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 邊城的分析
《邊城》是沈從文的代表作，也是他的美學思想的集中表現。關于這部小說的創作，作家本人有過重要的表白。他說：這作品所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目的是為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 。作家的表白是切實的。
在小說里，少女翠翠是作家所著力精雕細刻的中心人物。這是作家理想中的“自然之女”，她沒有任何都市鄙俗的污染，只有“小獸物”般的天真活潑和“黃麂”般的乖巧善良。而圍繞著翠翠所出現的人物，無論是秀拔出群的儺送，還是謙和克制的天保，無論是寬厚仁慈的祖父，還是豁達正直的船總，也都無不保持著做人的美德，信守著靈魂的純潔。小說正是通過他們相互間的男女之愛、祖孫之親，父子之情和鄰里之睦的描寫，生動地層現這邊城人民的健康，優美，質樸、自然的人性愛和人情美。
小說無意追求曲折離奇的故事情節，而是著力描繪人物的內心感情。整個作品是那樣渾樸天成，如同作家筆下的溪水，順著山勢，或急或緩，自然流淌，毫無人為造作之感。小說的語言也與所表現的內容和諧統一，質樸、清新、自然、含蓄，處處蘊含著濃郁的詩情，字字浸漬著作家的溫愛。
《邊城》是沈從文長期受壓抑的感情的流露。是他自己唱給自己聽，為了讓自己的心感動起來的“情歌”。
祖父死了，白塔倒了，未成年的翠翠等待著那個不知回不回來的儺送，稚嫩的生命失去了呵護，充滿悲哀和隱憂，但沈從文用抒情的暖和色調把人生的悲劇性包裹起來，使之化為淡淡的哀愁，像黃昏落日一樣美麗而憂郁。命運難以抵抗，但作品卻有一絲暖意：楊馬兵――翠翠母親昔日的情人取代爺爺，負起照顧翠翠的責任;船總順順伸出熱情的手，而離家出走的二老也還有回來的可能，翠翠的等待并非毫無意義……
一種由沈從文想象中始終追尋的充滿人類的愛意的“人生形式”，與人生不可抗拒的命運的悲哀調和起來，構成了《邊城》的基調。從這個意義上說，《邊城》不是現實鄉土的寫照，而是作者“排遣”與“彌補”長期受壓抑感情的一個桃花源式的好夢。
有人說，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激烈的三十年代，《邊城》把社會和人心寫得這樣美，是有意“掩蓋現實生活的矛盾”。我們認為，這是對作品和文學社會功能的一種片面理解。其實，美是一種客觀存在，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祖國的山河之美，人民的心靈之美，也是存在的。真實地挖掘出典型環境中固有的真善美，同樣是對假惡丑的一種抨擊和詛咒。
下面是沈先生寫給夫人張兆和的信：
三三，我因為天氣太好了一點，故站在船后艙看了許久水，我心中忽然好像徹悟了一些，同時又好像從這條河中得到了許多智慧。三三，的的確確，得到了許多智慧，不是知識。我輕輕地嘆息了好些次，山頭夕陽極感動我，水底各色圓石也極感動我，我心中似乎毫無什么渣滓，透明燭照，對河水，對夕陽，對拉船人同船，皆那么愛著，十分溫暖地愛著!……我看到小小漁船，載了它的黑色鸕鶿向下流緩緩劃去，看到石灘上拉船人的姿勢，我皆異常感動且異常愛他們。……三三，我不知為什么，我感動得很!我希望活得長一點，同時把生活完全發展到我自己的這份工作上來。我會用自己的力量，為所謂人生，解釋得比任何人皆莊嚴些與透入些!三三，我看久了水，從水里的石頭得到一點平時好像不能得到的東西，對于人生，對于愛憎，仿佛全然與人不同了。我覺得惆悵得很，我總像看得太深太遠，對于我自己，便成為受難者了，這時節我軟弱得很。因為我愛了世界，愛了人類。三三，倘若我們這時正是兩人同在一處，你瞧我眼睛濕到什么樣子!
這是一封家書，是“專利讀物”，不是宣言，用不著裝樣子，作假，每一句話都是真誠的，可信的。
從這封信，可以理解沈先生為什么要寫《邊城》，為什么會寫得這樣美。因為他愛世界，愛人類。從這里也可以得到對沈從文的全部作品的理解。
歷來對于《邊城》有這樣幾種認識：
第一，認為《邊城》沒有寫階級斗爭，“掏空了人物的階級屬性”。
被認為掏空階級屬性的人物第一是順順。有些評論者提高了順順的成分，說他是“水上把頭”，是“龍頭大哥”，是“團總”，恨不能把他劃成惡霸地主才好。事實上順順只是一個水碼頭的管事。他有一點財產，財產只有“大小四只船”。他算個什么階級?他的階級屬性表現在他有向上爬的思想，比如他想和王團總攀親，不愿意兒子娶一個弄船的孫女，有點嫌貧愛富。但是他畢竟只是個水碼頭的管事，為人正直公平，德高望重，時常為人排難解紛，這樣人很難把他寫得窮兇極惡。
至于順順的兩個兒子，天保和儺送，“向下行船時，多隨了自己的船只充伙計，甘苦與人相共，蕩槳時選最重的一把，背纖時拉頭纖二纖”，更難說他們是“階級敵人”。
針對這樣的批評，沈從文作了挑戰性的答復：“你們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淚’，且要求一個作品具體表現這些東西到故事發展上，人物言語上，甚至一本書的封面上，目錄上。你們要的事多容易辦!可是我不能給你們這個。我存心放棄你們……”
第二，是說《邊城》寫的是一個世外桃源，脫離現實生活。
《邊城》是現實主義的還是浪漫主義的?《邊城》有沒有把現實生活理想化了?這是個非常叫人困惑的問題。
為什么這個小說叫做“邊城”?這是個值得想一想的問題。
“邊城”不只是一個地理概念，意思不是說這是個邊地的小城。這同時是一個時間概念、文化概念。“邊城”是大城市的對立面;這是“中國另外一個地方另外一種事情”(《邊城題記》)。沈先生從鄉下跑到大城市，對上流社會的腐朽生活，對城里人的“庸俗小氣自私市儈”深惡痛絕，這引發了他的鄉愁，使他對故鄉尚未完全被現代物質文明所摧毀的淳樸民風十分懷念。
便是在湘西，這種古樸的民風也正在消失。沈先生在《長河·題記》中說：“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從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轉到家鄉鳳凰縣。去鄉已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來，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極大進步，試仔細注意注意，便見出在變化中的墮落趨勢。最明顯的事，即農村社會所保有的那點正直樸素人情美，幾乎快要消失無余，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惟實惟利的人生觀。”《邊城》所寫的那種生活確實存在過，但到《邊城》寫作時(1933--1934)已經幾乎不復存在。《邊城》是一個懷舊的作品，一種帶著痛惜情緒的懷舊。《邊城》是一個溫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隱伏著作者的很深的悲劇感。
可以說《邊城》既是現實主義的，又是浪漫主義的，《邊城》的生活是真實的，同時又是理想化了的，這是一種理想化了的現實。
為什么要浪漫主義，為什么要理想化?因為想留駐一點美好的、永恒的東西，讓它長在，并且常新，以利于后人。
《從文小說習作選·代序》說：
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杰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致，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這廟里供奉的是“人性”。
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沈先生對文學的社會功能有他自己的看法，認為好的作品除了使人獲得“真美感覺之外，還有一種引人‘向善’的力量……從作品中接觸另外一種人生，從這種人生景象中有所啟發，對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層的理解。”(《小說的作者與讀者》)沈先生的看法“太深太遠”。照我看，這是文學功能的最正確的看法。這當然為一些急功近利的理論家所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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