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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詩詞風格
楊萬里在《誠齋詩話》中曾根據李詩《山中問答》和《憶舊游寄譙郡元參軍》提出“李太白詩體”的概念，是宋人中最早用“體”字概括李詩風格的例子。嚴羽的《滄浪詩話》則進一步提出“以人而論，則有太白體”。嚴氏以卓異的詩性感悟和獨特的詩學思考介入了當時的李杜優劣之爭和李白詩歌風格的辨析：“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詩評》)“少陵與太白，獨厚于諸公。……(荊公)謂二人名既相逼，不能無相忌，是以庸俗之見，而度賢哲之心。予故不得不辯。” (《考證》)其中最著名的一段文字是：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郁.太白《夢游天姥吟》、《遠別離》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此論一出，后世崇杜抑李者或崇李抑杜者似乎都是在小結裹上做文章，終不及這段文字坦蕩大氣、方正嚴明。
李白唯一存世的真跡《上陽臺帖》，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從李杜風格的辨析上看，太白體：飄逸;少陵體：沉郁，也因此成為千古不易之論。嚴羽論詩注重風格批評，而且有一套辨析風格的獨特方法。他在《答吳景仙書》中說：“吾論詩，若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詩辨》云：“詩之法有五：曰體制，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詩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長，曰遠，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凄婉。”“五法”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寫作方法，而是詩歌文本構成的五大要素或五個結構層面。所謂“析骨”、 “析肉”云云，就是要從五大要素或五個結構層面入手解剖分析詩歌文本。嚴羽對“太白體”的詩學透視包含若干新的重要認識。
首先，嚴羽提出讀李白詩要認識“真太白處”：觀太白詩，要識真太白處.太白天才豪逸，語多卒然而成者，學者于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真太白處”、“其安身立命處”究竟是什么，嚴羽沒有直接說明。細案《詩評》，惟有一處論及《離騷》的文字可與此相發明：“讀《騷》之久，方識真味;須歌之抑揚，涕洟滿襟，然后為識《離騷》。”“識真太白處”和“識真味”，所涉及的問題的性質應該是一樣的，按理都應屬于“五法”中“興趣”這一層面。“興趣”是五法中最核心、最內在的一部分，陶明濬解釋為“精神”，極諦。嚴氏說要“識真太白處”、“識其安身立命處”就是要人們在感受太白天才豪逸的同時，認識其中所包含的性情精神。顯然，嚴羽認為太白的性情精神為其天才豪逸所表現，同時也被它所遮蔽，如果不能披文見質，就不能真正認識“太白體”。
為此，嚴羽在比較李杜詩風時特別舉出李白《夢游天姥吟》、《遠別離》二詩，說明其中體現了“子美不能作”的飄逸風格。毫無疑問，《夢》、《遠》二詩充分體現了李白天才豪逸的特點。《唐宋詩醇》評《夢》詩云：“此篇夭矯離奇，不可方物;然因語而夢，因夢而悟，因悟而別，節次相生，絲毫不亂。”又引楊載評《遠》詩語云：“波瀾開闔，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又如兵家之陣，方以為正，又復為奇：方以為奇，忽復是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⒁但是細案二詩，《夢》詩執著于人格的獨立，大有屈子《遠游》的精神意味;《遠》詩則執著于對國家命運的關懷，“我縱言之將何補”，極為誠摯、沉痛，“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更見其憂愁的深遠夐絕，王夫之讀到此詩，說了一句“供奉深”，算是真正識得太白“安身立命處”了。
嚴氏選擇《夢》、《遠》二詩為例說明 “太白之飄逸”，并不是隨意性的。與歐陽修激賞“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的橫放相比，與黃山谷贊美“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的天真爽朗相比，與楊萬里向往“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的超然出塵相比，與朱熹肯定“大雅久不作”的雍容和緩相比，嚴羽所選二詩，具有超然與執著，飄逸與沉痛的雙重美感;嚴氏所看中的，也正是二詩以超然寫執著，寓沉痛于飄逸的風格品質。“太白體”的主要內涵可能就在此處。其次，在與杜甫的比較中，嚴羽又指出李詩具有與杜詩相同的力量和渾厚品質：李杜數公，如金鳷擘海，香象渡河.郭紹虞先生認為，“金鳷擘海”比喻“筆力雄壯”，“香象渡河”比喻“氣象渾厚”。豪放飄逸的風格，是極難把握的，豪易失之粗，逸易失之輕，俊快則易失之容易。
《詩人玉屑》引敖陶孫語：“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云，核其歸存，恍無定處。”只看到了李詩飄忽輕靈的一面，沒有理解其渾厚有力的一面。清人賀貽孫《詩筏》曾就李詩渾厚的特點加以發揮：“所謂厚者，以其神厚也，氣厚也，味厚也。既如李太白詩歌，其神氣與味皆厚，不獨少陵也。”與嚴羽“香象渡河”之喻包含的意思相近。渾厚與有力是緊密聯系的，荀子《勸學》謂“其水積也不厚，則負舟也無力。”厚是力的基礎，筆力的“雄壯”源于氣象的“渾厚”。同時，氣象的渾厚又與情感(興趣)的深厚密切相關，執著深厚的情感是渾厚“氣象”的基礎。嚴羽雖沒有如此清楚的闡述，但從他立論所涉及的層面看，則不妨作如是觀。復次，嚴羽雖然承認李白“天才豪逸”，但并不認同所謂 “仙才”的說法：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
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之詞耳。宋人沿襲唐人關于“謫仙人”的說法，并進一步加以發揮，《麈史》記宋祁語云：“太白仙才，長吉鬼才。”歐陽修《太白戲圣俞》詩云：“開元無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閑。太白之精下人間，李白高歌《蜀道難》。”徐積《李太白雜言》云：“至于開元間，忽生李詩仙。是時五星中，一星不在天。”從某重意義上看，這種雖是贊美實則神化、仙化的認識，與將李白俗化(“識度甚淺”、“多言婦人酒”)的傾向一樣，都是對李白其人其詩的誤解。
太白之詩是有法還是無法，是有待還是無待，是可法還是不可法，宋人一般認為李詩無法、無待，也不可法，所以藝術風格有一種似非人間所有的神秘性。黃山谷認為“李白詩如黃帝張樂于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鄭景韋認為“李謫仙，詩中龍也，矯矯不受約束”，楊萬里則認為李白詩“如子列子之御風，無待乎舟車也”，“無待者，神于詩”，朱熹一方面認為“李太白天才絕出，尤長于詩”，一方面又認為“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于法度之中，蓋圣于詩者也”。嚴羽《詩評》云：“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認為李白詩歌是有法的，只是李詩之法與一般意義的詩法不同，更多一些個性色彩和興會標舉，屬于無法之法。嚴氏繼李陽冰《草堂集序》之后，將李詩風格重新定位在“天仙之詞”上，實際上恢復了李白詩歌的現實性，對正確認識其詩風格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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