的意思，每列八人，八佾六十四人），這時季孫氏也用“八佾舞于庭”，孔丘斥責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按禮，天子祭祖唱《雍》詩來撤除祭品，這時魯的三家都“以《雍》撤”，孔丘認為這種事不該出于“三家之堂”。按禮，只有天子可以“旅”（祭祀）于泰山，這時季孫氏“旅于泰山”，孔丘又指責他不懂禮（《論語·八佾篇》）。卿大夫這樣“僭禮”，實質上就是奪取政治權力的一種表現。禮樂制度主要用來維護宗法制度和君權、族權、夫權、神權。《荀子·禮論篇》說：“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族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所說“禮之三本”，天地代表神權，先祖代表族權，君師代表君權。后來統治者以天、地、君、親、師作為禮拜的主要對象，就是根據這個理論。西周春秋時代貴族講究的禮是比較多的，有籍禮、冠禮、大搜禮、鄉飲酒禮、鄉射禮、朝禮、聘禮、祭禮、婚禮、喪禮等等。籍禮是用來監督平民在“籍田”上從事無償的集體勞動，以維護稱為“籍”的辦法的。冠禮是授予成年貴族種種特權，以維護貴族的利益和鞏固貴族成員之間的關系。大搜禮具有軍事檢閱和軍事演習性質，起著整編軍隊、檢閱兵力和加強統治的作用。鄉飲酒禮在于維護一鄉之內貴族的宗法制度和統治秩序。鄉射禮具有以鄉為單位的軍事訓練和軍事學習的性質。朝禮在于尊重國君的權力和地位。聘禮在于維護貴族內部的等級和秩序。祭祀天地和祖先在于維護神權和尊重族權。婚禮和喪禮在于維護宗法制度和族權。到了戰國時代，由于農田制度的變革，“籍”的方法廢除不用，這時籍禮只是統治者用來表示關心農業生產的禮儀。由于軍隊成分和戰斗方式的改變，原來的大搜禮就失去作用。由于地方組織的改變，鄉飲酒禮和鄉射禮的性質也不同了。這時由于中央集權政體的建立，執政者統治的需要，重視的是即位禮、朝禮、祭禮和喪禮。《荀子》的《禮論篇》著重講究祭禮和喪禮，對喪禮講得特別詳細，就是為當時的禮樂制度制造理論根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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