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先生傳》陶淵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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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先生傳》陶淵明

　　陶淵明《五柳先生傳》

《五柳先生傳》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味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陶淵明《五柳先生傳》【譯文】

　　先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也不清楚他的姓和字。住宅旁邊有五棵柳樹，于是用“五柳”為號。性格閑適沉靜且少言寡語，不羨慕榮華利祿。喜歡讀書，不過分在字句的研究上下功夫;每次對精神旨趣有所領會，便高興得忘了吃飯。性格酷愛喝酒，家境貧窮，不能常得到。親戚朋友知道他有這種嗜好，有時擺了酒席來招呼他;他去喝酒就喝個盡興，而且一定會喝醉。喝醉了便回家，一點也不留戀什么。房屋四壁空蕩蕩的，擋不住風雨也遮不住太陽。粗布短衣破破爛爛，打有補丁，盛飯食的圓形竹器、水瓢經常是空如也，可是先生都坦然處之，安然自若的樣子。經常寫文章使自己歡樂，稍稍表達出自己的志趣。他從不把得失的東西放在心上，用這種超然世外的態度來度過自己的一生。

　　贊道：黔婁的妻子曾經這樣評價她的丈夫：“對貧賤不悲傷憂愁，對富貴不渴望追求”，體味一下這兩句話，五柳先生就是黔婁這一類人吧!飲酒賦詩，使自己的情志得到歡樂。。他大概是無懷氏時候的百姓，或者是上古葛天氏時候的百姓吧?　陶淵明散文《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是我國文學史上的大家，詩歌獨開一派，散文造詣也很高。北宋歐陽修便對他很傾倒，曾說：“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其實不只《歸去來兮辭》，《桃花源記》以及《五柳先生傳》等，也都是好文章。年代距陶淵明不算很遠的南朝人沈約和蕭統，都說陶淵明寫《五柳先生傳》是用以“自況”，當時人視為“實錄”。這話是有道理的。

　　《五柳先生傳》所寫，都可以從史傳和本集有關作者的記事中得到印證。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五柳先生傳》就是作者的自畫像，這是讀本文首先應該把握的。陶淵明的一生雖然主要是在田園中度過的，從同時代的人起就把他稱為“幽居者”，但他卻是一個有壯志和用世之心的人物。

　　在《雜詩》里，他自言“少壯時”，“猛志逸四海”。《飲酒》詩中又說“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對年近四十仍然功業無成，頗為感慨。中年幾度出仕，只使他感到“志意多所恥”，又加上性情耿介，不會圓滑，難免不惹禍患，便毅然歸田。他把田園看做是與腐朽現實對立的一片凈土，在這里帶著濃厚的浪漫主義情調怡然自得地生活，傲彼濁世。他的可貴處就在于守志安貧，不與世俗同流合污。

　　《五柳先生傳》正是托名五柳先生刻畫出這樣一個具有高風亮節的人物形象。全文不長，不同版本文字略有出入，但都在一百七八十字之間。在這樣簡短的篇幅里勾畫人物，卻能做到形象豐滿，性格鮮明，不能不佩服作者的藝術功力。開篇四句是對人物身份的交待。起得飄忽，也起得風趣。但不要輕輕看過，以為只是作者的趣筆，實則其中隱含深意。“許”做“處所”解，“何許人”即“何地人”。古人是重視地望的，姓氏前常要冠以家世籍貫，如瑯琊王氏、陳郡謝氏之類，在兩晉門閥制度下尤其如此。而五柳先生卻不知何地人，可見他不在流俗觀念之中。古人又是重聲名的，有所謂立德、立功、立言之說，希圖能夠聲名不朽，而先生卻連姓氏名字也不清楚，竟指宅旁五柳而為號，可見他又出于流俗觀念之外。這幾筆不僅把隱姓埋名、深藏避世的意思說足，而且突出顯示了五柳先生的不俗，一上來便使“高人”之氣籠罩全篇。語極平淡，味極深醇，這就是蘇東坡評陶詩所說的“似癯實腴”的境界。

　　作者《歸園田居》詩說：“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陰后檐，桃李羅堂前。”《傳》文的“宅旁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又隱隱散發出一股田園氣息，映襯出一個田園幽居者的形象，可以說沒有一點閑筆墨。鍾嶸評陶詩說：“文體省凈，殆無長語。”同樣可以移來評他的文。“閑靜”二句用正敘點出五柳先生最本質的情操。正因為不為榮名利祿動心，所以能守志不阿，也因此才高出于流俗之上。朱熹說：“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個個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個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晉宋人物。”這話是比較能說到點子上的。“閑靜少言”與“不慕榮利”相照應，“閑靜”即不尚交往，“少言”即不喜應酬，也就是陶詩中所說“息交游閑業，臥起弄書琴”、“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之意，二句前后呼應，互為補充。

　　下面集中描寫五柳先生在田園中守志安居的生活情態。分四個方面寫，中心則突出其悠然自得的情調。“好讀書”四句是講讀書。對于“不求甚解”，解法一向很有分歧，其實它只是對下文“會意”而言的。意思是說讀書不求對書的系統的深入的把握，只重在其中會己心、愜已意者，也就是從中尋找思想上的共鳴和感情上的寄托，作者《贈羊長史》詩說：“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上，正賴古人書”，是這種讀書態度的最好說明。

　　“性嗜酒”八句是講飲酒。“造”當“到”解，“造飲”即到那里飲酒。“不吝情”是“不系戀”、“不在意”之意。親舊招飲，造飲則醉，卻不以去留為意，見出先生之意在酒而不在人。于酒有情，于人無意，把嗜酒之味寫得更為濃足。作者《己酉歲九月九日》詩曾說：“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這幾句便是寫他醉酒陶情的意態。

　　“環堵”五句是寫安貧。“堵”即“墻”，“環堵蕭然”就是四壁空空。“短褐穿結”是說穿的粗布短衣還破著窟窿，打著補丁。“簞瓢”分別是盛飯和盛水器，“簞瓢屢空”即飲食不繼。“晏如”是安然的樣子。吃穿住沒有一樣不困弊不堪，卻處之坦然。不因貧奪志，也不因貧敗意，見出先生的高處。魯迅先生在談到陶淵明平和的一面時說，他“是個非常平和的田園詩人。他的態度是不容易學的，他非常之窮，而心里很平靜。家常無米，就去向人家門口求乞”，“他窮到衣服也破爛不堪，而還在東籬下采菊，偶然抬起頭來，悠然的見了南山，這是何等自然。”可以幫助我們體會這里所寫的境界。

　　“常著”四句是寫著文，他吟詩作文，用意也是在示志娛情。示什么志，娛什么情呢?就是本篇傳記中所寫的高志奇情：憎惡世俗，守志于田園，甚至是陶醉于田園。他借文章“導達意氣”，自樂其志，所以忘懷于世俗的得失，以此自終。

　　四個方面概括起來就是：讀書適意，醉酒陶情，安貧樂道，著文娛志。通過這幾個方面的勾畫，一個堅守節操、不隨流俗的“高人”形象便立起來了，活起來了。選材極精，造語極簡，意足筆止，風神宛然。古人說文章作到好處，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陶文夠得上這樣的標準。文章最后還有一段“贊”。“贊”是歷史傳記的一種體式，綴于傳文之末。

　　《文心雕龍》說：“贊者，明也，助也。”據鄭振鐸先生的解釋，傳文中記事有未完備之處，在“贊”中補足，即所謂“助”之義;傳文中褒貶之意沒有說盡，在“贊”中講透，即所謂“明”之義。所以“贊”不是贊美，而是對史傳正文的記事和褒貶做進一步的補充和闡發。本文利用這一體式，進一步揭示五柳先生的精神和展拓文章的境界。

　　“黔婁”見于《高士傳》，是齊國一個不受卿相之聘的高人。黔婁之妻的話見于《列女傳》。“戚戚”是憂愁的樣子，“汲汲”是熱中追求之意。“其言”句意思是，黔婁之妻的話所說的，是五柳先生一類人吧。

　　“茲”是連詞，起承接作用，有“則”、“斯”之意。“若人”，這個人，指五柳先生。如果我們把《傳》文中五柳先生的形象予以概括，那么也就是“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銜觴賦詩，以樂其志”。“贊”中這幾句話成為畫龍點睛之筆，把五柳先生的精神闡發得更為明晰，可以說是“贊”體的“明”的作用。“無懷氏”見《莊子》，“葛天氏”見《呂氏春秋》，都是傳說中的遠古帝王。陶淵明常用古史傳說指稱自己的理想時代、理想社會。

　　《時運》詩說：“黃唐莫逮，慨獨在余。”“黃唐”即指傳說中的黃帝、唐堯時代。《飲酒》詩說：“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羲農”即指傳說中的伏羲氏、神農氏時代。贊賞五柳先生簡直是無懷氏、葛天氏時代的老百姓，等于說五柳先生的生活是理想社會中的人們的生活，文章的境界更高了，文章的思想也進一步升華了，可以說是“贊”體的“助”的作用。作者的《與子儼等疏》說：“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這里寫的顯然是這種生活的折射。

　　《五柳先生傳》在寫作上的特色，還有以下幾點值得一提。

　　第一、我國史書比較發達，傳記一類文字也出現較早。《史記》《漢書》都包括大量人物傳記。但是這些都是史傳，本質上屬于歷史。所以，盡管它們也具有文學性，甚至被稱為“傳記文學”，對材料也有重要的剪裁和取舍，但總要比較全面地反映人物的生平事跡。《五柳先生傳》不同，它是純文學性傳記，不等于人物的紀實。說《五柳先生傳》是作者的“自況”，也只是在一定意義上講，如果以為這就是陶淵明的全部真實，便未必妥當了。比如“閑靜少言”四個字就很值得推敲。在對世俗一面來說，陶淵明是“閑靜少言”的，所謂“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可是在另一個生活圈子里，他既不“閑靜”，也不“少言”。他和田園中的農戶“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和志同道合的佳鄰好友“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都是“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的。另外，他在實際生活中也不是整天那樣悠然。由于他是“欲有為而不能者”，心情并不能完全平靜。五十歲時寫的《雜詩》還在說：“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凄，終曉不能靜”，對壯志未伸、年華虛度竟然焦灼到整夜不得安眠，哪里悠然呢!他的生活不斷下降，“夏日抱長饑，寒冬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愿烏遷。”有時更“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向人乞討去了，也是無法一味“晏如”的。他還寫了《述酒》《詠荊軻》《讀山海經》等詩，寫出“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長在”那樣的詩句，對時事的激烈情緒溢于言表，可見也沒有完全遺世，成為無懷氏、葛天氏王國里的公民。所以《五柳先生傳》雖是自況，卻不等于全面紀實，而是創作。它不拘人物之跡而傳人物之神。對于陶淵明來說，雖然并不符合全部實跡，卻比任何史傳的記載更能表現出陶淵明的風貌。它著重刻畫出一種人物精神，我們甚至可以把它稱為“陶淵明精神”，這是作者理想的、衷心傾慕的、在詩文作品中竭力表現的精神，也是作者千百年來給人印象最深、影響最大的精神。這就是藝術和典型的力量。《五柳先生傳》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篇文學傳記，開創了文學傳記體，隋末唐初人王績作《五斗先生傳》，即承其流。

　　第二、如果我們稍微細心一點，便會發現，本文對人物的描寫，大半都是總結性語言。從性情品格到讀書、飲酒、處貧、著文各方面生活，無一不是概括性的結論。好像作者在給五柳先生做鑒定。沒有寫一件具體事實，但每一項中都包含大量的事實，所以，簡約的語句中含有豐富的內容，高度凝練。這是本文的一大特點。但是特點并不就是優點，用總結性的語言刻畫人物，也可以寫得干枯，而且很容易流于抽象、概念。本文的妙處在于，雖然使用結論式的語句，卻決不抽象化、概念化。每一條都含有豐滿的生活意境;逐條敘來，又具有詩一般的韻味。這是因為作者提煉出來的結語，已經充分生活情態化、形象化、詩化了，顯示了作者概括生活、表現生活的巨大能力。兩晉時期玄風盛行，清談玄言崇尚用簡約的語言表述深奧的意蘊，那時連品題人物也講究雋語傳神，我們可以在《世說新語》中看到這方面的具體描寫。影響及于文風，便取精約明凈，簡語傳神。陶文的這一寫法可能與這種風氣有關。

　　第三、作者寫《五柳先生傳》，著重刻畫五柳先生的精神，不是無謂的。顯然是頌揚這種精神和這樣的生活態度，也顯然是以這種精神和態度睥睨世俗。所以《五柳先生傳》不僅是自況，還是自許、自贊。但是這贊許之意，并不直接訴諸文字，而是寓于字里行間。于敘事中見頌揚，于頌揚中見兀傲。粗粗讀來，作者只是不動聲色地勾勒人物形象，轉一體味，揚己傲世之意盡在其中。“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簞瓢屢空，晏如也”，“忘懷得失，以此自終”，這些平平淡淡的似乎完全是客觀敘述的語句中，包含多少頌揚與自我肯定!“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不言傲世，傲世之意自在言外。這是很高的寫作本領，壓抑著滿懷激情不使流泄，結果筆端飽含感情，表現得更為含蓄，也更有感人力量。

　　第四、文字的特色也值得注意。朱熹評陶淵明的詩說：“平淡出于自然”。陶文也是如此。他的文字非常樸素質實，決不選聲設色，講究詞藻色彩的華美。有柳有宅已足夠了，便無取乎綠柳黃墻。《歸園田居》詩說“榆柳陰后檐，桃李羅堂前”，也只取桃柳繞屋，而不講桃紅柳綠。作者在這一點上，與在他之前的郭璞、之后的鮑照、同時的顏延之，都大異其趣。他的表現方式則純取白描，只是用平淡的語言直敘情事，摹狀物象，使人好像透過玻璃觀物，不覺其有語言文字，而直觸到其中的事、物、情。作者的文筆又極其自然，如清溪流水，隨物曲折，如白云浮天，舒卷自如，讀起來絲毫沒有吃力之感。宋人楊時說，陶淵明“沖澹深粹出于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后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話是不錯的，用力學便不免做作，做作也便無法自然。必須是“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方能造自然之境，自然與“率意任真”分不開。但就文字表現上來說，平淡自然又不是率爾操觚所能辦到的。文字要運用到十分圓熟的地步，才能達到平淡自然的境界，所以它是文字的高境。這里不是說只有平淡自然的文章才好，而是說平淡自然是文字的高格之一，是文藝百花園中獨具風韻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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