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外理論的文學化演講稿

時間：2022-09-24 14:24:45 演講稿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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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外理論的文學化演講稿

　　各位先生：

場外理論的文學化演講稿

　　我在這封來信中著重提出一個場外理論應用問題，供各位先生討論。誠如各位先生的意見，文學的發展需要場外理論。在一些語境下，場外理論的應用是必須的，具有重要而積極的意義。對于這一點我沒有異議。但是，要注意的是，正當的場外理論的應用，或者說有效應用，必須立足一個正確的前提，這就是場外理論的文學化。否則，場外理論不能歸化為場內的文學理論，很難給文學及其理論的發展以更多的、積極的意義。所謂場外理論的文學化，包含這樣幾重意思：其一，理論的應用指向文學并歸屬于文學；其二，理論的成果落腳于文學并為文學服務；其三，理論的方式是文學的方式。請允許我一一道來。

　　第一個問題，理論的應用指向文學并歸屬文學。這里要明確一個界線，做一個場域的劃分。當今的批評理論早已不是文學的理論了。傳統的文學批評和理論，是對文本具體特征和審美價值做文學、美學的評論。無論其理論如何闊大，指向如何遼遠，總體上都是以文本為核心，對文本做文學的具體解析和闡釋。這種理論和批評的文學指向明確，可以毫無歧義地定性為文學的理論。然而，大約是從上個世紀60年代開始，西方理論界興起和放大了“批評理論”。這個理論不是或主要不是文學的含意，就其本意來說，它主要不是指向文本，尤其是文學文本。它指向理論，用漢語表達得更準確一點，可以稱作“批評的理論”。與文學理論不同，批評的理論不限于文學，而且主要不是文學。它規劃了一個跨學科的領域，哪怕就是以文學為起由，其指向也是哲學、歷史、人類學、政治學、社會學等，文學以外其他一切方面的理論，而不是文學理論。更確切地說，批評理論的對象甚至也不是理論，而是社會，是理論以外的物質活動。批評理論認為，社會也是一種文本，一切社會的運行和操作都是批評理論關注的內容，理論要對實際的社會文本做出批評，以實現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關懷和理論責任。由此可見，對批評理論而言，文學不是它的主要興趣，它的興趣是批評社會，把批評理論當作甚至替代文學理論或文學批評是一個謬誤。這就是問題提起的基本語境。其核心是，我們共同討論的所謂文學理論及其強制闡釋是指什么。

　　首先，我應該表述清楚，我提出這個概念的本意是，對文學理論場域中存在的各種非文學的理論現象，以及對征用場外理論強制闡釋文本和文學的問題給予辨識和批評。這是文學理論的問題，不是批評理論的問題，不能用批評理論的特征或追求，為強制闡釋的諸種弊端開脫。在場外理論的征用上，還應該細致區分兩種現象，即征用文學闡釋場外理論，與征用場外理論闡釋文學。我認為，征用文學闡釋場外理論，是所謂批評理論的一個基本特征。遠的有弗洛伊德，通過征用《俄狄浦斯王》——古希臘經典悲劇——論證他的心理學理論。近一些的，如詹姆遜的《政治無意識》，通過對福樓拜、康拉德、吉辛等大師作品的分析，提出并論證了他的政治無意識。在這個過程中，不排除他對作品的分析精彩獨到，也對文學理論的豐富和修正做出特殊的富于啟發意義的貢獻。但是，說到底，這不是文學理論，而現代意義的批評的理論，其出發點和落腳點都在理論而不在文學，它實現的是理論的文學化，即使用文學為理論服務，而不是文學的理論化，亦即構建文學的理論。這里沒有理論征用合理與不合理的問題，強制闡釋的場外征用，不是對這個問題的評述。

　　至于文學場內的場外征用問題，我的基本看法是，場外征用有其合理的一面。我從來都贊成，跨學科交叉滲透是充滿活力的理論增長點。20世紀西方文論能夠起伏跌宕，一路向前，正是學科間強力碰撞和融合的結果。場外征用，正如周憲先生所言，“如果運用得當并得法，也可以豐富和深化文學理論及其文學闡釋。比如，符號學和結構主義理論等，一旦引入文學理論，并與文學的某些傳統加以融合，便產生新的解釋效力”。但是，里的前提應該是，理論的應用必須指向文學并歸屬文，而不是相反。這個指向不是可有可無的小問題。在邏輯上講，這是理論的定性根據。一個理論，它的本質或者理論基點是什么，將決定它的分類和性質。哲學和文學及其他各種理論之間有所不同，很重要的區別在于它們理論指向不同。指向思維的、認識的、本體論、經驗論等等，這是哲學。可以有跨學科的融合，比如教育心理學，但它也有自己的明確指向，像教育過程中的心理學研究，其重點仍然是心理學而非教育學。在文學領域內，比如，在女性主義批評問題上，我歷來認為，對實際存在的、具體的女性文學作品的批評是女性批評，這是文學的。用文學的文本證明女權理論，則是女權主義的文學擴張，這不是文學的。這是一個充分的條件判斷：如果某種闡釋通過征用場外理論來實現，最終不能指向和歸屬文學，它一定是一種非文學的強制闡釋。一般地講，非文學指向的理論沒有場外征用問題——盡管它可以大量運用文學舉證——因為那些理論本身就是場外理論的場外應用。

　　第二個問題，理論的成果落腳于文學并為文學服務。這是落腳點問題，也是一種標識，一種效應評價。周憲先生所言直指要害： “就強制闡釋而言，問題的核心好像不是種種理論的‘出身’，而是在于其闡釋文學的相關性和有效性。”我贊成這個說法，我們并不因為場外理論的出身而歧視它。但問題的關鍵，是能否把這個引進“消化吸收”為場內理論，就像當年我們改革開放之初，引進國外的先進管理和技術一樣，最終要看能不能把它變成自己的東西。如果能夠達到這樣目的和水準，這個引進就是成功的，否則就是失敗。就20世紀西方文論的整體情況看，我們引進的理論甚多，但真正轉化為文學場內長期有效的方法卻較少，能夠形成精致完整體系的理論就更少。伊格爾頓說的有道理：“任何理論都可以通過兩種熟悉的方法來為自己提供一個明確的目的和身份。或者它可以通過它的特定研究方法來界定自己，或者它可以通過它所正在研究的特定對象來界定自己。”按照這個標準，我們考察一下西方文藝理論，有哪些能夠稱之為文學理論呢？從方法上說，哪些從場外侵入文學領域的理論，最終成為有效的，可以對文本做普遍文學闡釋的方法？一些大的“主義”給了我們一些概念和范疇，系統的、可持續的方法在哪里？也許新批評是一個例外。從對象上說，這些場外理論的研究對象是文學嗎？還是再看看伊格爾頓怎樣評價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的：“德里達顯然不想僅僅發展一種新的閱讀方法：對于他來說，解構最終是一種政治實踐，它試圖摧毀特定思想體系及其背后的那一整個由種種政治結構和社會制度形成的系統借以維持自己勢力的邏輯。”這句話繞了一些，換句話就是，解構主義這個場外的哲學理論，本質上是一種政治的語言和實踐，它涉獵于文學，闡釋于文本，其結果就是把文學變為由頭和腳注，借此發揮它的政治主張，證明它的立場而已。這是明明白白的征用文學為理論服務。

　　場外理論的進入是可以的，但它合法化的條件是其理論成果要落腳于文學，并為文學服務。在場外理論的文學化上，我認為神話原型理論是比較成功的一種。弗萊的神話原型理論從榮格的集體無意識進化而來。集體無意識又蛻變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原本。但是，弗萊把榮格對原型的定義從心理學的范疇移置到文學領域，建立了自己以“文學原型”為核心的原型批評理論。這個理論從弗氏的精神分析起步，進入至集體無意識學說，轉換進神話原型，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有關文學理論的概念、范疇，具體為一整套可實際操作的批評方法。弗萊的研究對象是文本。他在自己的代表作《批評的解剖》中，分析評述了幾百部文學作品，其目的是尋找關于文學作品的類型或“譜系”，力求發現潛藏于文學作品之中的一般文學經驗，把精神分析學說轉化為具有鮮明文學本真的原型批評理論，實現了場外理論的文學化。原型批評理論本身的價值我們不去討論，但是弗萊的研究方法給我們以啟示。引進場外理論是可以的。引進得好，會極大地開拓文學理論的發展空間，有效推動批評的科學化和理論化進程。弗萊的場外理論——精神分析學說一沒有停留于文學場外，沒有淺薄地貼附于文學，更沒有反其道而行之，征用文學去證明理論，而是從起步就開始，目標指向文學，以場外理論為文學服務，理論的全部成果落腳于文學，形成了以場外理論為支持的理論體系和批評方法。弗萊說：“我想要的批評之路是這樣一種批評理論：首先，它可以解釋文學經驗的主要現象；其次，它將就文學在整個文明中的地位引出某種觀點。”這是值得借鑒的。

　　第三個問題，理論的方式是文學的方式。這里提出一個新的問題，什么是文學的理論方式？它與其他學科的理論方式，比如哲學與文學的理論方式有什么不同？卡勒在《論解構》中所說，任何“其他話語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普泛化了的文學，或原初文學”，這句話是不是可以推衍為“其他的理論方式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普泛化了的（文學的）理論方式，或原初的理論”？這個推衍有些“戲仿”的味道，但這的確是20世紀西方文藝理論泛化的基本傾向，也是場外理論突進文學領域，并用諸多非文學本征的理論替代甚至完全外化文學理論的基本理由。在這個理由的驅動下，所有的理論，特別是哲學理論，無論怎樣抽象空洞，只要貼附于文學，只要找來幾個文學例子混雜其中，就可以是文學的理論，就可以用作廣泛的文學批評。強調文學理論的獨特方式，就是強調其文學理論區別于其他理論并獨立存在的基本依據。

　　文學理論的獨特方式是什么？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理論的具體化。這個具體化是指，理論與文本闡釋的緊密結合，理論落腳于文本的闡釋，通過闡釋實現自己，證明自己。這是文學理論存在的獨特方式，這個方式決定了文學理論與其他學科理論，特別是哲學理論的差別；場外理論進入文學場內并真正發揮作用，首先要解決這個問題。文學理論的基本對象是文學，不是一般的社會生活現象的理論研究，也不是形而上的一般思維和認識方法。文學理論的重點應該聚焦于文學規律、文學方法的具體闡釋上，聚焦于對文本的具體的認知和分析上，離開文本和文學的理論不在文學理論的定義之內。

　　當下的學院派有一個明顯的傾向，就是理論的生存和動作與具體的文本闡釋和批評嚴重脫節，其理論生長和延伸，完全立足于理論，立足于概念、范疇的創造和邏輯的演進，與文學實踐及其文本的闡釋相間隔和分離。我的疑惑是，作為文學的理論，既不關注文本，又不關注審美，而只熱心于一般的社會批判，熱心于非文學的思想建構，熱心于黑格爾意義上的純精神運動，還是文學的理論嗎？我向來主張理論與批評的結合。我的基本愿望是，理論是批評的理論，批評是理論的批評。理論的自我演進當然是必要的，但必須和實踐結合，在實踐的基礎上演進。而對文學理論而言，除了文本、作品及其他形式的文學活動以外，批評是理論的重要實踐形式。離開了具體文本的批評，絕對無法被認定為文學的理論。這當然是對理論構成的總體而言的。作為個體的理論家，其更關注純粹的理論，而少一些具體的文學批評是正當的。但文本的批評也是基礎，是理論的基本來源。只有如此，理論才能具體化，才能夠成為文學的理論，或者才能被接受為文學的理論。也有另外的傾向，所謂的批評家不懂理論，文本的批評只是普通讀者的觀感，全無理論指導的意義，這樣的批評，媒體的造勢可以，理論建樹就是空話了。沒有理論不行，理論不與批評結合，遠離了文學亦不行，這就是理論與批評、理論與文學的辯證法。

　　我想，米勒的文學實踐可以佐證這一點。作為由新批評轉變而來的解構主義思想家，他的文學理論實踐主要以文本批評方式表現出來，既有很強的理論性，也有很強的文學性。應該承認，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理論，其主要方面或鋒芒是政治的，起碼其本來目的不是文學而是政治的。米勒追隨其后，將解構主義的理論緊密地嵌入到文學闡釋當中，創設了自己獨特的批評方法，更好地實現了解構主義理論的文學化。在這里，我不評論解構主義理論，也不評論解構主義文論的價值，只講一點，在場外理論文學化過程中，米勒的具體化是如何實現并取得成效的。他的《小說與重復》可以作為一個樣本。米勒自己清楚，撰寫這部著作的目的，是為了創設他的“重復”理論，其理論指向是文學。為此，他不是從理論和概念出發，而是精心選取了七部經典小說文本，通過文本的解構，在差異中找出共性，認定“重復”是這七部經典中共存的現象，也是一切小說創作普遍遵循的規律。表面看來，對這七部作品的解讀方法是新批評的，非常地“細讀”，而在理論深處，它是解構主義的。他把解構的思想和理論具體化了，實現了場外理論的文學化。借此他還對理論的“理論性”提出批評。他指出，在對文學與歷史、倫理和政治關系進行研究時，如果不去力圖理解文本的文學形式和特性——在他看來當然是抽象的重復主題—一“那么這種研究便會毫無效果。它成了顯示所有文學研究徹頭徹尾浸染著‘理論性’這一情形的絕好例證。這意味著每一種形式的文學研究應該自始至終好好地對它的理論前提進行思考，以免為它們所蒙蔽，譬如，把這些理論前提理所當然地視為正常的、普遍有效的，就會陷于盲目性。”諸位先生，他對“理論性”的警惕，他對理論脫離文本的認真批評，不是值得嚴肅對待嗎？

　　請各位先生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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