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蘿卜》

時間：2024-10-25 10:39:30 汪曾祺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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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散文《蘿卜》

　　引導語：蘿卜是世界古老的栽培作物之一。遠在4500年前，蘿卜已成為埃及的重要食品。中國各地普遍栽培。下面是小編整理的中國作家的汪曾祺散文《蘿卜》，我們一起看看是如何解讀蘿卜的吧?

汪曾祺散文《蘿卜》

　　楊花蘿卜即北京的小水蘿卜。因為是楊花飛舞時上市賣的，我的家鄉名之曰：“楊花蘿卜”。這個名稱很富于季節感。我家不遠的街口一家茶食店的屋下有一個歲數大的女人擺一個小攤子，賣供孩子食用的便宜的零吃。楊花蘿卜下來的時候，賣蘿卜。蘿卜一把一把地碼著。她不時用炊帚灑一點水，蘿卜總是鮮紅的。給她一個銅板，她就用小刀切下三四根蘿卜。蘿卜極脆嫩，有甜味，富水分。自離家鄉后，我沒有吃過這樣好吃的蘿卜。或者不如說自我長大后沒有吃過這樣好吃的蘿卜。小時候吃的東西都是最好吃的。

　　除了生嚼，楊花蘿卜也能拌蘿卜絲。蘿卜斜切的薄片，再切為細絲，加醬油、醋、香油略拌，撒一點青蒜，極開胃。小孩子的順口溜唱道：

　　人之初，

　　鼻涕拖;

　　油炒飯，

　　拌蘿菠。(注：我的家鄉蘿卜為蘿菠。)

　　油炒飯加一點蔥花，在農村算是美食，所以拌蘿卜絲一碟，吃起來是很香的。

　　蘿卜絲與細切的海蜇皮同拌，在我的家鄉是上酒席的，與香干拌薺菜、鹽水蝦、松花蛋同為涼碟。

　　北京的拍水蘿卜也不錯，但宜少入白糖。

　　北京人用水蘿卜切片，汆羊肉湯，味鮮而清淡。

　　燒小蘿卜，來北京前我沒有吃過(我的家鄉楊花蘿卜沒有熟吃的)，很好。有一位臺灣女作家來北京，要我親自做一頓飯請她吃。我給她做了幾個菜，其中一個是燒小蘿卜。她吃了贊不絕口。那當然是不難吃的;那兩天正是小蘿卜最好的時候，都長足了，但還很嫩，不糠;而且我是用干貝燒的。她說臺灣沒有這種小蘿卜。

　　我們家鄉有一種穿心紅蘿卜，粗如黃酒盞，長可三四寸，外皮深紫紅色，里面的肉有放射形的紫紅紋，紫白相間，若是橫切開來，正如中藥里的檳榔片(賣時都是直切)，當中一線貫通，色極深，故名穿心紅。賣穿心紅蘿卜的挑擔，與山芋(紅薯)同賣，山芋切厚片。都是生吃。

　　紫蘿卜不大，大的如一個大衣扣子，扁圓形，皮色烏紫。據說這是五倍子染的。看來不是本色，因為它掉色，吃了，嘴唇牙肉也是烏紫烏紫的。里面的肉卻是嫩白的。這種蘿卜非本地所產，產在泰州。每年秋末，就有泰州人來賣紫蘿卜，都是女的，挎一個柳條籃子，沿街吆喝：“紫蘿——卜!”

　　我在淮安第一回吃到青蘿卜。曾在淮安中學借讀過一個學期，一到星期日，就買了七八個青蘿卜，一堆花生，幾個同學，盡情吃一頓。后來我到天津吃過青蘿卜，覺得淮安青蘿卜比天津的好。大抵一種東西第一回吃，總是最好的。

　　天津吃蘿卜是一種風氣。五十年代初，我到天津，一個同學的父親請我們到天華景聽曲藝。座位之前有一溜長案，擺得滿滿的，除了茶壺茶碗，瓜子花生米碟子，還有幾大盤切成薄片的青蘿卜。聽“玩藝兒”吃蘿卜，此風為別處所無。天津諺云：“吃了蘿卜喝熱茶，氣得大夫滿街爬”，吃蘿卜喝茶，此風亦為別處所無。

　　心里美蘿卜是北京特色。一九四八年冬天，我到了北京，街頭巷尾，每聽到吆喝：“哎——蘿卜，賽梨來——辣來換……”聲音高亮打遠。看來在北京做小買賣的，都得有條好嗓子。賣“蘿卜賽梨”的，蘿卜都是一個一個挑選過的，用手指頭一彈，當當的;一刀切下去，咔嚓嚓的響。

　　我在張家口沙嶺子勞動，曾參加過收心里美蘿卜。張家口土質于蘿卜相宜，心里美皆甚大。收蘿卜時是可以隨便吃的。和我一起收蘿卜的農業工人起出一個蘿卜，看一看，不怎么樣的，隨手就扔進了大堆。一看，這個不錯，往地下一扔，叭嚓，裂成了幾瓣，“行!”于是各拿一塊啃起來，甜，脆，多汁，難可名狀。他們說：“吃蘿卜，講究吃‘棒打蘿卜’。”

　　張家口的白蘿卜也很大。我參加過張家口地區農業展覽會的布置工作，送展的白蘿卜都特大。白蘿卜有象牙白和露八分。露八分即八分露出土面，露出土面部分外皮淡綠色。

　　我的家鄉無此大白蘿卜，只是粗如小兒臂而已。家鄉吃蘿卜只是紅燒，或素燒，或與臀尖肉同燒。

　　江南人特重白蘿卜燉湯，常與排骨或豬肉同燉。白蘿卜耐久燉，久則出味。或入淡菜，味尤厚。沙汀《淘金記》寫幺吵吵每天用牙巴骨燉白蘿卜，吃得一家臉上都是油光光的。天天吃是不行的，隔幾天吃一次，想亦不惡。

　　四川人用白蘿卜燉牛肉，甚佳。

　　揚州人、廣東人制蘿卜絲餅，極妙。北京東華門大街曾有外地人制蘿卜絲餅，生意極好。此人后來不見了。

　　北京人炒蘿卜條，是家常下飯菜。或入醬炒，則為南方人所不喜。

　　白蘿卜最能消食通氣。我們在湖南體驗生活，有位領導同志，接連五天大便不通，吃了各種藥都不見效，憋得他難受得不行。后來生吃了幾個大白蘿卜，一下子暢通了。奇效如此，若非親見，很難相信。

　　蘿卜是腌制咸菜的重要原料。我們那里，幾乎家家都要腌蘿卜干。腌蘿卜干的是紅皮圓蘿卜。切蘿卜時全家大小一齊動手。孩子切蘿卜，覺得這個一定很甜，嘗一瓣，甜，就放在一邊，自己吃。切一天蘿卜，每個孩子肚子里都裝了不少。蘿卜干鹽漬后須在蘆席上攤曬，水氣干后，入缸，壓緊、封實，一兩月后取食。我們那里說在商店學徒(學生意)要“吃三年蘿卜干飯”，謂油水少也。學徒不到三年零一節，不滿師，吃飯須自覺，筷子不能往葷菜盤里伸。

　　揚州一帶醬園里賣蘿卜頭，乃甜面醬所腌，口感甚佳。孩子們愛吃，一半也因為它的形狀很好玩，圓圓的，比一個鴿子蛋略大。此北地所無，天源、六必居都沒有。

　　北京有小醬蘿卜，佐粥甚佳。大腌蘿卜咸得發苦，不好吃。

　　四川泡菜什么蘿卜都可以泡，紅蘿卜、白蘿卜。

　　湖南桑植賣泡蘿卜。走幾步，就有個賣泡蘿卜的攤子。蘿卜切成大片，泡在廣口玻璃瓶里，給毛把錢即可得一片，邊走邊吃。峨嵋山道邊也有賣泡蘿卜的，一面涂了一層稀醬。

　　蘿卜原產中國，所以中國的為最好。有春蘿卜、夏蘿卜、秋蘿卜、四秋蘿卜，一年到頭都有。可生食、煮食、腌制。蘿卜所惠于中國人者亦大矣。美國有小紅蘿卜，大如元宵，皮色鮮紅可愛，吃起來則淡而無味，異域得此，聊勝于無。愛倫堡小說寫幾個藝術家吃奶油蘸蘿卜，喝伏特加，不知是不是這種紅蘿卜。我在愛荷華南朝鮮人開的菜鋪的倉庫里看到一堆心里美，大喜，買回來一吃，味道滿不對，形似而已。日本人愛吃蘿卜，好像是煮熟蘸醬吃的。

　　《蘿卜》拓展——永遠的汪曾祺

　　初夏。

　　1997年5月28日。

　　風很清麗，掠過八寶山的每一個樹梢，樹梢咧咧地作響。

　　不絕如縷的《天鵝》曲，像一片憂傷的云，在藍色的天空中流淌;又像是一葉孤獨的白帆，隨著水波愈行愈遠。曾祺先生就在這片云中，就在這葉白帆中，他遠行去了。

　　紅色的玫瑰，黃色的玫瑰，它們被摘成花瓣雨，紛紛飄落，它們覆蓋著那個平靜的軀體，成為他的披肩與霓裳，就這樣，飄著云，踏著海，去了。

　　曾祺先生一生步履從容，卻在人不經意間猝然而走，這好像應證了他一生不愿惹人麻煩的性格。

　　曾祺先生總是對我說：我死不了的，你放心吧。七十歲時他寫道：“看相的說我能活到九十歲，那太長了!不過我沒有嚴重的器質性的病，再對付十年，大概還行。”他真的連自己都沒有準備以這樣突如其來的方式告別大家。好比我們以急促的腳步趕至海邊，茫茫天邊，只剩了白帆遠影。

　　清醒的現實主義者

　　汪曾祺一生，寸步沒有離開過中國的世俗，在數十年生活的波濤中，他總是被十分隨意地卷來拋去，在諸多的蕓蕓眾生的故事中，他始終扮演著一個平常老百姓的角色，他甚至認為，“當了一回右派，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盡管他年輕時曾向他的老師沈從文流露過他要自殺;1949年以后很長一段時間，他也曾陷入過深深的苦悶，乃至晚年，曾經一度難以擺脫沮喪與無奈，但他最終接受了現世生活的全部，且顯得波瀾不興。

　　這決定了汪曾祺是一個現實主義者。長期的平民化生活使他特別敏感于生活的細節。他總是睜著一雙睿智的眼睛，來看待并關注生活的冷冷暖暖。終于苦澀地感到什么叫庸俗的趙宗浚(《星期天》)，“跟著誰，傍著誰，一心甘當二路角”的云致秋(《云致秋行狀》)，世代沒有能力飛出去的高北溟(《徙》)，都給他帶來過無盡的感慨與憂傷。他的作品無一不忠實于現世生活，就像他對我說過的：沒有生活的啟發，我就寫不出。

　　彌作珍貴的是，汪曾祺沒有沉湎生活，歷經世俗，由俗而脫俗，在混沌的滄海世事中，世俗一次次洗盡鉛華。讀過《日規》《云致秋行狀》、《異秉》、《落魄》，你不得不沉浸到百味人生中去。清貧勤儉而性情孤僻的學者蔡德惠死了，嚴格方正、不講情面的高教授“心里很難受”，照例每個星期六晚飯的汽鍋雞他一塊也沒有吃，高教授忽然想到：“蔡德惠要是每花在情人家里，“朝朝寒食，夜夜元宵”，愛得天昏地暗。情意正濃，錢袋卻癟了，宋侉子“就說一聲，‘明天我有事，不來了’，跨上踢雪烏騅駿馬，沒影兒了。在一起時，恩恩義義;分開時，瀟瀟灑灑”。

　　不妨引用北京作家凸凹的一段話：“我愛讀汪曾祺到了這般情形：長官不待見我的時候，讀兩頁汪曾祺，便感到人家待見不待見有屁用;辣妻欺我的時候，讀兩頁汪曾祺，便心地釋然，任性由她。”

　　和諧美

　　有評論家從意象上概括汪曾祺是“美麗的汪曾祺”。

　　汪曾祺的美，美在和諧。正如他自己說的：“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這是一個作家的氣質所決定的，不能勉強。”

　　汪曾祺為人為文，向真向善，求平實，不矯情。這個性情中人，深深愛著生活，對生活有一種寧讓它負我、我不負它的癡迷，通俗說法：“隨遇而安”。散文《午門》中，記述了他夜晚獨自站在午門下面的廣大的石坪上萬籟俱寂滿天繁星的況味：“我覺得全世界都是涼的，只我這里一點是熱的。”己心嫵媚，則世間嫵媚;己心溫暖，則世間溫暖。

　　所以，在右派勞動改造的日子里，汪曾祺照例會成為“噴波樂多液的能手”，還居然奉命畫出了一套《中國馬鈴薯圖譜》，他以為在馬鈴薯研究站畫這《圖譜》是“神仙過的日子”，畫一個整薯，還要切開來畫一個剖面，畫完了，“薯塊就再無用處，我于是隨手埋進牛糞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說，像我一樣吃過那么多品種的馬鈴薯，全國蓋無第二人”。

　　汪曾祺的這種大平和心，使他變成一根草，一株樹，一條河流，一潭池水，與天地人達成了最為相宜的默契。他認為《論語·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中“曾皙(點)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極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他在《<戲聯選萃>序》中，頗欣賞貴陽江南會館戲臺的.對聯：“花深深，柳陰陰，聽隔院聲歌，且涼涼去;月淺淺，風翦翦，數高樓更鼓，好緩緩歸。”“這樣的對看戲無功利態度，這種曾點式的對生活的無追求的追求，乃是儒家正宗。”所以，他對生活才有這樣親切的態度。他的《故鄉的食物》系列及《四方食事》系列讓人毫不懷疑他是個“美食家”，幾乎是所有吃過的和沒有吃過的，一經他說，全成了美食。他的最后一篇遺稿，也是為即將寫而未寫成的《旅食集》的題記，這篇題記的末尾寫道：“活著多好呀。我寫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覺得：活著多好呀!”是的，活著就是山，是水，是陽光，是空氣，是天上的云，是地上的泥土。物我同在，江山共適，這才是至善至美。

　　所以，才有如此的美文：

　　一月，下大雪。

　　雪靜靜地下著，果園一片白。聽不到一點聲音。

　　萄葡睡在鋪著白雪的窖里。

　　我的一位朋友為這段文字震竦：“這是怎樣的境界!此刻你不管怎樣躁動不安，你必須屏息靜氣，跟著悄悄踏進葡萄園。”

　　汪曾祺的《葡萄月令》將葡萄這顆小小生命一月一月寫來，竟然寫出了一個生命的寧馨兒!

　　有人稱汪曾祺是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也有人稱汪氏小說中“隱隱帶著秦少游的流風遺韻”。不論怎么說，汪曾祺是對人世間的美愛憐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的，他像汩汩清泉，持續不斷地載著這種愛的聲息。《大淖記事》一直被人稱頌，人性美在世俗中的沉浮表現到了切切實實，夢境與現實永遠這樣交織天喝一碗雞湯，他也許不會死!”(《日規》)云致秋“清清白白做人，認認真真唱戲”一生甘當二路角，這樣一個老實人，竟也最后無奈于外在的巨大壓力，在晚節上留了一點點污點，郁郁而終(《云致秋行狀》);還有因為委瑣而丟失了“票友”風度最終淪落到連“很疼愛的這位新娘子”也丟失了的揚州人，以及靠著勢利使那個女人“分明已經屬于南京人了”的“當行的白案師傅”南京人，汪曾祺將精深人生體驗賦予了自己的文學，也傳遞給了讀者。

　　汪曾祺在一個小說里的女主角被定右派時寫道：“……她帶著一種奇怪的微笑。” 汪曾祺自己被定為右派回到家對愛人說“定成右派了”，就是帶著這種奇怪的微笑的。他連自己也不知道為什么要笑，這時他卻想起金圣嘆。金圣嘆在臨刑前的名言：“殺頭，至痛也，而圣嘆于無意中得之，亦奇。”許多人以為不可靠，汪曾祺說他以前也不相信，臨刑之前，怎還開玩笑?但當到了自己也親驗的時候，“相信這是真的”。人到極其無可奈何的時候，往往會生出這種比悲號更為沉痛的滑稽感。

　　汪曾祺既得人生之精義，于是他也就具備了堅韌的心理承受力。他的這種狀況外在的表露常常被人說為“淡泊”。其實這“淡泊”是對世俗的一種涵化，是他對現世清醒到極致的一種反悖。他在贈我的《當代散文大系·汪曾祺》扉頁上題詞：“我并不在葫蘆里，卓人以為如何?”因為那本書的封面上畫著一個葫蘆，葫蘆里蜷著一個打著瞌睡的老頭子!他自己也寫道：“我的感情是真實的。一些寫我的文章每每愛寫我如何恬淡、瀟灑、飄逸，我簡直成了半仙!你們如果跟我接觸得較多，便知道我不是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人。” 汪曾祺不擅以大喜大悲怪誕離奇制造效果，卻以一種輕聲的嘆息懾服了人。人世間的悲哀，可憐，委瑣，一切乏人興趣甚至讓人鄙薄的行為作派，一旦到了他的筆下，就頓生出脈脈的憐情和綿綿的酸澀，就變成了人類共同的苦惱和弱點的暗示，變成了人性漲落的一種提示。汪曾祺當然是懷著巨大的同情心去進行這種暗示與提示的，他完全是沉浸在人物里表現人物的。他習慣于把人世間的痛苦嚼碎了，咽到肚里，而后緩緩化解成那種味，這是一種微甜、微苦、微澀、微酸的五味相融的味，是一種經久永恒的味，痛恨，但不咬牙切齒;歡樂，但不得意忘形。他習慣于勇敢地承受世事，然后涵化丑，融化惡，這使他與他的文學具有了獨特的人格力量。

　　我忽然想起汪曾祺寫的《沈從文的寂寞》，他感嘆沈先生重造民族品德的思想多年來不被理解。他引用沈先生的話：“你們能欣賞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蘊藏的熱情卻忽略了，你們能欣賞我文學的樸實，照例那作品背后隱伏的悲痛也忽略了。”“寄意寒星荃不察。” 汪曾祺說，沈先生不能不感到寂寞;而他自己的散文里一再提到屈原，也不是偶然的。

　　中國式的人道主義

　　汪曾祺《自報家門》中寫道：“我覺得儒家是愛人的，因此我自詡為中國式的人道主義。”他說很喜歡宋儒的詩：“頓覺眼前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

　　汪曾祺這數十年，一直保持著極為強烈的民主意識。他生于一個舊式地主家庭，他認為父親是他所知道的一個最聰明的人，也是一個隨便的人。這位富同情心、能平等待人的父親在兒子十幾歲時就允許兒子與他對坐飲酒，一起抽煙。父親說：“我們是多年父子成兄弟。”就連當年的曾祺寫情書，父親還會在邊上為他出謀劃策。汪曾祺說：“他的這種脾氣傳給了我。不但影響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后輩的關系，而且影響了我對所寫人物的態度以及對讀者的態度。”

　　最可敬是汪曾祺與他所觀察以及所表現的人物始終站在同一水平線上，尊重他筆底的人物，將他們當成自己的朋友。他始終記住老師沈從文對他的告誡：“千萬不要冷嘲”。贊成沈從文的“最反對憤世嫉俗，玩世不恭”。欣賞沈從文“總是用一種善意的、含情的微笑來看待這個世界的一切”。“不意愿展示傷疤，以呈英雄豪氣;不意愿發小我激情，以臧否紛繁的大千世界”。關注著世人，思考他們，同情他們，愛他們。早在四十年代，他的《落魄》、《雞鴨名家》、《老魯》、《職業》等作品，無不充滿著對世道人心、人類命運的關注，那種浸潤作品的淡淡的苦澀，已明顯表現了他人道主義的基本主題。

　　八十年代，汪曾祺大量的人道主義作品見出他那種無法遏止的激情，他好像要張開自己柔弱的雙臂，去將生活緊緊擁抱。小說《徙》記錄著一種深長的沉痛，高北溟因地位的卑微，四代沒有飛出東街租來的那所百年老屋，連差一點“歐化了”的女兒白雪也沒有能飛出去，后來白雪死了，再后來高北溟也死了，只有他親手寫的對聯“墨寫的字跡還很濃，很黑”：“北溟有魚，其名為鯤……”誰知道這其實是一個永遠達不到的彼岸呢?

　　許多評論家都注意到了汪曾祺作品的人性美，可以說汪曾祺是當代最擅寫人性的作家。《受戒》，這篇“寫四十三年前的一個舊夢”的小說，卻“是我這樣一個八十年代的中國人的各種感情的總和”。《受戒》出現在1980年秋天，無疑給剛剛從憂傷、迷亂、喧狂中跋涉過來的中國人帶來了不小的震動，這種震動不是喧嘩的，浮躁的，而是深入的，切膚的。《受戒》寫的是一個少男少女初戀的故事，卻何止只是一個初戀的故事。明海、英子的聰慧、純真以及他們健康的戀情，是一次人性美的展示。在文學失落了許多年的蕪雜中，汪曾祺率先喚醒了這種美，這種愛，喚醒了文學的人格力量，他把這種人格力量賦予了一對水靈靈清純可掬的少年，見出他是對生活愛到了極致，這種愛，可以叫冰山化成春水，是一種無怨無悔、包容一切的愛。汪曾祺在《關于<受戒>》中說：“我們有過各種創傷，但是我們今天應該快樂。一個作家，有責任給予人們一分快樂，尤其是今天。”他甚至想信，美育，可以醫治民族創傷，他相信，“一個真正能欣賞齊白石和柴可夫斯基的青年，不大會成為一個打搶分子”。

　　汪曾祺總是這樣一往情深、小心翼翼地呵護著人世間的情義，哪怕是點滴的，稍縱即逝的，他十分崇尚沈從文對生活、對人、對山河草木都充滿感情，對什么都愛著，用一顆藹然之心愛著。與他的老師一樣，他有著一種燃燒的感情，對于人類智慧與美麗永遠傾心、永遠誠實的贊頌的感情。看似冷靜如水，其實灼烈如火。他見到釣臺柳樹上的鐵蒺藜竟有切膚之痛：“原來的鐵蒺藜有的是在柳樹上箍一個圈，再用釘子釘上的，有一棵柳樹上的鐵蒺藜拆不凈，因為它已經長進樹皮里拔不出來。這棵柳樹就帶著外面拖著一截的鐵蒺藜往上長，一天比一天高。這棵帶著鐵蒺藜的樹，是‘四人幫’作惡的一個歷史見證。

　　汪曾祺的這種小心呵護的狀態愈到晚年，愈接近宗教式。《牙疼》中記敘了這樣一件事：“我正要出劇團的大門，大門‘哐’地一聲被踢開，正摔在我的臉上。我當時覺得嘴里亂七八糟!吐出來一看，我的上下四顆牙齒都被震下來了，假牙也斷成了兩截。踢門的是一個翻跟斗的武戲演員，沒有文化。……他直道歉：‘對不起!對不起!’我說：‘沒事兒!沒事兒!你走吧!’對這么個人，我能說什么呢?他又不是有心。”即便是《八千歲》中那個混跡江湖的馬販子宋侉子，如此俗鄙之人，汪曾祺竟也賦予他超然大氣：他把錢著矛盾和統一，于是他的愛情故事就永遠籠罩了一種“杜鵑聲里斜陽暮”的沉郁色彩，他的愛情故事既不是《梁祝》，也不是《孔雀東南飛》，倒更接近于《牛郎織女》。是的，在所有敘寫這種夢境與現實的故事中，惟牛郎織女給人一絲溫暖，一點安慰。疲倦了的人類，多么需要這種溫暖與安慰!汪曾祺是善解人意的。

　　所以才有《晚飯花》中“李小龍的黃昏”──“要是沒有王玉英，黃昏就不成為黃昏了。”這樣天天看著對門做針線的王玉英，直到“有一天，一頂花轎把王玉英抬走了”，李小龍日后看見了做了人家媳婦的王玉英，“頭上戴著花”，他竟然“很氣憤”，“王玉英不該出嫁，不該嫁給錢老五”。“這世界上再也沒有原來的王玉英了”。一種美消逝了。汪曾祺挽歌一樣呼喚著。就連《詹大胖子》中帶著小小狡猾、與校長張蘊之有隙的詹大胖子，居然在人家“要抓張蘊之把柄時”，也會維護了張蘊之，不過，“詹大胖子不是維護張蘊之，他是維護王文蕙”。

　　“美的形式是自由形式。” 汪曾祺傾向“為文無法”──隨便。他尤其向往蘇軾的“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與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他說“語言像樹，枝干內部液葉流轉，一枝搖，百葉搖。語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

　　她挎著一籃子荸薺回去了，在柔軟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腳印。明海看看她的腳印，傻了。五個小小的趾頭，腳掌平平的，腳跟細細的，腳弓部分缺了一塊。明海身上有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感覺，他覺得心里癢癢的。這一串美麗的腳印把小和尚的心搞死了。

　　──《受戒》

　　十一子到了淖邊。巧云踏在一只“鴨撇子”上(放鴨子用的小船，極小，僅容一人。這是一只公船，平常就拴在淖邊。大淖人誰都可以撐著它到沙洲上挑萎蒿，割茅草，揀野鴨蛋)，把蒿子一點，撐向淖中央的沙洲，對十一子說：“你來!”

　　過了一會，十一子泅水到了沙洲上。

　　他們在沙洲的茅草叢里一直呆到月到中天。月亮真好啊!

　　──《大淖記事》

　　他身邊隨時擱了一塊劈柴，見狗就打，雖然他的肉高高地掛在房梁上，他還是擔心狗吃了。他打狗打得很狠，一劈柴就把狗的后腿打折，這狗就拖著一條病腿嗥叫著逃走了。昆明的飯鋪照例有許多狗，在人的腿邊擠來擠去，搶吃骨頭，只有綠楊飯店沒有。這街上的狗都教他打怕了，見了他的影子就逃。沒有多少時候，綠楊飯店就充滿了他的“作風”。

　　──《落魄》

　　就像淡泊的水墨畫一樣，水氣氤氳，自然漫散。不少人提到過汪曾祺文章的“水性”，“我的家鄉是一個鄉，我是在水邊長大的，耳目之所接，無非是水。水影響了我的性格，也影響了我的作品的風格。”水是曲線的，流動的，自由的，漫散的，自然的，生動的，這確實像造就了汪氏文章的流動的韻律和自然的品格，就像世界上任何一棵樹，是自由而美麗，生機勃勃的。葉液流轉，滋潤生活，滋潤了心田。生活太喧鬧，太浮躁，人活得很疲倦，很累，需要安靜，需要清涼，需要滋潤。汪曾祺的“水性”便以從容而自然名士風度，替人生營造出了一種滋潤的聲音，滋潤的顏色，滋潤的氣息，滋潤的光明，滋潤的人生與人性。

　　汪曾祺不失為中國文壇的一位名士。

　　白帆遠去了。可我還是看見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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