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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清廟全文
清廟：
①《詩經·周頌》的一篇。是一首先秦時代的漢族詩歌。全詩一章，共八句。
②指古帝王祭祀祖先的樂章。
③即太廟。古代帝王的宗廟。《詩經》是漢族文學史上第一部詩歌總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五百多年的詩歌305篇，又稱《詩三百》。先秦稱為《詩》，或取其整數稱《詩三百》。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并沿用至今。
原文
清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
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
――《詩經·周頌·清廟》
題解
祭祀文王的樂歌。要奉行文王德教，報答文王在天之靈。
注釋
⒈於(wū)：贊嘆詞,猶如今天的"啊"。穆：莊嚴、壯美。清廟：清靜的宗廟。
⒉肅雝(yōnɡ)：莊重而和順的樣子。顯：高貴顯赫。相：助祭的人,此指助祭的公卿諸侯。
⒊濟濟：眾多。多士：指祭祀時承擔各種職事的官吏。
⒋秉：秉承,操持。文之德：周文王的德行。
⒌對越：猶"對揚",對是報答,揚是頌揚。在天：指周文王的在天之靈。
⒍駿：敏捷、迅速。
⒎不(pī)：通"丕",大。承(zhēnɡ)：借為"烝",美盛。
⒏射(yì)：借為"斁",厭棄。斯：語氣詞。
賞析
《清廟》是《周頌》的第一篇，即所謂“頌之始”。“詩”有“四始”，是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具體提出來的。他說：“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他的話不一定可靠，而“四始”云云，據說又是來自魯詩之說。而作為毛詩學說思想體系的《毛詩序》，卻又僅僅把風、小雅、大雅和頌四種詩類作為“四始”。其實，自古以來雖然都講“四始”，而他們的說法又是眾說紛紜、讓人莫衷一是的。他們重視“四始”，實際代表了他們對整部《詩經》編輯思想體系的根本看法。按照毛詩的觀點，整部《詩經》，都是反映和表現王道教化的，所以鄭玄箋說：“‘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因此，每類詩的第一篇，當然就具有特殊的意義了。
根據毛詩的解釋，司馬遷所說的四篇“始詩”都是贊“文王之道”、頌“文王之德”的。周文王姬昌，在殷商末期為西伯，在位五十年，“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陰行善”，招賢納士，致使呂尚、鬻熊、辛甲等賢士來歸，并先后伐犬戎、密須、黎國、邘及崇侯虎，自岐下徙都于豐，作豐邑，奠定了周部族進一步壯大的雄厚的基礎。(見《史記·周本紀》)他在世時，雖然沒有實現滅殷立周、統一中原的宏愿，但他的“善理國政”，卻使周部族向外顯示了信譽和聲威，為他兒子周武王姬發的伐紂興國鋪平了道路。所以，在周人心目中，他始終是一位威德普被、神圣而不可超越的開國賢君。《詩經》中很多詩篇歌頌、贊美他，是符合歷史真實的。
《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清廟》作為“頌之始”，除了是贊美周文王功德的頌歌之外，也就幾乎成了西周王朝舉行盛大祭祀以至其他重大活動通用的舞曲。《禮記·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升歌《清廟》。”《禮記·祭統》：“夫人嘗禘，升歌《清廟》，……此天子之樂也。”《禮記·孔子燕居》：“大饗，……兩君相見，升歌《清廟》。”《禮記·文王世子》：“天子視學，登歌《清廟》。”可見，它的意義已不只是歌頌和祭祀周文王本人了。所以孔穎達疏說：“《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祀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于《清廟》，故為《周頌》之始。”
然而，這篇“頌始”，到底是敘寫的什么內容，歷代的《詩經》學者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毛詩序》說：“《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也。”魯詩更直接說是“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見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引)而《尚書·洛誥》則說：“禋于文王、武王。”以為是合祭周文王、周武王時用的歌舞辭，是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的表現。可是鄭玄箋提出清廟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廟也”，文王只是“天德清明”的象征而已。于是也就有人認為《清廟》只是“周王祭祀宗廟祖先所唱的樂歌”(高亨《詩經今注》)，并不一定是專指文王。不過，從“四始”的特點來看，說是祭祀文王的樂歌，還是比較有道理的。至于是周公所作呢，還是周武王、周成王，甚至周昭王時所作，還是作于周成王五年或七年等等，一是史無佐證，二是詩無明言，所以也都只好存而不論了。
全詩只有八句，不分章，又無韻。開頭兩句只寫宗廟的莊嚴、清靜和助祭公卿的莊重、顯赫，中間的四句也只寫其他與祭官吏們為了秉承文王的德操，為了報答、頌揚文王的在天之靈而在宗廟里奔跑忙碌。直到最后兩句才頌揚文王的盛德顯赫、美好，使后人永遠銘記。全詩并非具體細致而是抽象簡括地歌頌、贊美文王。而本詩的特點，或者說它的藝術手法也正在這里。詩篇的作者，可謂匠心獨運，專門采用側面描述和側面襯托的手法，使筆墨集中在助祭者、與祭者身上做文章。他們的態度和行動，是“肅雝”的，是“駿奔走”的，是“秉文之德”的，而又虔誠地“對越在天”，于是通過他們，使文王之德得到了更生動、更具體的表現。這種表現方法，比起正面的述說，反而顯得更精要、更高明一些。
一般說來，《大雅》、《頌》中的語言大都比較板滯、臃腫或枯燥，缺乏鮮明、生動的個性和強烈的感情色彩。而此篇，由于作者具體寫了人，寫了助祭者和與祭者，所以語言雖少而內容反使人感到既豐富又含蓄，字里行間也充溢著比較真切的感情。清方玉潤《詩經原始》中說：“愚謂此正善于形容文王之德也。使從正面描寫，雖千言萬語，何能窮盡?文章虛實之妙，不于此可悟哉?”這應該說是獨具只眼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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