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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詩經》戰爭詩所折射的人文精神
胡適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在中國哲學研究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其對現代《詩經》學亦有革命性的影響。該書《導言》指出：“古代的書，只有一部《詩經》可算得是中國最古的史料。”該書的第二編第一章《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則引用《國風》及《小雅》中眾多詩篇，并由此推斷出那時代(前8世紀到前6世紀)的大概情形為：戰禍連年，百姓痛苦;社會階級漸漸消滅;生計現象貧富不均;政治黑暗，百姓愁苦。按照胡先生的說法，那個時代的戰爭是很頻繁的但《詩經》305篇作品中，反映戰爭的內容并不多，約計10篇，幾乎沒有一篇是描寫正面戰場的。周宣王時期是集中產生戰爭詩篇的年代，保存在《詩經》的此類作品共有5篇。
《小雅•出車》敘述北方玁狁(即后代的匈奴)進犯周疆，周宣王派大將南仲領兵出征，擊退強敵，班師回朝的過程。“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寫了出征時戰車的轟響和旌旗迎風飄蕩的壯大聲勢。“赫赫南仲，玁狁于襄”,“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南仲先征玁狁，后伐西戎，軍隊威儀赫赫。最后一句“赫赫南仲，玁狁于夷”。這是一場大戰，但沒有一句寫到敵軍，沒有一句寫到廝殺。仿佛在南仲赫赫軍威震懾下，終于平定了玁狁。
《小雅•六月》敘述另一次北伐玁狁的戰役。詩中寫道：“四牡骙骙，載是常服。”詩的作者全副武裝，乘著四匹黑色健壯的公馬駕的戰車，以每日30里的速度開赴前線。“四牡既佶，既佶且閑”。四匹公馬強壯威武，駕車的功夫非常熟練。這完全是軍威的顯示。
《小雅•采芑》寫的是方叔率領軍隊南伐“蠻荊”之武功。“其車三千，旂旐央央”，“如霆如雷，顯允方叔”，方叔率兵車三千輛，軍旗迎風飄揚。寫方叔英明又誠信，軍威遠震如雷霆。最后“征伐玁狁，蠻荊來威”，以方叔征討玁狁立了大功，蠻荊威服周朝而宣告勝利。整個戰斗過程既沒刀光也沒血影。
《大雅•江漢》記敘了召穆公奉宣王之命平定淮夷之事。“江漢湯湯，武夫洸洸”。以長江、漢水滔滔洋洋起興，表現出戰士雄赳赳，氣昂昂，群英勇武不可戰勝之氣概。極言軍隊之威武。
《大雅•常武》寫的是周宣王親率大軍伐徐的經過。著重寫了周宣王軍隊的強大。“赫赫明明，王命卿士”，“赫赫業業，有嚴天子”， “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綿綿翼翼” 。周王的軍隊，軍威赫赫，迅如鷙鳥，飛掠高翔。有如長江漢水之浩蕩，又如大山之堅不可摧。
另外還有《邶風•擊鼓》、《秦風•無衣》、《豳風》的《破斧》和《東山》、《小雅•采薇》等，也都同樣只顯示了軍隊的聲勢而沒有戰斗場面的描寫。
以上這些作品盡管都是寫戰爭的詩篇，但從內容來看，都沒有直接描寫戰斗，既沒有血雨腥風、刀光劍影的戰斗經過，也沒有流血飄櫓、堆尸成山的殘酷結局。寫的都是雄壯的軍威：蔽日的軍旗，雄壯的戰馬，銳利的武器、高漲的士氣和神威的統帥。這些詩歌，無處不折射出濃濃的人文精神。看看與《詩經》稍后的其他詩歌如屈原的《九歌》中的《國殤》，直接描寫了戰斗場面的殘酷：“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云，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鷙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再看看李華的《吊古戰場》，這此詩歌和《詩經》的戰爭詩形成多么鮮明的對比!
為什么《詩經》中的戰爭詩，只寫軍隊的威儀而沒有直接描述殘酷的戰斗場面的?究其原因，主要有四：
一、孔子“仁”的思想和孟子“民本”、“仁政”、“王道”思想的深刻影響
孔子說“仁者愛人”。 “仁”是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仁”的內涵非常豐富。許慎在《學文解字》中對“仁”作了解釋：“仁，親也。從人，二。”段玉裁于注中引《中庸》曰：“仁者，人也”。又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就是說，“仁”的基本涵義正是指人與人的關系。孔子還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之”。德治，是孔子所理想的治國手段，如果以德行為引導，以禮制為準則，人民不但可以免于刑罰，而且會有高尚的道德觀念。
民本、仁政、王道，三位一體，構成孟子相當系統完整的政治觀：以民為本的理論基礎，以仁政為治政方針，從而實現王道之治的政治目標。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惻隱之心，人之端也”、“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孫丑上》)孟子還鼓吹說：“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孟子•公孫丑上》)作為政治思想學說，它對于孔子的“德政”、“禮治”，有了重大的發展;特別是“民本”，“仁政”的理論闡述，大大補益了孔子思想學說的不足。民本、仁政、王道三位一體，是中國儒家王道政治的典型代表。孟子的這種思想體系對后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二、周公對“敬德保民”、“明德慎罰”思想的實踐
“敬德保民”、“明德慎罰”就是崇尚德行，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并使其生活充裕;懲罰人民要慎重，不要隨意殺戮。周公是周初年的大政治家、思想家，是中國儒學的先驅者。在殷、周王朝更迭的歷史變化中，周公親眼目睹了這一變革的全過程，觀殷之所以滅亡，周之所以興起，不能不引起他的思考。特別是“牧野之戰”，殷紂軍隊七十萬人“陣前倒戈”，成為殷紂滅亡的直接原因。周公又親率大軍東征，平定管、蔡、武庚之亂。歷史與現實的經驗，都促使周公對下層之“民”的力量的認識，能達到前人所未有的高度。周公的這種觀點，既是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民本”思想的重要實踐。
三、“威儀”是周代人外顯為的“人格美”
周代人所崇尚的“人格美”表現在“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威嚴”。(禮記•祭義)在周代，這種“人格美”的外部表現被稱之為威儀。昭顯威儀，便是把象征尊者等級地位的外物顯示給人看，引起人們心理上的尊敬、畏懼，行為上的恭順、服從。周代人這種“人格美”理想在《詩經》的一些形象中得到鮮明的表現。《采芑》是以抗拒外患為背景的作品。詩中所歌頌的元老方叔曾經征伐玁狁，后來又率軍出征荊楚，是當時王朝的棟梁之臣和扶傾救危的英雄。他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因此《采芑》的作者將描繪的的重點集中于方叔的威儀上。因為“在當時人看來，某些人在戰場上取得勝利，主要的原因并不取決于他們是否獨特的軍人素質，而取決于他們是否具備較高的禮的修養。”
把威信、威儀包括服飾、儀仗等，作為周代貴族“人格美”理想的載體和外部標志，象征性地將其運用于文學藝術創作之中，借以表現詩人對社會生活，對現實的人的審美評價，表現自己的生活理想與感情，這是西周至春秋時代文學思想的重要特征。這種思維方式和藝術定式在《詩經》的很多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
四是詩歌作者本身就是文武兼備的復合型人才。
從抽象意義上說，“文”和“武”是對立的，二者的指向相反。《國語•楚語上》記載，楚國申叔時談到對貴族子弟的教育時指出：“明昭利以導之文，明除害以導之武。”文的核心是利人及物，武的宗旨是除暴去害，這樣一來，文武兼備的人才必然形成兩種相反的心理素質和價值取向：一方面具有參戰的熱情和能力，另一方面施愛惠人。《詩經》反映戰爭的篇章出自文武兼備者之手，他們的表現對象具備同樣屬性，因此，在描寫戰爭場面、刻畫將士形象時，能夠將兩種相反的心態和價值取向進行調合，選擇帶有互補性質的側面加以表現，形成作品內在的獨特風貌。
戰爭是殘酷的，難免要有斬伐殺戮。“文”以惠愛為本，常懷憐憫之心。對于“文”和“武”的這種差異，《逸周書•謚法解》也作了揭示：“民惠禮曰文”;“克定禍亂曰武，刑民克服曰武。”武士置身于刀光劍影之中，經常耳聞目睹鮮血淋漓、尸骨堆積的景象。他們必須適應這種環境才能克敵致勝。對于多數文士來說，戰爭造成的慘象卻是他們心理難以承受的，當然更不愿意把它形諸文字。《孟子•盡心下》記載，《周書•武成》記述了周武王克商戰役時，有“血流飄杵”之語。孟子認為這種材料不可靠，不能信以為真。孟子是從性善的觀念出發，否定牧野之戰伏尸流血的歷史事實，這固然帶有主觀臆斷的傾向，同時也說明他對戰爭的殘酷性懷著拒絕心理，采取回避態度。而《詩經》在反映這些戰爭詩的創作主體是文武兼備的復合型人才，他們具有英雄氣概，敢于正視戰爭的殘酷性;同時，流血犧牲的戰地景象，也在他們心靈投下陰影，產生壓抑感。在這種心理張力的作用下，《詩經》戰爭詩的描寫雖然是紀實的，卻不是自然主義的，而是有所選擇和側重，盡量避免暴露戰爭的殘酷性，淡化它的恐怖氣氛。《詩經》也展示格斗廝殺場面，但很少出現血肉模糊的慘象，遇到這種情況，都用極其簡潔的筆法，予以交待。如《大雅•常武》敘述征伐淮夷的戰爭，只用“仍執丑虜”四字對戰爭結果進行概括。
下面，對《詩經》中的部分戰爭詩的作者作簡單的分析。
《小雅•出車》寫周宣王給南仲下達命令的同時，還指派詩的作者在北方筑城，可見他是位級別較高的出征將領。陳子展先生論及此詩時指出：“南仲奉命為將，北攘玁狁，西伐西戎，隨征將士描述此一戰役本末而作。”《小雅•六月》敘述的是另一次北伐玁狁的戰役，不過軍隊的統帥不再是南仲而是尹吉甫，從“來歸自鎬，我行永久”看，作者隨軍出征時間很久，返回鎬京后才寫了這首詩。《小雅•采芑》寫方叔領兵討楚，寫將士們在采摘芑菜時見到了統帥方叔，顯然這首詩也是隨軍將士所作。《大雅•江漢》反映的是召虎征伐淮夷的事件，戰斗勝利后得到天子的賞賜。郭沫若《表銅時代•周代彝器進化說》一文，根據傳世的《召伯虎簋銘》推斷，《江漢》這首詩就是召虎所作。此外，《詩經》中戰爭詩題材作品還有《邶風•擊鼓》、《秦風•無衣》、《豳風》的《破斧》和《東山》、《小雅•采薇》等，這些詩篇也都采用第一人稱來寫，也都是出征將士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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