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難》主題之辨

時間：2024-06-29 11:09:41 蜀道難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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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難》主題之辨

　　《蜀道難》可以說是李白的驚世之作，詩人以其變幻莫測、雄健奔放的筆法，淋漓盡致地刻畫了蜀道之難，藝術展現了古蜀道逶迤、崢嶸、高峻、崎嶇的險要地勢，描繪出一幅嵯峨雄奇地蜀道山水圖，它集司馬相如地汪洋恣肆與屈原地雄奇瑰麗于一體，想象宏闊而飛動，壯景夸張而凝練，文氣浩蕩，橫空出世，傲然高聳于大唐的詩空，引得歷代文人為之折腰。無怪乎唐代大詩人賀知章讀此詩時贊嘆道：“讀未盡，稱嘆者數四，號為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日”([唐]孟棨《本事詩》)。唐代詩論家殷蟠也稱贊：“可謂奇之又奇，自騷人以還，鮮有此調”(《河岳英靈集》)。宋陸時雍嘆云：“馳走風云，鞭撻海岳”(《詩鏡總論》)。清代詩評家沈德潛更是盛稱：“筆勢縱橫，如虬飛蠖動，起雷霆于指顧之間”(《唐詩別裁》)。

《蜀道難》主題之辨

　　關于這首詩的主題，歷來解說紛紜，莫衷一是。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

　　1、憂杜說：

　　此說出自唐末范攄所著《云溪友議》一書，為《新唐書·嚴武傳》所采用，根據“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句，推說劍南節度使嚴武欲害房琯、杜甫，這首詩為擔心房、杜安危而作。

　　2、刺瓊說：

　　此說出自宋沈括《夢溪筆談》，根據“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句，稱此詩為諷刺章仇兼瓊而作，章仇兼瓊在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739年)至天寶五年(746年)期間曾任劍南節度使，是個善于媚上取寵的小人，李白寫此詩是用來警戒朝廷防范章仇兼瓊有反叛之心。

　　3、諷喻說：

　　此說出自元蕭士赟《分類補注李太白集》，根據“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鄉”“問君西游何時還”句，認為文中的“君”是指唐玄宗，唐玄宗在安史之亂時逃難到蜀地，李白寫此詩地目的是勸諫唐玄宗不要久留蜀地，而應心懷國家安危，回到長安。

　　4、詠蜀說：

　　此說出自明胡震亨《李詩通》，認為此詩自為“詠蜀耳，言其險”“風人之義遠矣”。清顧炎武在《日知錄》中亦持此說，認為這首詩只是歌詠蜀地罷了，“別無寓意”。

　　5、勸諫說：

　　此說出自《唐詩鑒賞詞典》，從詩中“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出發，聯系當時的時代背景，認為李白當時已經看到太平景象背后正潛伏著危機，寫作此詩詩勸諫唐玄宗預防割據者發動叛亂，并以十年后的安史之亂加以佐證，認為李白的預見是正確的。

　　6、送別說：

　　此說見復旦大學的《李白詩選》，從詩中“問君西游何時還”，“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和李白后來的詩作《劍閣賦》、《送友人入蜀》，推測李白極言蜀道艱險難行，表現詩人對友人入蜀安危的關切，希望友人早日歸來。

　　7、仕途說：

　　此說認為此詩表面寫蜀道的艱險，實則寫仕途坎坷，反映了詩人在長期的漫游中屢遭躓礙的生活經歷和懷才不遇的憤懣。此說見周麗潔的《李白》。

　　8、歌頌說：

　　此說認為全詩反復詠嘆“蜀道之難”，實則是在極力歌頌歷代蜀道開拓者的那種大無畏的崇高犧牲精神，表現了對徹底征服“蜀道之難”的一種呼喚與希求。此說見王克儉《李白詩選》。另外人教社高中語文課本認為這首詩“氣魄宏偉、豪邁，充分顯示了詩人的浪漫氣質和熱愛祖國河山的感情”。

　　針對以上八種解讀，孰是孰非，我們可以根據李白的生活經歷和前期的思想發展，再聯系此詩創作的時代背景，以及當時的社會史實，一一辨析，便可得之真諦。

　　對于前三種解讀，明胡震亨在《李詩通》中曾加以考證。予以批駁，“兼瓊在蜀，無據險跋扈之跡。嚴武出鎮在至德(756年)后，玄宗幸蜀在天寶末，與此詩見賞于賀監(賀知章)在天寶初者，年歲亦皆不合。此數說似并屬揣摩。”并認為“必有一人一時之事，不幾失之鑿乎?”胡之“詠蜀說”雖見解獨特，但思想過于狹窄。“勸諫說”純屬主觀臆測，荒謬之至。“送別說”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抓住文中的片言只語，斷章取義，一葉障目。“歌頌說”則更是膠柱鼓瑟，牽強附會，荒唐可笑。而“仕途說”則頗有見地。

　　筆者在此想從李白前期的生活經歷和思想發展來探尋《蜀道難》的主題真諦。根據眾多史料記載，李白于公元701年生于中亞碎葉城，五歲時隨父定居四川綿州昌隆。少聰敏，自稱“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上安州裴長史書》)。又因生于西域，受其文化影響，好劍術，仗劍任俠，常常“高冠佩雄劍”(《憶襄陽舊游贈濟烱馬少府巨》)。他一生酷愛寶劍，走到哪里都佩劍在身。讀史書，也是最喜歡讀那些刺客和義俠的故事。在某種意義上，劍是他人生的武器，是他豪情的體現，更是他凌云壯志的象征。

　　開元六年(718年)，李白來到距家不遠的梓州，在這里他拜訪了一位隱居山中多年的處士──趙蕤，趙蕤不僅學貫古今，而且好擊劍任俠，喜各種雜學，尤其對科舉之途十分鄙視，稱之為誤人之途。李白和他一起擊劍嘯吟，休仙煉道，一起開懷暢飲，笑談歷史，成為一對真正的忘年交。在趙蕤的影響下，李白不僅確立了治國平天下的勃勃雄心，而且堅定了不以科舉仕進之途涉足政壇的決心。可以說趙蕤的思想影響了李白一生，也鋪就了他后來的充滿荊棘坎坷的仕進之途。

　　開元十二年(724年)，當時唐朝正處于開元盛世，盛唐蒸蒸日上的氣象激發起李白建功立業的強烈的進取心，李白“懷經濟之才，抗巢由之節”(《為宋中丞自薦表》)，抱著對前途的美好憧憬，“乃仗劍去國，辭親遠游”(《上安州裴長史書》)，踏上探求仕途的道路。他懷揣著“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星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的遠大抱負，能夠“安社稷”“濟蒼生”(《梁園吟》)。但由于受趙蕤思想影響，加之自己豪俠放蕩不羈的性格，他不愿象多數讀書人那樣通過科舉考試而踏上仕途，慢慢晉升，而是“常欲一鳴驚人，一飛沖天”(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希望走一條游說人主，由布衣一舉而成為卿相的仕進之路，像當時馬周、盧藏那樣“以隱求仕”的“終南捷徑”。于是他出夔門、臨江陵、游洞庭、下金陵、往揚州、歷會稽、登越州、訪蘇州，廣泛交游，到處干謁，或求仙訪道，或隱逸山林，以培養自己的聲望，得到達官貴人的舉薦，而實現得到天子征召的雄偉愿望。然而這次出游并沒有像他所相像的那樣順利，反而讓他更深刻地體驗到了人世的炎涼，最后就像他在《上安州裴長史書》所總結的一樣，在這三年里他“悲歌自憐”，“席不暇暖”、“南徙莫從，北游失路”。只好懷著失意困頓的心情于開元十五年(727年)來到司馬相如所夸贊的云夢澤──安陸，由此開啟了李白人生的一個重要時期，這也標志著李白第一次求仕之途的失敗。

　　在安陸，李白雖自稱“酒隱”，實際上是他為自己政治前途奔走最努力的一個時期。他酒隱安陸，實際上是心懸魏闕，以隱養賢，博取聲譽。他頻頻地結交當地的官吏，一會兒上書自薦，一會兒贈詩抒懷，一會兒面見陳情，通過種種努力來展示自己的詩才和政治抱負，他先后拜訪安州都督府長史李京之、以及繼任的裴長史，他先后寫下了《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上安州李長史書》、《上安州裴長史書》和《上韓荊州書.》，歷數生平，屢述抱負，情意懇切，毛遂自薦，但這一切的努力皆未奏效。在安陸他還娶了高宗時的宰相許國師的孫女為妻，許家在安陸是名門望族，李白應承這門親事，多少也許摻和了一些政治因素，但此時許府已在朝廷失勢，和許家的婚姻也沒有給他仕途帶來什么好處，甚至遭到一些人的嘲諷。至此，他在安陸的一切政治外交全都宣告失敗。

　　但李白決不是一個輕易放棄自己理想的人，他對自己的才華充滿十二的自信，在安陸政治外交失敗后，他于開元十九年(731年)又親自奔赴長安，再次謀求政治的出路。但威嚴的皇宮，讓他想進卻進不去，滿城的官服，使他深知他還不是長安的主人。于是他寄居長安城南的終南山，因為這里聚集了許多走不通或干脆不愿走科舉之途的文人雅士，他們希望能像盧藏一樣達到走“終南捷徑”的飛黃騰達的目的。在這里李白廣泛結交王孫公子，經過努力，他先后認識崔京之、張洎、張掓等人，而這些人只是花花公子罷了，當然不會對他有什么幫助。他還希望能與玉真公主(唐玄宗的妹妹)相逢，通過玉真公主引薦，“幾時入少室，王母應相逢”(《玉真仙人詞》)，卻始終沒有能夠相遇。“我欲攀龍見明主”，“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叩關閽者怒”(《梁甫吟》)，李白欲見明主的愿望終因權貴的阻擋而無門可入。第二年暮秋，李白悻悻然地出游長安附近地邠州、坊州，遍尋知己，希望能在皇城邊上尋到知己推薦，然而這些知己位卑職微，也愛莫能助。此時，他已貧困潦倒，“長風入短袂，內手如懷冰”(《新平少年》)。仕進無門的郁悶，彈劍豪門的屈辱以及斗雞風波的憤怒，使李白感到從政之途的艱難，并由此而感到了整個人生之路的坎坷。“長嘆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屈原《離騷》)。一千多年前三閭大夫的泣血慨嘆，如今是那樣深深震撼著李白。當此困于長安之時，李白對當年屈原因“荃不察余之中情”而長歌當哭的心情有了更深的理解。他甚至像屈原那樣以香草美人作喻，寫了一首《長相思》來表達自己事君不能的極度苦悶的心情。李白以美人比喻他朝思暮想的唐玄宗，以愛情象征自己的思君之情，詩中寫道：“孤燈不明思欲絕，卷帷望月空長嘆。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淥水之波瀾。天長路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難。長相思，摧心肝”，人類感情，愛情為至，自己與玄宗雖近在咫尺，卻又遠隔千山萬水，李白以這種刻骨銘心的男女相思極寫出自己事君不得的內心痛苦，可見其心之赤，其情之烈。接下來李白又寫下了三首《行路難》，披肝瀝膽，直抒胸臆，將安陸遭饞的冤屈，長安遭拒的痛苦，毫無遮攔，痛快淋漓地發泄出來，發出“彈劍作歌奏苦聲，曳裾不稱情”、“昭王白骨縈菱草，誰人更掃黃金臺”的詰問，以及“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的吶喊，最后詩人心懷未酬的壯志滿腔的悲憤高呼一聲“行路難，歸去來”離開了苦苦追求三年的長安。

　　就在李白決定離京之際，好友陸調設宴為他餞行。在宴席上李白與陸調的同鄉好友王炎相識。王炎也因久居長安，無所遇合，準備到蜀中漫游，尋求官職，便請李白寫詩留作紀念。李白想到王炎此去蜀道的艱難險阻，又想到自己仕進之途的坎坷崎嶇，以及對人生茫然無望的痛感，百感交集，思緒噴涌，最后一條集自然之奇險與人生之艱難的“蜀道”，如蛟龍般從李白胸中轟然沖出。詩人借蜀道的艱險喻仕途之坎坷崎嶇，抒發了事君無路報國無門的憤懣之情。全詩文氣浩蕩而又一折三嘆，詩中有嗟嘆之聲，追悔之意，然而更多的是長歌當哭，讀之令人回腸蕩氣，因而《蜀道難》既是一幅崢嶸嵯峨的蜀道山水圖，更是一首慷慨激昂的浩然悲歌。盡管詩中不斷勸阻行人不要去蜀道盤桓，“畏途巉巖不可攀”，“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但蜀道神奇的傳說和雄偉的氣勢，五丁開山，枯松倒掛，飛湍爭豗，萬壑雷鳴，既使人望而生畏，驚心動魄，又令人感奮，誘人攀援。所以，李白初入長安三年，一無所獲，滿懷“羞為無成歸”的心情作別長安回到家鄉稍作修整不久，內心中那種“濟蒼生”的鵬鳥振翮之志又使他踏上像蜀道一樣的人生旅途，使他在這條充滿荊棘崎嶇坎坷艱險的“蜀道”上不斷攀援。

　　《孟子·萬章下》：“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認為，文學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活思想以及時代背景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因而只有知其人、論其世，即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寫作的時代背景，才能客觀地正確地理解和把握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孟子的這一原則對后世的文學批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歷代文學批評家所自覺或不自覺地遵循。清代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文德》中說：“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之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社會時代背景不同，詩人的身世經歷不同，人生理想、價值追求及其審美習慣不同，都決定了作品的風格和情感主旨各有特點。只有“知其人，論其世”，才能對作品作出正確的評價，才能把握詩歌的趣旨，體會詩人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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