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

時間：2024-11-24 14:39:17 汪曾祺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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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散文《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

　　引導語：沈從文是汪曾祺的老師，他曾在西南聯大拜沈從文為師，下面就是小編收集的他的散文《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原文，歡迎大家閱讀與學習。

汪曾祺散文《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

　　沈先生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三門課我都選了，——各體文習作是中文系二年級必修課，其余兩門是選修，西南聯大的課程分必修與選修兩種。中文系的語言學概論、文字學概論、文學史(分段)……是必修課，其余大都是任憑學生自選。詩經、楚辭、莊子、昭明文選、唐詩、宋詩、詞選、散曲、雜劇與傳奇……選什么，選哪位教授的課都成。但要湊夠一定的學分(這叫“學分制”)。一學期我只選兩門課，那不行。自由，也不能自由到這種地步。

　　創作能不能教?這是一個世界性的爭論問題。很多人認為創作不能教。我們當時的系主任羅常培先生就說過：大學是不培養作家的，作家是社會培養的。這話有道理。沈先生自己就沒有上過什么大學。他教的學生后來成為作家的，也極少。但是也不是絕對不能教。沈先生的學生現在能算是作家的，也還有那么幾個。問題是由什么樣的人來教，用什么方法教。現在的大學里很少開創作課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適的人來教。偶爾有大學開這門課的，收效甚微，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

　　教創作靠“講”不成。如果在課堂上講魯迅先生所譏笑的“小說作法”之類，講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寫環境，如何結構，結構有幾種——攢珠式的、桔瓣式的……那是要誤人子弟的。教創作主要是讓學生自己“寫”。沈先生把他的課叫做“習作”、“實習”很能說明問題。如果要講，那“講”要在“寫”之后。就學生的作業，講他的得失。教授先講一套，放學生照貓畫虎，那是行不通的。

　　沈先生是不贊成命題作文的，學生想寫什么就寫什么。但有時在課堂上也出兩個題目。沈先生出的題目都非常具體。我記得他曾給我的上一班同學出過一個題目：“我們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幾個同學就這個題目寫了相當不錯的散文，都發表了。他給比我低一班的同學曾出過一個題目：“記一間屋子里的空氣”!我的那一班出過些什么題目，我倒不記得了。沈先生為什么出這樣的題目?他認為：先得學會車零件，然后才能學組裝。我覺得先作一些這樣的片段的習作，是有好處的，這可以鍛煉基本功。現在有些青年文學愛好者，往往一上來就寫大作品，篇幅很長，而功力不夠，原因就在零件車得少了。

　　沈先生的講課，可以說是毫無系統。前已說過，他大都是看了學生的作業，就這些作業講一些問題。他是經過一番思考的，但并不去翻閱很多參考書。沈先生讀很多書，但從不引經據典，他總是憑自己的直覺說話，從來不說阿里斯多德怎么說，福樓拜怎么說、托爾斯泰怎么說、高爾基怎么說。他的湘西口音很重，聲音又低，有些學生聽了一堂課，往往覺得不知道聽了一些什么。沈先生的講課是非常謙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勢，沒有任何舞臺道白式的腔調，沒有一點嘩眾取寵的江湖氣。他講得很誠懇，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聽“懂”了他的話，——聽“懂”了他的話里并未發揮罄盡的余意，你是會受益匪淺，而且會終生受用的。聽沈先生的課，要像孔子的學生聽孔子講話一樣：“舉一隅而三隅反”。

　　沈先生講課時所說的話我幾乎全都忘了(我這人從來不記筆記)!我們有一個同學把聞一多先生講唐詩課的筆記記得極詳細，現已整理出版，書名就叫《聞一多論唐詩》，很有學術價值，就是不知道他把聞先生講唐詩時的“神氣”記下來了沒有。我如果把沈先生講課時的精辟見解記下來，也可以成為一本《沈從文論創作》。可惜我不是這樣的有心人。

　　沈先生關于我的習作講過的話我只記得一點了，是關于人物對話的。我寫了一篇小說(內容早已忘記干凈)，有許多對話。我竭力把對話寫得美一點，有詩意，有哲理。沈先生說：“你這不是對話，是兩個聰明腦殼打架!”從此我知道對話就是人物所說的普普通通的話，要盡量寫得樸素。不要哲理，不要詩意。這樣才真實。

　　沈先生經常說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很多同學不懂他的這句話是什么意思。我以為這是小說學的精髓。據我的理解，沈先生這句極其簡略的話包含這樣幾層意思：小說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導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環境描寫、作者的主觀抒情、議論，都只能附著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離，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樂。作者的心要隨時緊貼著人物。什么時候作者的心“貼”不住人物，筆下就會浮、泛、飄、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虛，失去了誠意。而且，作者的敘述語言要和人物相協調。寫農民，敘述語言要接近農民;寫市民，敘述語言要近似市民。小說要避免“學生腔”。

　　我以為沈先生這些話是浸透了淳樸的現實主義精神的。

　　沈先生教寫作，寫的比說的多，他常常在學生的作業后面寫很長的讀后感，有時會比原作還長。這些讀后感有時評析本文得失，也有時從這篇習作說開去，談及有關創作的問題，見解精到，文筆講究。——一個作家應該不論寫什么都寫得講究。這些讀后感也都沒有保存下來，否則是會比《廢郵存底》還有看頭的。可惜!

　　沈先生教創作還有一種方法，我以為是行之有效的，學生寫了一個作品，他除了寫很長的讀后感之外，還會介紹你看一些與你這個作品寫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記得我寫過一篇不成熟的小說《燈下》，記一個店鋪里上燈以后各色人的活動，無主要人物、主要情節，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紹我看了幾篇這樣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寫的《腐爛》。學生看看別人是怎樣寫的，自己是怎樣寫的，對比借鑒，是會有長進的。這些書都是沈先生找來，帶給學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課，走進教室里時總要夾著一大摞書。

　　沈先生就是這樣教創作的。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別的更好的方法教創作。我希望現在的大學里教創作的老師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試一試。

　　學生習作寫得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報刊上發表。這對學生是很大的鼓勵。多年以來，沈先生就干著給別人的作品找地方發表這種事。經他的手介紹出去的稿子，可以說是不計其數了。我在一九四六年前寫的作品，幾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這輩子為別人寄稿子用去的郵費也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目了。為了防止超重太多，節省郵費，他大都把原稿的紙邊裁去，只剩下紙芯。這當然不大好看。但是抗戰時期，百物昂貴，不能不打這點小算盤。

　　沈先生教書，但愿學生省點事，不怕自己麻煩。他講《中國小說史》，有些資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奪金標毛筆，筷子頭大的小行書抄在云南竹紙上。這種竹紙高一尺，長四尺，并不裁斷，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課時分發給學生。他上創作課夾了一摞書，上小說史時就夾了好些紙卷。沈先生做事，都是這樣，一切自己動手，細心耐煩。他自己說他這種方式是“手工業方式”。他寫了那么多作品，后來又寫了很多大部頭關于文物的著作，都是用這種手工業方式搞出來的。

　　沈先生對學生的影響，課外比課堂上要大得多。他后來為了躲避日本飛機空襲，全家移住到呈貢桃園，每星期上課，進城住兩天。文林街二十號聯大教職員宿舍有他一間屋子。他一進城，宿舍里幾乎從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學生，客人來，大都是來借書，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寶貝，談天。

　　沈先生有很多書，但他不是“藏書家”，他的書，除了自己看，是借給人看的。聯大文學院的同學，多數手里都有一兩本沈先生的書，扉頁上用淡墨簽了“上官碧”的名字。誰借了什么書，什么時候借的，沈先生是從來不記得的。直到聯大“復員”，有些同學的行裝里還帶著沈先生的書，這些書也就隨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沈先生書多，而且很雜，除了一般的四部書、中國現代文學、外國文學的譯本，社會學、人類學、黑格爾的《小邏輯》、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飾錄》、《糖霜譜》……兼收并蓄，五花八門。這些書，沈先生大都認真讀過。沈先生稱自己的學問為“雜知識”。一個作家讀書，是應該雜一點的。沈先生讀過的書，往往在書后寫兩行題記。有的是記一個日期，那天天氣如何，也有時發一點感慨。有一本書的后面寫道：“某月某日，見一大胖女人從橋上過，心中十分難過。”這兩句話我一直記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胖女人為什么使沈先生十分難過呢?

　　沈先生對打撲克簡直是痛恨。他認為這樣地消耗時間，是不可原諒的。他曾隨幾位作家到井岡山住了幾天。這幾位作家成天在賓館里打撲克，沈先生說起來就很氣憤：“在這種地方，打撲克!”沈先生小小年紀就學會擲骰子，各種賭術他也都明白，但他后來不玩這些。沈先生的娛樂，除了看看電影，就是寫字。他寫章草，筆稍偃側，起筆不用隸法，收筆稍尖，自成一格。他喜歡寫窄長的直幅，紙長四尺，闊只三寸。他寫字不擇紙筆，常用糊窗的高麗紙。他說：“我的字值三分錢!”從前要求他寫字的，他幾乎有求必應。近年有病，不能握管，沈先生的字變得很珍貴了。

　　沈先生后來不寫小說，搞文物研究了，國外、國內，很多人都覺得很奇怪。熟悉沈先生的歷史的人，覺得并不奇怪。沈先生年輕時就對文物有極其濃厚的興趣。他對陶瓷的研究甚深，后來又對絲綢、刺繡、木雕、漆器……都有廣博的知識。沈先生研究的文物基本上是手工藝制品。他從這些工藝品看到的是勞動者的創造性。他為這些優美的造型、不可思議的色彩、神奇精巧的技藝發出的驚嘆，是對人的驚嘆。他熱愛的不是物，而是人，他對一件工藝品的孩子氣的天真激情，使人感動。我曾戲稱他搞的文物研究是“抒情考古學”。他八十歲生日，我曾寫過一首詩送給他，中有一聯：“玩物從來非喪志，著書老去為抒情”，是記實。他有一陣在昆明收集了很多耿馬漆盒。這種黑紅兩色刮花的圓形緬漆盒，昆明多的是，而且很便宜。沈先生一進城就到處逛地攤，選買這種漆盒。他屋里裝甜食點心、裝文具郵票……的，都是這種盒子。有一次買得一個直徑一尺五寸的大漆盒，一再撫摩，說：“這可以作一期《紅黑》雜志的封面!”他買到的緬漆盒，除了自用，大多數都送人了。有一回，他不知從哪里弄到很多土家族的桃花布，擺得一屋子，這間宿舍成了一個展覽室。來看的人很多，沈先生于是很快樂。這些挑花圖案天真稚氣而秀雅生動，確實很美。

　　沈先生不長于講課，而善于談天。談天的范圍很廣，時局、物價……談得較多的是風景和人物。他幾次談及玉龍雪山的杜鵑花有多大，某處高山絕頂上有一戶人家，——就是這樣一戶!他談某一位老先生養了二十只貓。談一位研究東方哲學的先生跑警報時帶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沒有金銀財寶，裝的是一個聰明女人寫給他的信。談徐志摩上課時帶了一個很大的煙臺蘋果，一邊吃，一邊講，還說：“中國東西并不都比外國的差，煙臺蘋果就很好!”談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測繪內部結構，差一點從塔上掉下去。談林徽因發著高燒，還躺在客廳里和客人談文藝。他談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終生未娶，長期獨身。他養了一只大斗雞。這雞能把脖子伸到桌上來，和金先生一起吃飯。他到處搜羅大石榴、大梨。買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輸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給小朋友，他再去買!……沈先生談及的這些人有共同特點。一是都對工作、對學問熱愛到了癡迷的程度;二是為人天真到像一個孩子，對生活充滿興趣，不管在什么環境下永遠不消沉沮喪，無機心、少俗慮。這些人的氣質也正是沈先生的氣質。“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沈先生談及熟朋友時總是很有感情的。

　　文林街文林堂旁邊有一條小巷，大概叫作金雞巷，巷里的小院中有一座小樓。樓上住著聯大的同學：王樹藏、陳蘊珍(蕭珊)、施載宣(蕭荻)、劉北汜。當中有個小客廳。這小客廳常有熟同學來喝茶聊天，成了一個小小的沙龍。沈先生常來坐坐。有時還把他的朋友也拉來和大家談談。老舍先生從重慶過昆明時，沈先生曾拉他來談過“小說和戲劇”。金岳霖先生也來過，談的題目是“小說和哲學”。金先生是搞哲學的，主要是搞邏輯的，但是讀很多小說，從普魯斯特到《江湖奇俠傳》。“小說和哲學”這題目是沈先生給他出的。不料金先生講了半天，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系。他說《紅樓夢》里的哲學也不是哲學。他談到興濃處，忽然停下來，說：“對不起，我這里有個小動物!”說著把右手從后脖領伸進去，捉出了一只跳蚤，甚為得意。我們問金先生為什么搞邏輯，金先生說：“我覺得它很好玩”!

　　沈先生在生活上極不講究。他進城沒有正經吃過飯，大都是在文林街二十號對面一家小米線鋪吃一碗米線。有時加一個西紅柿，打一個雞蛋。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閑逛，到玉溪街，他在一個米線攤上要了一盤涼雞，還到附近茶館里借了一個蓋碗，打了一碗酒。他用蓋碗蓋子喝了一點，其余的都叫我一個人喝了。

　　沈先生在西南聯大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一晃，四十多年了!

　　1986.1.2.上午

　　沈從文與汪曾祺的藝術風格的異同

　　沈從文,在他的作品中處處流貫著一種燃燒的感情,對于人類智慧和美麗永遠的傾心、康健誠實的贊頌以及對愚蠢自私極端憎惡的感情。他們的生計,他們的命運無時無刻不纏繞在沈從文心間,使他痛苦,使他憂傷,使他不平。憂于中而瀉于外,這使他的作品在濃郁的抒情詩意中總是籠罩著一種憂傷而不甘寂寞的基調。這種深厚的感情在他的創作中起著主宰和支配的作用。他從不拘泥于故事的首尾照應、高潮的設置安排、人物的來龍去脈,而是以感情去牽動讀者去注意那些使人傷心動情的事情..幫助他表達這種特殊思想感情的,是他作品中那種歌的節奏,詩的`韻律,畫的色彩。它們與作者的思想感情天然溶合,在語言、句式、場景、意蘊等方面都表現出了略帶憂郁的偏冷色的美。沈從文簡直不是在寫,而是在唱,長歌當哭地唱。詩韻不經意出現在字里行間,復唱也常常出現在似乎是淡淡的述說里。沈從文善于節制自己的感情,從不采取劇烈的表達情感的方式。但他也沒有關死情感的閘門,他讓情感的細流在平靜的敘述里緩緩流動。他不象魯迅那樣,把火樣的熱情包裹在冰一樣的冷靜里;也不像巴金前期那樣,是爆發的、傾瀉式的情感洋溢。而是在微笑里藏著哀痛,微涼里夾著憂郁,形成自己獨有的抒情風格。

　　綜上所述,沈從文風格的主要特點:不拘格式,不受約束,在籠罩著淡淡哀愁的詩意美中表現對現實生活的思考。

　　如果按主題分,汪曾祺相當多的一部分作品屬于人性關系和人類感情探索的,汪曾祺在作品中著力表現他對生活的思考、對理想的苦苦追尋、對現實中尚未消退的陰影的憂心,他總是隨著這些感情的流瀉組織素材、結構文章,而傳統的篇章布局卻在他那里遭到了蔑視。這種感情除了細膩、清新、溫婉外,如同沈從文一樣,還略帶感傷,有一種淡淡的哀愁。他作品主人翁的性格都帶有這種略帶憂郁而美好的詩情,象那個圣潔而寬容的虞芳、頗有清玩雅趣的靳彝甫、仙風道骨的王淡人镲一幅幅幽雅而娟秀的淡墨山水畫。詩情畫意被籠罩在一層由溫柔的感傷構成的朦朧煙霧之中,就在這些憂郁的詩情中表現出作者對真、善、美的執著。首先,作家創作風格不能脫離他所處的民族和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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