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是

時間：2024-10-24 03:50:32 詩歌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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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是

　　在日常學習、工作或生活中，大家都對那些朗朗上口的詩歌很是熟悉吧，詩歌是一種抒情言志的文學體裁。那什么樣的詩歌才是大家都稱贊的呢？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是，歡迎閱讀，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是

　　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是篇1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紀)至春秋中葉(公元前六世紀)約五百余年間的詩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詩”，有目無辭，不計在內)，最初稱《詩》，漢代儒者奉為經典，乃稱《詩經》。

　　《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王風》、《鄭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檜風》、《曹風》、《豳風》，共十五《國風》，詩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頌》包括《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魯頌》四篇。這些詩篇，就其原來性質而言，是歌曲的歌詞。《墨子·公孟》說：“頌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意謂《詩》三百余篇，均可誦詠、用樂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記·孔子世家》又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這些說法雖或尚可探究，但《詩經》在古代與音樂和舞蹈關系密切，是無疑的。《風》、《雅》、《頌》三部分的劃分，就是依據音樂的不同。《風》是相對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區——而言的、帶有地方色彩的音樂，十五《國風》就是十五個地方的土風歌謠。其地域，除《周南》、《召南》產生于江、漢、汝水一帶外，均產生于從陜西到山東的黃河流域。雅是“王畿”之樂，這個地區周人稱之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當時把王畿之樂看作是正聲——典范的音樂。《大雅》、《小雅》之分，眾說不同，大約其音樂特點和應用場合都有些區別。《頌》是專門用于宗廟祭祀的音樂。《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這是頌的含義和用途。王國維說：“頌之聲較風、雅為緩。”(《說周頌》)這是其音樂的特點。《詩經》的作者成分很復雜，產生的地域也很廣。除了周王朝樂官制作的樂歌，公卿、列士進獻的樂歌，還有許多原來流傳于民間的歌謠。這些民間歌謠是如何集中到朝廷來的，則有不同說法。漢代某些學者認為，周王朝派有專門的采詩人，到民間搜集歌謠，以了解政治和風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種說法：這些民歌是由各國樂師搜集的。樂師是掌管音樂的官員和專家，他們以唱詩作曲為職業，搜集歌謠是為了豐富他們的唱詞和樂調。諸侯之樂獻給天子，這些民間歌謠便匯集到朝廷里了。這些說法，都有一定道理。各個時代從各個地區搜集來的樂歌，一般認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樂官——太師那里的。他們顯然對那些面貌互異的作品進行過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現存的《詩經》，語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體，韻部系統和用韻規律大體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現在異時異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盬”等)。古代交通不便，語言互異，各時代、各地區的歌謠，倘非經過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現上述情況。可以認為，由官方制作樂歌，并搜集和整理民間樂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業之一，在《詩經》時代是不斷進行著的。《史記·孔子世家》說，詩原來有三千多篇，經過孔子的刪選，成為后世所見的三百余篇的定本。這一記載遭到普遍的懷疑。一則先秦文獻所引用的詩句，大體都在現存《詩經》的范圍內，這以外的所謂“逸詩”，數量極少，如果孔子以前還有三千多首詩，照理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再則在《論語》中，孔子已經反復提到“《詩》三百”(《為政》、《子路》等篇)，證明孔子所見到的《詩》，已經是三百余篇的本子，同現在見到的樣子差不多。要之，《詩經》的編定，當在孔子出生以前，約公元前六世紀左右。只是孔子確實也對《詩經》下過很大功夫。《論語》記孔子說：“吾自衛返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前面引《史記》的文字，也說了同樣的意思。這表明，在孔子的時代，《詩經》的音樂已發生散失錯亂的現象，孔子對此作了改定工作，使之合于古樂的原狀。他還用《詩經》教育學生，經常同他們討論關于《詩經》的問題，并加以演奏歌舞(見《論語》和《墨子·非儒》)。這些，對《詩經》的流傳都起了重要作用。《詩經》中的樂歌，原來的主要用途，一是作為各種典禮儀的一部分，二是娛樂，三是表達對于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看法。但到后來，《詩經》成了貴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學習《詩經》成了貴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養。這種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語言的作用，特別在外交場合，常常需要摘引《詩經》中的詩句，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意思。這叫“賦《詩》言志”，其具體情況在《左傳》中多有記載。《論語》記孔子的話說：“不學《詩》，無以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可以看出學習《詩經》對于上層人士以及準備進入上層社會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詩經》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義。《禮記·經解》引用孔子的話說，經過“詩教”，可以導致人“溫柔敦厚”。《論語》記載孔子的話，也說學了《詩》可以“遠之事君，邇之事父”，即學到事奉君主和長輩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見(理應也是當時社會上層一般人的意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意思就是，《詩經》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總體上)是符合于當時社會公認道德原則的.。否則不可能用以“教化”。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論來推測當時人對《詩經》的看法，他們所定的“無邪”的范圍還是相當寬廣的。許多斥責統治黑暗、表現男女愛情的詩歌，只要不超出一定限度，仍可認為是“無邪”即正當的感情流露。第二，盡管如此，《詩經》畢竟不是一部單純的詩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項文化積累，又是貴族日常誦習的對象。所以，雖然其中收錄了不少民間歌謠，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與社會公認的政治與道德原則相沖突的內容。

　　秦代曾經焚毀包括《詩經》在內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詩經》是易于記誦的、士人普遍熟悉的書，所以到漢代又得到流傳。漢初傳授《詩經》學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個學派：齊之轅固生，魯之申培，燕之韓嬰，趙之毛亨、毛萇，簡稱齊詩、魯詩、韓詩、毛詩(前二者取國名，后二者取姓氏)。齊、魯、韓三家屬今文經學，是官方承認的學派，毛詩屬古文經學，是民間學派。但到了東漢以后，毛詩反而日漸興盛，并為官方所承認;前三家則逐漸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傳了。今天我們看到的《詩經》，就是毛詩一派的傳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