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大學修志業務培訓的心得體會

時間：2020-12-20 08:54:59 心得體會我要投稿

關于寧波大學修志業務培訓的心得體會

關于寧波大學修志業務培訓的心得體會1

　　寧波大學培訓學習期間，聆聽原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姚金祥關于地方綜合年鑒的框架設計的三種方法、官書定位、弱化商業宣傳、突出個性等編纂實踐理論觀點，結合年鑒編纂工作深有啟發。作為年鑒編纂人員，樹立年鑒意識，設計制定好科學合理的年鑒框架是編好年鑒的質量保證。

關于寧波大學修志業務培訓的心得體會

　　年鑒常常被人形象的譽為一個地區的活字典，年鑒意識是人們對年鑒的共識，即人們對什么是年鑒的理解和認識。作為年鑒編纂人員要樹立的年鑒意識主要包括六點：一是信息密集意識。一提到年鑒，人們頭腦里想到的往往是信息，密集的信息。一本年鑒所收集的信息、資料，具有收錄廣泛、覆蓋面廣、容量巨大、內容概括、濃縮密集等特點，所以人們往往把年鑒稱作“信息庫”、“資料庫”。二是史志意識。年鑒所記載的內容，一般是發生在一年中某一地域或某一領域里的大事，而且是過去完成時態，是歷史事物的真實記載，是不可變更的史料，具有為后人提供事實依據和分析、考證、借鑒的作用，因此，它具有史書和方志的特色。三是資料意識。從年鑒的定義上可以看出，年鑒是系統地匯輯上一年度重要的文獻信息、逐年編纂連續出版的資料性工具書，收錄的材料涵蓋某一地域或某一領域的方方面面，有很強的資料性。四是年度意識。年鑒一般是上一年度要事的實錄，一年一鑒，持續出版。正文的材料一般以年度為限，上限為上一年的元月1日，下限為上一年的12月31日，超出此限的材料一般不收。如確有刊載的必要，當以“特載”篇目置于書前突出位置，一般的材料則置于書尾的附錄部分。因此，年鑒的年度時間性是極為嚴格的。五是資政意識。年鑒里的主要內容是對上一年工作的總結，收錄的重要文獻、專論專著，對工作具有指導意義，可以為領導機關了解情況、尋找規律、制定規章制度提供參考，是領導的得力助手，具有資政作用。六是鑒戒意識。“知往鑒來”是年鑒服務社會的根本宗旨。年鑒記載的是歷史的縮影、歷史的足跡，人們可以從中“以史為鏡”，溫故知新，解惑答疑，得到啟迪；也可以為人們總結過去、分析現狀、探索未來提供借鑒。

　　年鑒的框架是全書內容和結構的總體設計，是年鑒的基本結構。框架是承載年鑒資料的主體骨架，其任務有三：一是設計框定全書內容范圍和選材方向。二是設定資料的分類歸屬和層次。三是設定各類資料的數量多少和比例。

　　年鑒框架設計應當掌握以下幾個原則：一是為現實服務。適應現實讀者的需要，是框架設計的首要原則。年鑒應收錄那些資料，這些資料應當占多大比例，以什么形式推出這些資料，都要以讀者的需要為依據。二是內容完備。全面反映事物發展的歷程是年鑒框架設計的基本要求。所謂“全面”，不是面面俱到，而是大事不漏，讀者感興趣的事不漏。三是結構合理。即（1）資料歸類要科學準確；（2）各部分資料比例合理，掌握好主次有別，詳略得當，各有側重；（3）層次分明，有完整的體系。四是方便檢索。年鑒是供讀者查閱的資料性工具書，因此方便檢索是框架設計的重要原則、除了按分類編排的目錄外，還必須根據不同需要，設計索引。

　　年鑒框架設計標準應該包含以下四層意思：一是明確服務對象，指南性的資料不入鑒。二是全面反映地情，為修志服務。三是要體現年度特點、地方特點和專業特點。四是門類歸屬科學，地方綜合年鑒一般是按照類目、分目、條目三級結構領屬設計。

關于寧波大學修志業務培訓的心得體會2

　　9月13日至24日，有幸參加了寶雞和咸陽兩市志辦在寧波大學舉辦的修志業務培訓班。這次培訓，順應了全省第二輪修志工作“培訓年”的大氣候，適應了全市第二輪修志工作的大形勢；不僅涉及方志理論研究，而且在一定層面上接受了一些新觀念，提高了方志工作實踐上的操作性。在思想認識和業務指導上都受益匪淺。

　　一、幾點收獲體會

　　（一）解決幾個認識問題也是不小的收獲

　　幾天的培訓，不可能解決修志業務上更多的問題，有些問題可能只是得到了一點點啟發，有些可能就成了耳旁風，留不下什么印象。但是，能解決或者強化幾個認識問題，絕對是不小的收獲之一。參加培訓的每個人肯定都從不同的層面在思想深處有些被刺激，或有所頓悟，必將對以后的修志工作產生積極影響。因為認識是行動的先導。

　　（二）志書編修也要與時俱進

　　志書是記述一定歷史時期、一個特定地域內自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歷史與現狀的資料性文獻。反映地域性、時間性、資料性，突出時代特點、地域特點等勿庸置疑。但是，時代在變遷，社會在發展。修志工作也要緊跟和適應這種發展變化。要在觀念上及時跟上，開放式修志，創新性修志，以適應編修新方志的需要；不能盲目套用過去的框架，不能機械沿用過時的方法。比如原來經濟部類的框架就明顯不能適應現行的行業發展變化情況。又比如隨著社會的發展，精神文明建設和民生問題日益受到各級政府關注，第二輪修志在重視記述經濟發展的同時，與首輪修志相比，應重視加大社會文化部類的記述分量和，等等，都體現了修志工作與社會發展密不可分的關系。如果觀念和方法不適應，就很難修出適應時代發展實際的的新方志。正如朱佳木提出的修志“三新（新的觀念、新的方法、新的體例、或加新的材料）”一樣。“三新”應該作為社會主義新方志編修工作上的一個重要指導。

　　（三）修志工作者任重而道遠

　　名家修名志。要修一部高質量的志書，必須要有一批高素質的修志人。志書是流傳后世的，修志人肩上的擔子很重，要承載歷史，承載責任。方志作為一門新的學科，作為方志人，我們需要學習研究的問題還很多。目前，全市第二輪修志工作正處在關鍵階段，要編修好第二輪市、縣志，我們的任務還相當艱巨。

　　二、留下印象的幾個業務問題

　　這次培訓，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操作上，都有不少收獲。接受了幾個新的觀點，對在實踐操作中有些模糊的個別問題也有了新的認識和把握。現列舉出來，不予贅述，一并在實踐中思考研究。

　　1。新方志編修，要在把握志書資料性的同時，增強志書的學術性。

　　2。可以突破“述而不論”的界限，在記述后用規范化的語言揭示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或者在章前小序中揭示本章的主題，增加“論’的色彩。

　　3。第二輪志書在記述好經濟部類的同時，應充分加大社會、人文部類的記述分量。

　　4。從難以突破的地方尋找成就好志書的亮點。

　　5。重視新生事物（或新增加的事業、事項、某項事業的重大活動）的記述。

　　6。重視統計表、統計數據的運用。

　　7。要拓寬資料搜集的渠道，克服搜集資料的困難，解決好志書編寫的瓶頸問題。

　　8。請專家或專業機構撰寫，提高志書的專業性、學術性。

　　9。行文要準確、簡明，克服龐、雜、繁的問題。

　　10。志書要強化經世致用的作用。

關于寧波大學修志業務培訓的心得體會3

　　金秋九月，按照省、市志辦修志業務培訓計劃，有幸隨單位的修志同仁一道，從渭水之畔，遠赴東海之濱的寧波市，參加由寶雞、咸陽兩市地方志辦公室聯合主辦，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承辦的，有80多人參加的修志業務培訓學習。

　　一、方志名家授課，培訓收獲大

　　去寧波學習之前，剛剛看過央視的十集專題片《方志中國》，對方志的前世今生、方志學家及其著述等等，有了一個輪廓性的認知。本次培訓，讓我厘清了什么是志？什么是史？二者的區別是什么？這次業務培訓雖然時間短暫，是我加入方志隊伍后，第一次參加層次較高的、比較系統的方志業務培訓，第一次在大學里近距離接受方志學專家學者的授課，并與其進行交流，深深地被他們淵博的方志知識、豐富的修志經驗、孜孜不倦鉆研方志理論的精神所感動，為他們耐得寂寞、守得清苦做學問而取得的方志研究成果所折服。聆聽了專家、教授的講解之后，對方志學既感到厚重久遠，又感到神奇，對社會發展、對文化傳承的巨大作用。特別是對方志編纂理論的學習，令我既感到深邃豐富，又感到這是方志工作者所必須的儲備，更感到踏入方志這門百科之學，三生有幸，學之不易，學精學通更不易，它具有挑戰性。改變了之前我對方志只看到森林，看不到樹木，看到樹木，又看不到森林的一個狹隘認識。

　　1、特點。我認為本次培訓和自己以前參加的其他培訓有著本質的區別。其特點，一是培訓師資層次高。授課的老師既有在全國方志界有影響的、長期從事修志工作的人員，又有一直從事方志理論研究的專家、學者、教授，他們授課結合修志實踐，立論高遠、內容新穎、深入淺出、通俗易懂，達到了學習和提高的目的。二是目標明確，針對性強。這次培訓主要圍繞當下正在實施的二輪修志工作，不但有修志理論知識，還有修志實踐經驗；既有地方志書編纂實務，又有地方綜合年鑒編纂知識，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可操作性和指導性。譬如中指組方志期刊指導處處長、《中國地方志》主編于偉平老師在《二輪續志若干理論問題》《社會轉型期精品志書編纂應注意的問題》中，有關“三新觀念”“篇目和內容創新”“資料運用技巧”的講述；淮安市志辦主任、研究員、蘇州大學兼職教授荀德麟老師講授的《方志編修縱橫談》中有關“續修志學術問題”“如何利用史略代替概述”“把統計學、社會學方法引用到二輪修志中”的講述；上海市志辦原副主任、研究員姚金祥老師對《地方綜合年鑒的框架設計》等內容，都與我們的實際工作聯系緊密，一些問題都在平時的工作中遇到，聽講之后如醍醐灌頂，茅塞頓開，真有一種“聽君一席談，勝讀十年書”之感。

　　2、收獲。我覺得這次培訓的收獲很多、很大，也帶給自己不少的感想和啟示。最主要的，我覺得有兩點，一是拓寬了視野和思路，明確了方向。全面系統地了解掌握了修志知識，領會了二輪志書各部類編寫的要項，熟悉了地方志書編纂的方法，增強了做好二輪修志工作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譬如如何利用已編和正在編修的二輪志書，編寫《寶雞市志簡明讀本》和地方志鄉土教材，讓志書進入尋常百姓家庭，讓更多的人了解市情，真正讓志書發揮存史、資政、教化的功用，為建設寶雞關天副中心城市提供服務。（當然，這是后話，目前首先是編好寶雞市志）二是掌握了知識，增進了業務能力的提高。這次培訓給自己創造了難得的學習機會，解決了二輪修志中比較困惑的一些問題，不但學習掌握了二輪修志的理論知識和實踐操作方法，而且對修志工作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和領會。譬如在經濟部類編寫中，對稅務這部分內容的編寫，通過聽講并與老師交流，基本對如何處理國稅與地稅兩個部門關于稅制改革前內容的記述有了主意。

　　二、培訓與工作的聯想

　　培訓是速食快餐，實踐是消化吸收。培訓結束后，我一直在回味每個老師講的內容，思考他們在講課中帶給我的那一個個靈感，亦或者說是啟示吧。他們的職位、從業環境各不相同，因而思想觀點、風格各有千秋，這里我只截取他們對我的一些影響性的啟示。也或許這些對我的啟示還不太成熟，或者有不正確之處，也請領導和各位同仁給與批評指正。

　　1、大張旗鼓的突出方志特色。很多老師說，方志姓方，要大張旗鼓體現地方、時代、行業特色，設專篇專章記述。我當時就想，這樣的方法能不能用在工作中？譬如在《寶雞市志》中，能否在經濟部類中設“鈦城”專章，以彰顯寶雞市發展鈦產業名列全國第一的情況？能否設專章記述寶雞新興產業、行業，如西交會、汽車展覽、快遞行業、中介行業等，以體現行業和地方特色；能否在文化部類中設“青銅器之鄉”或“工藝品之鄉”，以彰顯寶雞周秦文明及民間工藝、非物質文化遺產。

　　2、學用要結合。學習是為了更好地提供高工作的能力和效率，如果學而不用，就不僅僅是浪費財力的問題了。這里我想說的有兩個意思。一是關于學成之后怎么用？比如在年鑒編輯方面，本人認為，要對框架的設計再進行改版完善，與時俱進，刪減過時的類目、分目，增添新內容，豐富結構，豐富信息含量，為下一輪的市志編纂積累資料（如社會調查和車展、物流快遞等）。二是如何提高所學知識為社會服務。通過學習，我覺得應提高社會讀鑒、用鑒率，讓年鑒進入尋常百姓家庭，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編寫簡明年鑒讀本，創立特色年鑒。地方志、年鑒知識，是社會的財富，要為社會所用。目前的《寶雞年鑒》卷首之“寶雞映像”，政治、經濟、歷史等內容簡潔、信息容量大，又有寶雞的特色、特點，很受大家歡迎，但他更大程度的只是政府機構在用。我覺得提高年鑒的利用率是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它將影響著《寶雞年鑒》的未來。

　　3、關于志書、年鑒篇目的研討。淮安志辦主任荀德麟老師講的好，學術的任務在于通過創造性的勞動，準確的解讀事物。方志編修工作是一項學術研究性的工作，志書是學術勞動的產物，是具有一定的工具書特點的學術性著述。因此，我覺得我辦的方志學術研究氣氛應再濃一些，不妨在繼續開展《寶雞市志》篇目研討的同時，也開展《寶雞年鑒》篇目的研討，讓其更具有寶雞的特色。如現在的類目中設“重大活動”，分目中還要不要設相同的“重大活動”？再如，全鑒風格要不要一致，有的分目下設概況，有的不設概況。同時，分目的標題是“綜述”，他的下設條目里還要設置“概況嗎？”

　　三、幾點建議

　　通過這次培訓學習，本人覺得作為一個方志工作者，我們的知識內存還需要再升級、更新，需要更多機會的去學習、交流，拓寬視野，從而使提高業務的能力的步子更大、更直接、更快一些。

　　1、建議能否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定期安排責任編輯外出學習，與兄弟城市方志辦開展聯誼，參加一些學術交流活動，本次聯辦培訓被大家公認為是一次有益的嘗試。既增進友誼，又加強交流，揚長避短，促進工作。

　　2、建議能否經常性的指定一些必讀書目，以單位的名義集中采購一些方志理論著作，在現已有《中國地方志》《陜西地方志》的基礎上，為各編輯再訂購一些專業書籍，特別是一些權威專家的著述和新書，豐富大家的知識和積累。作為一個方志新兵，一些方志名家、大家的理論專著，只聽過一說，未見過實在的東西，也不便于學習提高，個人購買也沒有方向。

　　3、建議在許可的情況下，盡快建立《寶雞市志鑒學會》，定期開展方志學術活動，形成鉆研業務的氛圍，提供展現學術思想交流的平臺，以學術活動帶動和促進方志工作，讓更多的學術討論和成果為修志服務，提高修志人員的修志理論和實際工作水平。同時我覺得，經常性的學術活動，也能改善和促進團結、和諧共事的氛圍，通過一些活動豐富大家的工作情趣、文化生活。我們的生活不僅僅是工作、修志，通過修志還可以帶來更富多彩的人生，修志工作也不會覺得枯燥干澀。

　　4、建議對一些專業性很強的門類，引入專業化人士編纂《寶雞市志》。如人口、工業部類。

關于寧波大學修志業務培訓的心得體會4

　　寧波大學7天短暫而充實的學習，使我更新了知識，開闊了視野，而且感受到了東部沿海博大精深的文化風采，思維方式得到了更新，可以說這次學習感觸多，收獲良多。

　　一、豐富了方志知識培訓的'內容系統全面，有方志基礎知識、方志編纂、方志史等。

　　通過學習我對什么是方志、什么是方志學、方志學學科定位有了更深的理解；對方志和方志學的發展史、方志的分類有了進一步了解。特別是淮安市志辦主任荀德麟教授提出的志源于史以及增強續修志書學術性的觀點，值得思考，對史與志的關系有了新的認識，方志學學科定位是一級學科歷史學下屬的二級學科，志即繼承了史的體例，有做了創新，志是橫看、述而不論，史是縱看、述論結合。史源于志即當代修志、后世修史。志源于史，古近代志書的資料大多來源于史書。

　　二、提高了處理專業問題的能力

　　9名主講、2名寧大教授，7名是從事地方志工作多年，有著深厚的基礎理論和豐富實踐經驗的專家。專家教授講課精彩，語言生動，事例典型，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實踐性和操作性。從資料收集到篇目設置、內容的撰寫，再到志稿總纂、會審，從理論到實踐、從宏觀到微觀，使我開闊了思路、學到了方法，也使自己對在編纂工作中遇到一些問題，有了新的認識，找到了解決途徑。

　　收集資料過程中社會調查學的應用；志稿編寫過程中繁寫與簡寫問題的處理及統計學的應用；在設置篇目時通過升格或前置、增設類目、設專記等方式，突出地方特色、時代特色和專業特色；總纂時需解決的4個主要問題（質量問題、文風不一、詳略不當、交叉重復），以及總纂中的三級編審制度（編輯一審、特邀編審二審、志辦領導主審），等等這些在方志編纂過程中積累的方法和經驗，對我都是十分寶貴的財富，有事半功倍之效果。

　　愉悅的心情與兄弟志辦和市級部門修志同仁交流修志中的酸、甜、苦、辣，感受他們的敬業、勤奮，釋放了心情，增進了感情，收獲了友誼。享受江浙文化、享受大學生活，享受教授專家的風趣、幽默，收獲了知識、收獲了快樂、愉悅了心情。

　　這次學習使我開闊了思維、更新了觀念、升華了心靈。是我人生途中的加油站，更是一個提檔加速的新起點。

關于寧波大學修志業務培訓的心得體會5

　　“方志”一詞最早見于《周官》，它萌芽于秦、漢時期的地記，發展于隋、唐時期的圖經，成型于兩宋時期并定名為志，鼎盛于元、明、清時期。一代方志大師章學誠承前說，提出“志乃史體”、“志乃史裁”、“志屬信史”、“方志為國之要刪”、“方志乃一方全史”等主張，并從理論上作了系統地說明，歷史說逐漸占據了上風，“方志，從前人不認為史，自經章氏提倡后，地位才逐漸提高”。

　　方志的本質屬性應包括地方性、時限性、資料性、敘述性和官修性。

　　從地方性而言，一是相對“國史”而言，是“國史”的對立體。二是指方志所記內容在空間上具有嚴格的界限，即不越境而書，無論是舊志還是新志，記載人、事、物均以是否與本地有關為依據，與本地無關一律不錄。而一般地方史雖亦有區域性，但為了說明問題往往引用其它地方之人事物與本地作比較研究，不強調“不越境而書”。

　　從時限性而言，一是指凡方志必有一個斷限問題，志書必須要有斷限，無斷限則漫無限制，敘事沒有范圍，搜集資料工作也無從著手。二是相對“國史”編修而言，我國國史的編修基本上是一朝一史，隔代修史。而方志的編纂具有連續性，一朝多志。唐代3年一造圖經，宋代5年一造圖經，明、清平均20左右修一次志書。

　　從資料性而言，志書是資料性著述，功能在于“存史”，在于全面系統完整地記載一地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文化、軍事、體育、衛生、教育、科技、人物等方面的發展變化情況，為當政者了解地情提供參考，為學者研究事物發展規律提供資料，因此強調體現出資料的完整性和真實性，并不直接探討一地歷史發展規律。

　　地方史則是學術性著述，注重于“著史”，力求勾勒出歷史發展的脈絡，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揭示歷史發展規律，資料性相對較差，尤其是近代以后的史學、史料的采擇往往局限于支持作者的觀點，更是起不到儲存資料的作用。

　　當代方志大家陳橋驛先生指出：“外國漢學家使用中國方志的確實不少，但他們對方志的唯一要求就是資料……”。

　　從敘述性而言，志者，記也，方志就是地方記。這個“志”即“記載”十分要緊，它規定了方志的體裁必須是記錄體，即敘述體，以此區別于史書。

　　按照章學誠“體從義出”的觀點，將著眼點放在“存史”還是“著史”上，是制約史志體例的一個重要前提。方志不是一般的專史，而是帶有資料性的專書，它的功能在“存史”，要體現資料的完整性和真實性，這就決定了志書的記載方式，只能是以敘述手法為主，只記述史實，不加議論，不允許作者站到前臺來直接對所記事件做功過是非的評說。

　　而一般意義上的史書則強調“著史”，旨在探求一地歷史發展的規律，需要在掌握確鑿史實的前提下，加上歷史學家自己的觀點，在記載方式上表現為史論結合，夾敘夾議。近年來，新編志書為了克服因分類過細而出現的“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弊端，注意加強宏觀綜合性反映，在全書的總述和各結構層次的“無題概述”中，允許進行適當的議論，這是必要的。

　　從官修性而言，方志指的是一種著述，是方志編纂工作的成果——志書。而官修所指的是方指編纂工作的形式，兩者屬于不同的范疇。

　　自隋、唐確立史志官修制度以來，歷代都把修志作為一種官職、官責，由中央政府發布命令，地方行政長官主持（稱之為修），當地文士編寫（稱之為纂），并頒布政令對修志進行統一規范，如明成祖朱棣兩頒《纂修志書凡例》，清康煕、雍正、乾隆等朝頒布的修志詔諭，民國頒布的《修志事例概要》、《地方志書纂修辦法》等。新中國明確方志為職務作品，形成黨委領導、政府主持、大規模發動、有組織編修的格局。

　　方志為“職務作品”，決定了志書在指導思想和內容上體現官方意識，持政府觀點，代政府立言，具有無庸置疑的權威性，這一點與古代的“正史”相仿，是地方“正史”，大到對某一觀點的闡述、某一事物的評價，小到一則資料的取舍、某一詞語的提法，都要站到政府的角度推敲權衡，而不允許象個人著述那樣“獨抒己見，獨樹一幟”。方志“官修”直接促成了資料搜集的廣泛性、完整性和系統性，反過來又大大加強了志書的權威性、可靠性。

【關于寧波大學修志業務培訓的心得體會】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