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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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原文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今江西省撫州市）人[1][123]。中國北宋時期文學家、思想家、改革家。下面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原文，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

　　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愿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于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

　　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于百姓者，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于此而已。

　　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余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才不足故也。

　　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于此時者也。夫人才乏于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于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茍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于民，而吏輒緣之為奸，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人才眾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后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眾矣，何至于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

　　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后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置之詩是也。又況于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文言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嘆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才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后人才復眾。于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葘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

　　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

　　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于鄉黨皆有學，博置教道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于學，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茍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法在于學。此教之之道也。

　　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于財，則貪鄙茍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于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于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于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于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于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拘執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群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眾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

　　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于鄉黨，必于癢序，使眾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后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私聽于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丑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眾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于一人，而使之于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后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

　　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為后稷，知工者以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又以久于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于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茍且之人，雖欲取容于一時，面顧僇辱在其后，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眾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兇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

　　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于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不得也。

　　方今州縣雖有學，取墻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于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非

　　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而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于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于專而毀于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于官府，處農于畎畝，處商賈于肆，而處士于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于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于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后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為公卿大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于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為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兩、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為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于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于卒伍，往往天下奸悍無賴之人。茍其才行足以自托于鄉里者，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伎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后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于射，則為男子之事。茍人之生，有疾則已，茍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常從事于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于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于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于此而能者眾，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于鄉黨矣，然后因其才而托之以邊疆、宿衛之士，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奸悍無賴，才行不足自托于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為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為安哉?顧以為天下學士以執兵為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為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也。

　　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眾，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后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于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出于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失為君子;出中人以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眾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后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腐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于世矣，則其偷墮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小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

　　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為之節，而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茍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為榮。茍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于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于族人婚姻，而人以為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

　　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于死者眾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于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為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于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其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于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其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嘗以困窮為患者，殆亦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主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先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束者至于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二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滋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

　　方今取土，強記博誦而略通于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于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后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常出于此，不必法古之取人然后得士也。其亦蔽于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于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驅天下之才士，悉使為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茍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于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于巖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于朝遷，則百司庶府，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于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于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于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為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于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于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于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于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于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于廉恥之外，而限其進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于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奸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圣，而嘗為季氏吏，蓋雖為吏，而亦不害其為公卿。及后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于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為奸，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于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于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

　　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于任人，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后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為，則人之能為者少矣。人之能為者少，則相率而不為。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為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為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于失教，被服于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于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于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于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于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于其任，而至于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于其官，而后可以責其有為。而方今尤不得久于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

　　取之既已不祥，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于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二以法束縛之，使不得行其意，臣固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二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一二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茍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茍非有罪，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而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

　　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亂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茍簡、貪鄙之人，至于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圣或否。民雖靡?，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

　　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而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于弈棋之易，而元元肝腦涂地，幸而不轉死于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后顧，為宗廟萬世計，臣切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茍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后果海內大擾，中國列于夷狄者，二百余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于無窮也。臣愿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茍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為合于當世之變，而無負于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

　　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為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為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于數十百里而后止。于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而比于先王之諸侯?至其后，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分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于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后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為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為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其為甚易也。

　　然先王之為天下，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愿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愿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茍能，則孰肯舍其所愿得，而不自勉以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為，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亦未有能力行而應之者。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愿陛下勉之而已。

　　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一有流俗僥幸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為。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后，僥幸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幸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幸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后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后得意于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于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為不如是，不可以有為。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圣人，莫如文王，在下之圣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幸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眾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幸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愿斷之而已。

　　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

　　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所不能行。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于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于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群聚而笑之，以為迂闊。今朝廷悉心于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于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為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鄭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夷蠻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鄭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事亦足以觀矣。

　　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誠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一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污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于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之人才教育、中產階級摘錄

　　王安石變法雖導致北宋國力衰頹百姓流離，但其施政綱領《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不失為一篇千古絕倫的精彩政論，談及人才、財政、養廉、教育、國防諸方面，其中談及教育一段，真是戳中了中華千年教育的痛點，時至千年之后的今日，仍然一成不變!

　　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于專而毀于雜。

　　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于此。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于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于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后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為者少矣。

　　另有一段“中產階級乃國之根本”的精辟論述：

　　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以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眾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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