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陶淵明對精神家園的探索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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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陶淵明對精神家園的探索追求

　　【前言】

論陶淵明對精神家園的探索追求

　　陶淵明是我國文學史上的一刻標桿, 是魏晉風度的最高優秀代表[1]，被稱頌為“隱逸詩人之宗”、“田園詩派宗師”，是古今大賢的典范, 高風亮節的象征。但是研究者往往只是就其人格或詩品進行論述，容易忽略陶淵明在人生道路上對自身精神家園的探求過程，這是一個人花費一輩子精力的人生探索。像他說的“吁嗟身后名，于我如浮云”(《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他看中自己在現實中的生存價值，而對身后之事，不是很關注。其時陶淵明已有高隱之名，被稱為“潯陽三隱”之一，可是相比之下當時的陶淵明依然不如后世聲名那樣的熠熠生輝，原因正是后人對其人格詩品的大加論述，將其提升到了一個士人榜樣的位置，卻不甚了解這個過著悠然田園生活的詩人那顆追求不已的心，以及在追求中所作出的痛苦抉擇。陶淵明追求的是一個人的生存價值，不論是治世還是修身，都要體現一個人的價值追求。盡管仕途上的無所作為讓陶淵明憤懣不已，詩人的猛志理想無法實現，可是他終究走出了一條讓后來士人無比崇慕的道路，也使自己的人生追求為后來的失意士人構筑了一座精神堡壘[2]。

　　孟子有云：“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萬章》)陶淵明,生于公元三六五年(晉哀帝興寧三年) ,卒于公元四二七年(宋文帝元嘉四年) 。他的大半生處于我國封建史上一個大分裂、大混戰的黑暗時代，這個時期晉宋易代，各個地方勢力互相爭權奪利，民不聊生。陶淵明出身于一個沒落的士族家庭，曾祖陶侃以軍功官至大司馬，封長沙郡公，但是到陶淵明這一代已經沒落。在有晉一代，士族門閥制度愈發嚴格，一個人能否出仕，能否在社會上出人頭地，很大程度上都決定于他的家族背景。而對與家族已經沒落的陶淵明來說，能夠在社會上混入上層的統治階層是具有相當的難度。魏晉以來各種思潮涌動，儒家已經不再一統天下，政治的嚴酷讓玄學清談愈發嚴重，更多士人不再關心國家社稷，抱著一種明哲保身的態度生活，缺乏真誠。佛學的興盛，讓更多的人產生遠離塵世的想法，希望在一種寧靜中生活。在這樣的一種社會情形下，陶淵明沒有放棄自己的追求，他明白物質生活的重要，可是更重視精神上的修養。陶淵明用他的真誠詮釋生活，去追求進取，這種真誠也在他的詩文中體現出來，讀他的詩可以感受到一種來自靈魂深處的自由與舒展。

　　1 出仕與歸隱的生命探索

　　出仕是每個讀書人的夢想，學而優則仕的思想始終在影響著中國知識分子的思考。在那個君君臣臣的社會里，能夠在仕途上大有作為，才能體現人生的價值。可是在那個亂世，政治的殘酷性讓一大批人不再留戀仕途，寧愿在無為的生活中度過一生。正是在這個社會轉變的時期，進取的清議思想轉向的無為的清談，使得一些知識分子萌生遠離塵世的想法，進而向隱居生活靠攏。陶淵明處在這樣的一個社會，接受這樣的思想熏陶，不免也有高幍出世的想法。但是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陶淵明，用世思想還是在其心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陶淵明的一生，是矛盾的一生，他在出仕與歸隱之間不斷的徘徊，那是追求過程中的一種煎熬，對詩人的一種磨難。陶淵明的仕隱生涯就是這種對實現個體價值和社會價值的不懈追求，仕，側重于社會價值的追求;隱，歸源于個體內在的意愿[3]。在這個過程中體現出陶淵明真誠的生存狀態，在那樣的社會中，詩人一直在用這種真誠生活，用心去尋找一條屬于自己的道路。

　　陶淵明從二十九歲出任江州祭酒到四十一歲辭彭澤縣令，十多年的時間里，他在出仕與歸隱中不斷的徘徊，兩種思想的交錯讓詩人取舍不定：一邊是大濟蒼生的猛志理想，一邊是政治腐敗、門閥制度嚴格的黑暗現實，在痛苦的抉擇中，在美好理想與殘酷現實的不斷的碰撞中，詩人最終選擇了退出那些無謂的爭斗，離開官場去營造屬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出仕與歸隱是早期的陶淵明內心中的掙扎與探求：出仕是實現自己濟蒼生的最初夢想的途徑，這是一種昂揚的姿態，是實現自己社會理想追求的必經之路;歸隱則是在同社會現實的碰撞后的無奈之舉，卻也是詩人精神另一層面的升華，就是實現個人價值的最大化。陶淵明對自己不斷認識的過程，不斷探索人生價值的過程，在出仕與歸隱之間的彷徨掙扎，都給世人樹立了一個榜樣，那是他一生奮斗的不朽靈魂。

　　1.1 出仕：一生不休的猛志情懷

　　在魏晉那個社會混亂、道家玄學思想盛行的情況下，青少年時期的陶淵明，還是在自小所受的儒家思想的熏陶下，立下了經世緯國的政治抱負。少年時期的陶淵明是屬于少年老成型之人物。有智慧、有理想，亦有定見。有大志、責任心強，能自尊、自重，性情溫厚，愛人以德。喜閑靜，能沉著，偶而狂捐。不多言，謹慎小心，質性自然，淡泊名利。人品崇高，剛直不阿。孝順雙親，友愛弟妹。不適世俗氣習，性喜接觸丘山。少學琴書，涵養高趣，勤勉攻書，文章不群[4]。少年時期的陶淵明所形成的思想品行深刻的影響著詩人的人生。他在《飲酒》中說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說明年少的他就很少交友交游，志向則是《詩》《書》等儒家經典中的治世方略。在《榮木》一詩中提到：“先師遺訓，余豈云墜。”提到了儒家的祖師孔子的教導，表明自己不敢忘懷那些教導，希望能有一天能有機會實現抱負。為此, 他起為參軍, 又做桓玄官吏, 再做劉裕鎮軍參軍、劉敬宣建威參軍等, 在時斷時續、前后跨越十三年的仕途生活中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和嘗試。

　　陶淵明年少的時候就已經樹立起了自己的“猛志”，以儒家“兼濟天下”為核心，來要求自己，他的雄心壯志，在老年時曾有回憶“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其五)而且也為了尋求人生道路，曾游歷社會“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擬古》)在自己的努力下，陶淵明終于有了一次出仕的機會。在二十九歲的時候出任江州祭酒，開始了自己的仕宦生涯。可是第一次的仕途，陶淵明沒有在任多少時間，很快就辭職歸鄉了。在后來寫的詩中，陶淵明回憶到：

　　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飲酒》十九)

　　這是陶淵明在十幾年后對自己第一次出仕情況的描述，談到自己為什么出仕，“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也談到為什么很快就辭職而去，“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在這里我們看到陶淵明說自己是如何的不愿意去做官，只是因為生活所迫而逼不得已，而面對黑暗的官場，使他又很快歸隱鄉田。沈約在《宋書·陶潛傳》中的記載：

　　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

　　這段文字，在蕭統的《陶淵明傳》以及《南史》《晉書》中都有出現，這里給了我們一個假象，似乎陶淵明去做官就是因為經濟原因，不得而為之。當時的陶淵明是貧苦的，家里生活困頓，但是還不至于讓詩人為了生計去面對黑暗的官場，去接受外在的束縛，這是與質性自然的詩人相違背的。

　　我認為陶淵明之所以要走上仕途，家貧固然是一個原因所在。但是卻不能忽略了作為一個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識分子，積極進取正是理所應當的表現。如果能夠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為蒼生謀利益，實現自己人生社會價值的最大化，更是士人深層次的追求。我們可以從陶淵明的詩文中看到這些，“芻藁有常溫,采莒足朝餐,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饑寒”(《詠貧士七首·五》) ,“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詠貧士七首·四》),可見物質生活上的貧與富不是他出仕與否的決定因素。做官更不是為了貪圖舒適的生活,從《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詩二首》和《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及《雜詩》等詩集中,可看出其筆下的行役生活苦多于甜,異常艱辛,不但“巽坎難與期”(《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詩二首》) , 而且“路遐無由緣”、“惆悵念常餐”(《雜詩》) 。這種四處奔波的生活,時常會受自然條件的影響而變得艱辛。另外,受動蕩不安的時局的影響,也會變得分外危險。

　　即使如此,作者有時還是“懷役不遑寐”(《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 ,赴職途中的興奮之情難道僅僅因為月夜之美嗎?不是，那是對自己即將展現宏偉抱負前景的一種期待[5]。他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五柳先生傳》),利用詩文來表達自己的遠大志向。而且他覺得“進德修業,將以及時”(《讀史述九章》) ,以求“丈夫志四海”(《雜詩》)。在第一次做官期間所做的《命子》的詩中表現了陶淵明的仕途追求：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為虞賓，歷世重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紛紛戰國，漠漠衰周，鳳隱于林，幽人在丘。逸虬繞云，奔鯨駭流。天集有漢，眷予愍侯。于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風邁，顯茲武功。書誓山河，啟土開封。亹亹丞相，允迪前蹤。渾渾長源，蔚蔚洪柯。群川載導，眾條載羅。時有語默，運因隆窊，在我中晉，業融長沙。桓桓長沙，伊勛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于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跡風云，冥茲慍喜。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顧慚華鬢，負影只立。三千之罪，無后為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愿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整首詩的前半部分追思先人的功績，從遠古時代的陶唐，歷經戰國、兩漢、直到晉朝這么多朝代，陶氏先賢在給后人一個榜樣，那就是要用自己的力量輔佐君王，安邦天下。其后提出對兒子的希望，從側面反映了陶淵明對建功立業的渴求，一個受儒教思想熏陶的封建知識分子，對國家的一腔熱情。他渴望受到重用,能夠輔佐賢君,干一番事業，實現社會理想,而他要濟蒼生,就必須要出仕。他的追求就是能夠像祖輩一樣,在建下奇功偉績之后,做到“臨寵不驚”、“慎終如始”,能夠“直方二臺,惠和千里”(《命子》) 。

　　第一次的仕宦經歷并沒有打消掉陶淵明走仕途經濟路線的理想，只是在那個亂世，不能找到一個能夠很好施展自己才華的平臺，詩人依然憧憬理想的實現。在以后的十幾年里，陶淵明在仕宦之途奔波，向著儒家所倡導的經世濟國理想努力。陶淵明反復出仕的行為,是他心中涌動的積極、樂觀的進取之情的表現,是他在大江南北為賢君大展宏圖的美好心愿,是他對大濟蒼生美好理想的執著追求。所以陶淵明決不僅僅是一個品格高尚的隱士，他的壯懷激烈、他的憤世嫉俗也在他的詩中體現的出來，正像魯迅說的：“陶潛正因為并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6]。對于仕途的追求，并不是一種追求貪圖享樂的感覺，詩人是真的想為這個混亂的社會帶來一片安寧，用自己的宏偉抱負讓社會遠離爭斗，遠離黑暗。

　　歸隱后的陶淵明也并沒有徹底忘記這個令他愛恨不休的社會，他的隱逸是身隱而心未隱，并自覺以文學為業, 是以詩人所追求的政治理想在方式上的轉移[7]。來看陶淵明在宋武帝永初二年是寫的《述酒》一詩：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分。素礫皛修渚，南岳無馀云;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流淚抱中嘆，傾耳聽司晨。神州獻嘉粟，西靈為我馴。諸梁董師旅，羋勝喪其身。山陽歸下國，成名猶不勤。卜生善斯牧，安樂不為君。平王去舊京，峽中納遺薰，雙陵甫云育，三趾顯奇文。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朱公練九齒，閑居離世紛。峨峨西嶺內，偃息常所親。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

　　這首詩寫在劉裕篡晉建宋之后，雖然陶淵明在這個時期一直隱身田園，但是并非對社會一無所知，他那顆真誠的心不會真的隔絕社會。陶淵明對篡權之事深惡痛絕，因為陶淵明是一個接受過儒家傳統教育而且能夠固守窮節的士人。這首詩也是陶淵明少有的論及當時政事的詩文，詩中憤懣情緒充裕其中，紛亂的政治讓詩人內心極其痛苦，篡權讓社會再次進入了黑暗，對詩人來說，其追求的理想社會再次陷入無望之中。而這次事件也讓陶淵明內心的傷痛不斷的加深，也讓他的詩中有一種憤慨之氣，魯迅先生說過：“就是詩，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證明著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8]。在陶淵明的《讀山海經》十三首中借用山海經中的神仙怪誕故事，托意寓言抒寫悲憤不平的感慨胸懷。像“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讀山海經》其九)中的夸父，“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讀山海經》其十)中的精衛、刑天，他們都有著宏大的志愿，也有著為實現這個愿望頑強不息和至死不屈的抗爭精神。陶淵明是那么的崇敬這樣的英雄人物，他希望社會中出現這樣的仁人志士，能夠為國家、為社會作出努力，恢復社會的良好秩序。詩人通過對這些人物的贊美，體現陶淵明的個人追求，看得出對自己少年心志始終不能忘懷的情愫，也表現出了長期以來抱負不得實現的感慨。

　　總之，陶淵明在對待自己的理想面前始終如一，不斷地探索，盡管社會現實的黑暗讓詩人無法施展自己的力量，但是詩人卻沒有忘懷，也沒有停止自己的思考。陶淵明對自己的猛志理想一直都沒能忘懷，那是詩人最初的夢想，也是他為之探索一生的命題。

　　1.2 追求自我本真的質性自然

　　陶淵明的思想是通過泯去后天的經過世俗熏染的“偽我”，以求返歸一個“真我”[9]。這是陶淵明對人生的一個思考，質性自然的陶淵明從官場退出的時刻擺脫了外在的束縛，去追求生命更深層次的意義。

　　隱淵明先后經歷過五次出仕:第一次起為州祭酒;第二次入桓玄幕;第三次為鎮軍參軍;第四次為建威參軍;第五次為彭澤縣令。陶淵明經歷過了五次出仕之后，終于決定不再為官。出任彭澤縣令僅八十余日，陶淵明毅然辭別官場，和官場永別，此后再不出仕。《晉書》記載：

　　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二年，解印去縣。

　　這其中體現出來詩人剛正不阿的一面，不愿因為生活來壓低自己的身份，對官場的那一套作風深惡痛絕，在其后所寫《歸去來兮辭》中表達了自己與現實官場的格格不入：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陶淵明不愿意讓自己的心被一種形式所困擾，對自己十多年輾轉官場的生涯感到痛心，現實是與自己的理想是那樣的遙遠，與自己的性格是那樣的不相容，在這篇辭的序中陶淵明說道：

　　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

　　詩人在這時說出了自己的性格，質性自然，不愿意讓現實束縛自己。剛剛做了縣令幾日，就有歸家的念想，可見當時的官場是很不合陶淵明的口味的：“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歸去來兮辭》)在這里陶淵明已經對以后的仕途經濟不報任何幻想了，盡管詩人心中對家對國依然是如此的關懷，可是他已經認識到自己“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與子偐等疏》)，自己的性格是無法在官場中呆下去的。在之后他也拒絕了朝廷的征召，他的不但表現了自己的立場，也表明了對這個現實社會的深度認識，蕭統《陶淵明傳》記載：

　　江州刺史檀道濟往侯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柰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

　　孔子有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論語·公冶長》)陶淵明終于認清了自己與現實的不同，自己不可能對這個社會有大的實際貢獻，在這個朝代變換朝夕之間的世界來說，再談論那些經世緯國的遠大理想已經沒有意義。陶淵明再也不愿為那些權貴浪費自己寶貴的生命年華，他已經厭倦了這個被爭權奪利異化的世界，他要為自己建造一座精神家園，那里恬靜自然，也有詩人希望返歸和保持自己本來的、未經世俗異化的、天真的性情。在那個世界，陶淵明與自然之間已經沒有了距離，哪怕是一層薄薄的審美距離也已消失無跡[10]。

　　陶淵明質性自然、任真自得，是從少年時就心懷高趣，陶淵明曾自述“少學琴書，偶愛閑靜”(《與子儼等疏》)，“ 閑靜少言，不慕榮利”(《五柳先生傳》)，對自己的個性一向坦率，不加掩飾，他的好友顏延之在為他寫的誄文中也提到“弱不好弄,長實素心”，“ 在眾不失其寡,處言逾見其默”(《陶征士誄》)。正是少年時期養成的性格，讓他在后來的仕宦生涯中能始終保持操守，有著自己獨特的思考。他不能與庸吏們同流合污，因為他“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與子偐等疏》)。這種純真剛直的品行，在那個混亂的年代愈見其可貴。

　　歸隱之后的陶淵明并非一個真的隱士，那是儒家思想的影響。盡管這個時期的陶淵明已經辭官歸鄉，但是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思想依然讓陶淵明以固守氣節要求自己。沒有了生活的經濟來源，陶淵明不得不親自耕種，可是他不是一個好的種地者：“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歸園田居五首》其三)。此時的陶淵明是貧苦的，但是“安貧樂道”是陶淵明的為人準則，“貧”是一個人的生活狀態，是物質生活的體現，安于貧困是一個道德的底線，陶淵明以這樣的基本底線要求自己，遵循先師“憂道不優貧”的古訓，保持品德節操的純潔，像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并在詩中贊頌了這些自古以來的貧士，像黔婁、袁安、榮啟期：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屨，清歌暢商音。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豈忘襲輕裘?茍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辯，乃不見吾心。(《詠貧士其三》)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榮，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詠貧士其四》)

　　袁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官。芻藁有常溫，采莒足朝餐。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饑寒。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至德冠邦閭，清節映西關。(《詠貧士其五》)

　　在這些詩中分明可以看見詩人那顆固守貧窮的堅定之心，衣食固然重要，但是個人的品德節操卻更加重要。品節是一個人能夠立身于天地間的基本條件，所以在這一點上陶淵明是一點也不會讓步。質性自然的陶淵明在最困苦的時候對于來自官場上的施舍，依然毫不猶豫的拒絕了，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甚至連食物也不能同食，更何況帶有施舍意味的呢。那些古代賢士成了陶淵明的精神支柱，在晚年貧困挨餓的時候，陶淵明依然沒有放棄自己為人的準則，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何以聊吾懷，賴古多此賢。”(《詠貧士》其二)

　　“安貧樂道”的 “道”正是儒家思想的體現，這是古代傳統知識分子的最高追求。余英時曾在他的著作《士與中國文化》中論述過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在君主至上的封建社會里，古代士人總是在統治階級的“徘優”和自己的“修身”兩個角色之間徘徊，但是中國古代士人的正面形象是以“修身”為基礎的。中國知識分子是以“弘道”為生命追求的，但是外在條件的嚴酷，使許多的知識分子轉向走“內圣”的路途，以自己的內在道德修養來作“道”的保證[11]。修身是每一個知識分子必修的課程，所謂“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每一讀書人渴望的生命歷程。從這里也可以看到陶淵明對于“道”的維護和堅持。

　　個性使然，對于志在守道以及深受魏晉以來個體自覺所影響的陶淵明，也是極端追求精神自由和個體尊嚴的。所以陶淵明才會堅決不愿在混亂的官場中無望的堅持下去，寧愿在鄉間做一個安靜的耕者，去守護心靈間的安寧與純真，這是對儒家“獨善其身”和道家“不為物役”的融會貫通，構成了陶淵明獨特的精神框架，使他既能遵守儒家所倡導的重視個人品節，又能追求自己所向往的任真自然。

　　歸隱之后，陶淵明雖然并沒有能完全忘掉世俗的煩惱，但是他已經能夠定下心來潛心修道。魏晉以來的玄學在經過多年的沉淀之后，到了陶淵明這里已經成為了一種靜心的良藥。陶淵明這個時期的詩歌以田園詩為主，描寫了詩人退隱后的生活。在田園詩的描述內容中包含了詩人春游、登高、酌酒、讀書、與朋友談心、與家人團聚的悠閑等眾多的內容，鄉村生活得怡然自得。陶淵明用質樸的語言描述生活場景，在這些質樸的語言下面是一顆追求自然本真的心。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馀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馀閑。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其一)

　　這首詩開篇便表明了陶淵明的興趣愛好“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少年時期形成的性格讓詩人很不適應官場的種種限制，詩中所描寫的田園生活是多么的美好，平淡自然，讓人向往。而對于田園生活的向往，詩人確實在早期行役詩就已經描述過，在出仕的旅途中他會：“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望云慚高鳥,臨水愧游魚。”(《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長期的旅途生涯讓陶淵明感慨“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 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于歸林二首》)陶淵明甚至明確表示:“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圩,不為好爵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 “伊余何為者,勉勵從茲役? 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 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懷在壑舟,諒哉宜霜柏。”(《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在這些詩句中，陶淵明一再表明自己歸田的堅定志向。而在真正歸隱之后，陶淵明對農家寧靜閑適生活的喜悅之情溢于言表。再如《歸園田居》第三首：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

　　這是陶淵明參加勞動的真實場景，盡管地種的不好“草盛豆苗稀”，可是詩人的心情是愉快的，那是一種欣然自得的感受。詩人能夠在很早的時候就下地干活，直到露水打濕了衣衫，才在月光下扛著鋤頭回家。隱居后陶淵明的生活盡管很辛苦，為了生計每天早出晚歸的，但是詩人的心情是喜悅的，那是一種擺脫外在役使的輕松狀態“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這是一種精神上的享受，也是一種在精神上的一種探索。不同于官場那個被異化的社會，田間的生活是那樣的純真、自然，這是陶淵明所追求的一種人生狀態。

　　歸隱后的陶淵明，對于躬耕的生活是很怡然自得的。盡管躬耕的勞苦，以及莊稼收成的不好讓詩人時時面對一種困苦的局面，但是那種“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其五)的狀態，正是從紛亂的世界中解脫歸來的詩人所需要的，他多次表達了自己對耕田生活的感受，像“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但愿長如此，躬耕非所嘆”(《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中談到躬耕的辛苦，勞動的可貴，對自己辛苦的勞作沒有任何的抗拒之情，并且說如果能夠長期的在鄉村耕作，那是非常的愿意的。陶淵明在自己的鄉村生活中一直堅持的躬耕生活，這是詩人對“代耕本非望，所業在桑田”(《雜詩》其八)愿望的堅持，是對歸隱的另一種表達，那個混亂的官場只能靠剝削人民才能存在，這是詩人所不齒的。美麗的鄉間田園是自力更生的世界，是詩人對勞動人民的最大肯定，也是對自己理想的進一步探求。

　　2 桃花源—精神家園的寄托

　　陶淵明辭官歸隱之后，一直堅持田園躬耕生活，由此也更加的了解到下層農民的疾苦。對比官場混亂與黑暗，陶淵明對這一片自然寧靜的鄉村產生了濃厚的依戀之情，對躬耕之事也大力支持，曾寫過《勸農》一詩：“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樸含真。”寫出了鄉村農事的悠然自得，也寫出了陶淵明對鄉村的羨慕之情。這里也有著陶淵明想表達的對社會理想的希望，那種上古人民的“抱樸含真”。抱樸含真是陶淵明進行道德修養的原則，而在崇尚自然的思想下，又體現出詩人所追求的社會理想[12]。而在經歷了官場的黑暗退隱的詩人，在志向無法施展的時候，卻在鄉村田園看到了另一個世界。由于“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再加上陶淵明自幼養成的直率品質，以及經歷過官場的爾虞我詐和辭官歸田園的實踐生活經歷，產生了對另一種美好生活的向往。自耕自食、真誠和諧相處、甚至無君無臣、自由自在和平安樂的社會圖景。這是陶淵明的“秋熟靡王稅”的大膽設想，一種理想的人格體現，就是他的桃源夢境。

　　2.1 儒道兩家的理想社會

　　晚年的陶淵明寫下了《桃花源詩并記》這片膾炙人口的詩篇，在這篇文章中，詩人給世人展現出了一個烏托邦式的世外桃源。桃花源的出現決不是偶然的，這是詩人花費了一生的精力尋找和探求的結果，這是陶淵明的精神家園的最后依托。在這個世界里，田園風光無限美好，人人和諧相處，沒有現實社會的混亂殺戮與爭權奪利。這個詩人所假想的美好社會不是憑空出現的，有著他的理論基礎與現實依托。

　　老子和莊子都曾在自己的文章中描述過自己的理想社會：

　　臨邦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之老死，不相往來。(《道德經·德經》第六十七章)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系羈而游。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惡乎知君子小人哉!(《莊子·馬蹄》)

　　這是道家對理想社會的向往，不論其思想如何，這樣的社會畢竟是一個美好的存在狀態。老莊不滿現實，希望有一個比現實更理想的社會，他們為理想世界不懈努力的追求過，至少身體力行過。在這樣的一個社會里，民風淳樸，人人和諧共處，沒有爭權奪利，安寧得生活，這是他們向往的世界，和諧和睦。

　　孔子在對他的弟子言偃講話時提出過自己的社會理想圖景: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記·禮運篇》)

　　這是儒家所倡導的“大同”理想，可以看出陶淵明在《桃花源記》中所描繪的世界所受儒道兩家的影響，而桃花源的出現則是在陶淵明的深刻思考下，依據現實情況藝術加工而提出來的自己的想法。由此可以看出陶淵明潛心設計的桃花源，是詩人思想的最新發展，是對理想的進一步探求，是較高層次的猛志追求的體現。而在出仕與歸隱之間，陶淵明用“達者兼濟天下，窮者獨善其身”的標準和行為方式，不懈探求人生意義，追求理想的光環。[13]

　　2.2 陶淵明的精神寄托

　　陶淵明敏銳的感受到社會的腐敗、黑暗和虛偽，他厭惡這個社會，從而追求一種理想的生活。他努力探索社會黑暗的根源，尋求一個光明純潔的社會，而桃花源這樣一個自給自足，自然自得的社會狀態正是詩人所尋求的[14]。而現實中曾有這樣一個社會的存在也為陶淵明提供了依據，陳寅恪在《桃花源記旁證》一文中認為：“陶淵明桃花源記寓意之文，亦紀實之文也。”陶淵明的詩中也提到過這件現實中存在的事情：

　　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有田子泰，節義為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擬古》其二)

　　詩中所講的田子泰隱入徐無山，朝廷數次征召，不就，跟隨者有五千余戶人家。陶淵明歸隱后，在農村生活了這么多年，看到許多真真切切下層的悲苦，思想上不斷地受到沖擊，那是上層與下層的差別，是現實與理想的巨大差距。陶淵明在田園生活，歌頌自己的田園生活，那是一種小我的自我保護與堅守，可是儒家關懷世人的情懷，在陶淵明心中不斷地沖擊著詩人的情感，而自己那個報國無門的憤懣淤積已久，社會的動蕩讓詩人想要從新的認識這個世界。在這首詩中，陶淵明為世人描繪了一個令人向往的完美世界，那里的人人互尊互敬，老有所養，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那里的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桃花源詩并記》)

　　那完全是一個與現實社會迥然有別，卻又是充滿世俗事物的社會，這里土地平整、良田肥沃、民風淳樸，這里不是仙境勝似仙境。這就是詩人理想的生活社會。在當時經過魏晉時期的戰亂，民不聊生，居無定所，遭受著饑寒荒亂的威脅，在死亡線上掙扎，陶淵明想要這樣的一個社會來安撫民眾，也希望真的能有這樣的一個社會出現，黃發垂髫，怡然自樂。可是這畢竟只是一個假想，是詩人在一生不懈追求的結果，是追求，是進取。

　　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桃花源詩并記》)

　　避亂，是桃花源存在的一個前提，社會動蕩，上層階級爭權奪利打打殺殺，可受苦受難的卻永遠是下層的勞苦大眾。戰亂，讓人民無法在自己的土地上生存，只有采取“逃亡去就，不避幽深”(《晉書·劉毅傳》)的方式，與現實隔絕。詩人用逃避現實的方法來表現對現實的不滿，其中更隱含著自己所追求的理想社會，那是詩人對自己更高的要求，一生都不曾改變。

　　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后遂無問津者。(《桃花源詩并記》)

　　再尋找，卻無處可尋，那分明就是曇花一現的美好事物，不可能永遠的存在。陶淵明最終將理想構筑于桃花源式的理想社會，通過對這一理想社會的最終構想，來完成對黑暗現實社會的超越，使自己的心靈得以自由舒展[15]。這是一個高尚人士所向往的世界，盡管是假想，卻是共同的追求。但是陶淵明感到痛心，他痛心無法實現為社會為大眾謀利的愿望，痛心自己的追求就這樣的化為云煙，無人問津，更痛心自己的追求之旅途是那么的孤單，孑然一身，尋覓不到與自己理想相契合的人，所以才會發出“愿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桃花源詩并記》)的呼喊。現實依然是那么混亂不堪，人們從來想的都是眼前的既得利益，誰又能想到詩人不懈追求的理想呢?盡管這是一個美好的社會，是高尚的人士的共同追求，可是這樣的人是那樣的稀少，少到在社會上甚至不再出現，不再出現為至高理想努力的人，這終將成為一個社會的悲哀。

　　陶淵明用自己一生的時間在探索自己的人生之路，不論是青年時期的激揚人生還是中年的平淡自然，甚至是晚年時而的悲憤，都能看到詩人不斷前進的步伐，那是一種堅韌的力量，對生命的熱愛，為自己理想的執著，對民眾的關懷。在出仕與歸隱中尋找人生的真諦，在各種思想中思索現實的意義，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構建自己的精神家園。其人生范式，其對理想的不懈追求，讓后來士人無比的崇慕，也讓后來的歷代士人中，總能在陶淵明這里找到歸屬感，這是陶淵明對后人的貢獻，也是他自己人生價值的最大體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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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劉衛莉，2007：《歸隱之路與不隱之心》，《河北大學成人教育學院學報》第9卷第1期。

　　[8] 魯迅，2003：《魯迅文集》，內蒙古人民出版社，第521頁。

　　[9]袁行霈，2005：《中國文學史》第二卷(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第62頁。

　　[10] 李振剛，1999：《知足與常樂》，云南人民出版社。

　　[11] 余英時，1987：《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