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
在生活、工作和學習中，用到典故的地方還是很多的，中華上下五千年，產生了無數故事。當你說出一個典故的時候，知道它背后那段風起云涌、波瀾壯闊的歷史嗎？還在苦苦尋找優秀經典的典故嗎？以下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歡迎閱讀，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 1
出處：《晉書·陶潛傳》：“潛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
釋 義 五斗米：晉代縣令的俸祿，后指微薄的俸祿;折腰：彎腰行禮，指屈身于人。比喻為人清高，有骨氣，不為利祿所動。
那一年，已過“不惑之年”(四十一歲)的陶淵明在朋友的勸說下，再次出任彭澤縣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潯陽郡派遣督郵來檢查公務，潯陽郡的督郵劉云，以兇狠貪婪聞名遠近，每年兩次以巡視為名向轄縣索要賄賂，每次都是滿載而歸，否則栽贓陷害。縣吏說：“當束帶迎之。”就是應當穿戴整齊、備好禮品、恭恭敬敬地去迎接督郵。陶淵明嘆道：“我豈能為五斗米向鄉里小兒折腰。”意思是我怎能為了縣令的五斗薪俸，就低聲下氣去向這些小人賄賂獻殷勤。說完，掛冠而去，辭職歸鄉。此后，他一面讀書為文，一面躬耕隴畝。
從小學習大家都聽說過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而這個故事好像也在教育我們，做一個人要有氣節和立場。但實際上，陶淵明根本不是因為什么氣節而不折腰。
在兩晉時期，士族把持朝政，庶族寒士根本無力進入權力中心，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政權統治結構。而陶淵明一族雖不是王、謝這樣的大士族，但是曾祖父畢竟當過晉朝的大司馬，地位還是要高于一般的寒門出身。
在這種情況下，在出任彭澤縣令前陶淵明因為仕途不順曾有過隱居和出仕的反復。而對于一個“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的人來說去作一個小縣令著實是很委屈了。在這種本就感覺到懷才不遇的情況下又有一個比他門第還要差的.督郵來檢查工作，而縣吏又提醒他：“應束帶見之。”就有點“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所以，陶淵明雖不乏氣節，但是這一事件發生的兩個主要原因是：一、陶淵明對于門第出身的重視;二、陶淵明對于這份工作的不認可。所以，大家以后再看到這個典故可以多一份認識了。
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 2
王勃《九日》原文九日重陽節，開門有菊花。
不知來送酒，若個是陶家。
王勃《九日》賞析前兩句，只說重陽節有菊花，為下兩句引出喜歡喝酒喜歡菊花的陶淵明作一個鋪墊。東晉詩人陶淵明，曾不為五斗米折腰而辭官歸隱，因喜歡菊花，住宅前遍植菊花，有“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詩句。他嗜酒，飲必醉，“不為五斗米折腰”，毅然辭官歸隱，為古代文人所欣賞。“不知來送酒，若個是陶家”，表達了作者對陶淵明固守寒廬、寄意田園、猶如菊花般品格的贊嘆。
作者王勃介紹王勃，唐代詩人。漢族，字子安。絳州龍門人。王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齊名，世稱“初唐四杰”，其中王勃是“初唐四杰”之首。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八月，自交趾探望父親返回時，不幸渡海溺水，驚悸而死。王勃在詩歌體裁上擅長五律和五絕，代表作品有《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等；主要文學成就是駢文，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堪稱一時之最，代表作品有《滕王閣序》等。
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 3
老陶不為五斗米折腰，這當然有其性情，有其氣節，然則是不是真的“糞土當年萬戶侯”呢?這個難說。如果來彭澤縣里檢查工作的不是督郵，而是真的萬戶侯，老陶會不會帽子一摜，官服一脫，印把一扔，就走人呢?因為老陶剛當上官，還沒有迎來送往過大官，第一次所迎的是這個督郵，他就不干了，所以不好判斷，但我想，老陶很有可能不會是這么發氣，不會是如此沒有組織紀律。
老陶不折腰，確實是因不“拳拳事鄉里小人”，在老陶看來，這個督郵不是萬戶侯，只是個鄉里小人。不但是老陶有這個看法，在他那整個時代，督郵之類的角色都是上不得臺面的。從西晉開始，整個社會分為兩個族群，一是世族，一是庶族，人群撕裂，之間是不可逾越的鴻溝與天塹，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這種人群撕裂，不但是達官貴人不愿往棚戶區人家里走的那種自我心理，而且已上升到國家意志，作為法律固定了。比如北魏拳文帝曾頒布皇帝令：皇族、貴族、士族不得“與非類婚偶”，且“著之律令，永為定準。”曾經官做到中書舍人的蔡興宗，很受皇帝宋文帝喜歡，但出身庶族，雖官當得大，且皇帝寵愛，按理說來，應該是很尊貴了吧，可是開起會來其他世族官僚幾不與他說話，更不坐一條凳子。宋文帝看不過，有心提高蔡興宗地位，也只是出一個“饅主意”：叫蔡某去世族首領王球家。傳達皇上圣旨，只要王球對蔡某以禮相待了，那么一切OK。老蔡高興去了，站著傳了皇上口諭，之后，準備借王球家凳子坐一下，正蹲臀，屁股將挨未挨凳子，王球橫眼過來，舉起扇子使勁揮：你可別坐。弄得蔡某一臉尷尬，悻悻而去，將情況跟宋文帝說了，宋文帝說：明天我找王球談個話!次日上班，宋文帝先把王球喊到一邊，做他思想工作，王球頂了回去：“士庶區別，國之章也。臣不敢奉詔。”宋文帝只是干瞪眼，再也沒提起這事來。
王球抗皇命，能算是很有氣節的嗎?他不但“拳拳不事鄉里小兒”，而且更拳拳“不事皇帝身邊紅人寵兒”，可是王球之所為，無關氣節，只關種族歧視!
城里人看不起鄉下人，但三代以上，我們都是農民。老陶祖父叫陶侃，當年身份低得很。西晉末年天下大亂，陶侃棄文從武，拉起一支隊伍，沖出一條血路，當上了東晉名將，官至八州都督。可是陶侃都督之前也是督郵，在合肥那里當督郵，被人十分瞧不起，后來官當得越來越大了，在同樣寒素出身的伏波將軍那里當上了舍人。那次與同鄉世族楊情一起坐了一回公車，吏部侍郎溫雅卻對楊情說：你怎么同小人坐在一起?即使陶侃不算是領導，與楊氏相比，最少也是上面來的人嘛，與督郵到彭澤縣里督察，情形是差不多的.，但身份是“小人”，依然讓人冷眼。
從陶侃到陶淵明，應了三代之上是農民，應了三代打造一個貴族，老陶貴族身份意識是十分濃的，他在被推舉為彭澤縣長之前，曾經有幾次當公務員的機會，一是任州主簿，一是參軍。州主簿的職位不低，怎么著也是市政府秘書長，比縣長要高，但老陶不去，原因是這個職位是“濁官”。在老陶那會，官吏被分為“清官”與“濁官”。清與濁不是按照廉與貪而分，基本上可以說是按照士與庶而分的，士族當清官，地位重要卻不擔當實際責任，也就是做做報告，講講話；庶旗當濁官，就是上傳下達，送往迎來，公務雜務全挑。
督郵也算濁官之列，但這濁官，卻是位卑而權重，掌管督察糾舉所領縣鄉違法之事，兼管宣達教令、訟獄捕亡。這個職責可了不得：要提拔一個人，他沒那能耐，但要搞倒一個人，卻是他的權力范圍。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全靠他了。我們現在對這類官吏下界來，接待規格那是很高的，教育部一個秘書，帶著大學評級的使命而來，級別遠在其上的大學校長、副校長等一千人馬與班子人員，都得到機場去迎接，這規矩可是老傳統，馬虎不得。陶縣長不愿以紳士身份對“小人”折腰，所以，只能自動辭職了。
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 4
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是東晉大將，要了解陶淵明的趣味、立場，就不得不提到陶侃在盤根錯節的東晉王朝中的位置。陶侃出身貧寒士族，且可能有江南蠻族（溪族）血統，這在門閥貴族把持朝政的東晉王朝中是很難立足的。
瑯琊王氏家族中的大將軍王敦主政其間，為了擴充勢力而將陶侃排擠至邊陲廣州擔任刺史，這無疑是門閥政治對陶侃的一次無情摧殘。后來王敦叛亂被平定，陶侃被任命為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但瑯琊王氏與陶侃之間的宿怨卻一直難以彌合，以至于新興貴族庾亮向瑯琊王氏家族的宰相王導發難時，陶侃堅決站在了庾亮一邊。應該說，與瑯琊王氏的對立態度，成為了陶氏一脈的家族記憶，也最終導致了“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發生。
研究魏晉文學的大家逯欽立先生在《陶淵明事跡詩文系年》中給出的一段考證，陶淵明29歲時任江州祭酒，但他的頂頭上司江州刺史王凝之卻恰恰是瑯琊王氏的一個不肖子孫。王凝之信奉五斗米道，陶淵明的“不為五斗米折腰”，其實應該理解為“不為信奉五斗米道的王凝之折腰”。
當然，如果僅僅是家族記憶的牽絆，陶淵明的偉大還是有限的。陶淵明不仕祖仇只是其高風亮節的一部分，“不仕二姓”才是陶淵明隱居的最終原因。曾祖父陶侃雖然在東晉王朝仕途偃蹇，但畢竟是東晉王朝的臣子，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東晉王朝成全了作為寒門和蠻族的陶侃。對東晉王朝某些門閥貴族的不滿，并不能蓋過其對東晉王朝的忠誠。但東晉王朝最終卻被劉裕建立的劉宋王朝取代，陶淵明偏偏經歷了這一歷史劇變。這使得陶淵明的隱居不仕由起初的書生意氣變成了最終的遺民心態，家族記憶升華為更大的家國情懷。
應該說，陶淵明的“不仕”經歷了一個由相對到絕對的嬗變。在由鄙視王凝之造成的“不為五斗米折腰”之后，陶淵明的仕途并沒有從此斷絕。隱居之后幾年，陶淵明妻子去世，隱居的草廬也因失火而毀壞，窮困之中的陶淵明不得不再次出仕以求生存。34歲那年，陶淵明在江州刺史桓玄的邀請下出任幕府。桓玄謀反之際，陶淵明便趁機因母喪而辭職。桓玄不久篡晉，劉裕大破桓玄，并提拔陶淵明為鎮軍將軍參軍。后來陶淵明一度擔任建威參軍，在劉裕做大做強之后，陶淵明似乎嗅到了點什么，于是辭職，終身不仕。
陶淵明的隱逸高名，使得他成為了權臣們爭相籠絡的金字招牌，但陶淵明對這兩位“恩主”卻一直處于依違觀望之間。一方面，這個時候的'桓玄、劉裕雖然已是權臣，但仍然是晉室的臣子，陶淵明接受他們的征召并不缺乏道義上的正當性;而另一方面，桓玄、劉裕二人都不是等閑之輩，他們既可能成為“治世之能臣”，也可能成為“亂世之奸雄”，當最終后者被證實，桓玄、劉裕均篡晉之后，陶淵明才選擇了真正的歸隱，從此不復出仕。
劉裕篡晉建立劉宋王朝后，曾派人再次到山上邀請陶淵明做他的著作郎。陶淵明自然不會答應。正如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所言：“陶靖節之不仕，不可仕也，不忍仕也。”“不可”是作為東晉遺民的陶淵明的絕對律令，而“不忍”則是作為詩人陶淵明的個體選擇。“不可”和“不忍”構成了陶淵明作為政治詩人的底色。
此后，陶淵明拒不使用劉宋王朝的年號，而以甲子紀年，這在以年號建元的王朝興替中，無疑表達了對劉宋王朝合法性的否認。幾乎所有研究陶淵明的文獻都跳不開《南史陶淵明傳》的這一段：“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異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這不是文人對陶淵明的定義，而是史家對陶淵明的定義。如果把傳統史學當作善善惡惡、賢賤不肖的經學圖解，就能領會這段文字的分量。
可以補充的是，陶淵明的《桃花源記》總被我們解讀成一種遺世獨立的趣味，但陳寅恪先生在《桃花源記旁證》一文中別開生面地告訴我們，桃花源其實是東晉期間滯留在中原的漢人為抵御五胡亂華而構筑的塢堡，“避秦”所避的秦不是焚書坑儒的秦王朝，而是當時氐族人建立的蠻族政權前秦。這種傳統的華夷之辨，乃是陶淵明家國情懷的延伸，也是陶淵明現世關懷的體現。
中國傳統的士大夫精神使得陶淵明不可能脫離天下國家去書寫布爾喬亞式的田園牧歌，去政治化不是詩的升華而恰恰是詩的墮落。賀麟先生在《學術與政治》中說：“輕蔑政治比反對政治還要壞。”可以說，晚年的陶淵明的確是反對劉宋政權的僭政，但陶淵明并沒有脫身，也沒有逃避，因為不合作也是一種態度。寫詩和歸隱，都是以另一種形式對政治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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