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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周至縣尉生涯及同期詩作
看過前輩詩人盧綸所做《過仙游寺》后，白居易就對仙游寺的景色非常向往，曾一生中多次去仙游寺旅游、住宿，不僅在仙游寺留宿時寫下千古名篇《長恨歌》，更與周至縣結下了很深的緣分。白居易的周至縣尉生涯是怎樣的呢?在這時期有什么詩作呢?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白居易的周至縣尉生涯及同期詩作，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白居易的周至縣尉生涯及同期詩作
陜西地方志叢書《周至縣志》載：“由于周至是京畿重要的縣份，”“元和元年(806)四月，”“朝廷選派白居易……出任周至縣尉，”“次年……十一月五日離任回京，”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晚號香山居士，又稱醉吟先生。原籍太原，祖上遷居下(今陜西渭南)，生于一個中小官僚家庭。其出生前后，父親正于外地做官。
不尋常的縣尉生活
白居易為周至歷代最負盛名的一任縣尉，千余年來那里的志書記述和人民對他的傳頌，猶如人們心靈中升騰了一盞永不泯滅的明燈。他在周至縣短暫而不凡的政治仕途雖鮮為人知，但留存下的詩篇，卻都成為人們認識和研究白居易的珍貴資料。
白居易晚年自撰《醉吟先生墓志銘并序》中說：“凡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喪、所經、所逼、所通，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中，開卷而盡可知也。”白居易在周至期間，勤于寫作，于從政之余，創作了不少詩歌，這些詩歌幾乎成了他周至足跡的一個記錄。他“所感，所得……所經”的縣尉生涯，多半表現于其文學作品中。當我們讀完他作品中的“一事一物”，亦仿佛讀了一部白居易于周至縣尉期間的心靈歷程史詩。
白居易入試未能如愿，卻被補任周至縣尉，這是他做后首次政治打擊，亦為他被迫首次離別朝廷，出任縣尉，為升為貶，在他的詩歌中是不難看出的。如《周至縣北樓望山》詩中，縣尉道出心中的哀傷：“一為趨走吏，塵土不開顏。辜負平生眼，今朝始見山。”在《寄題周至廳前雙松―兩松自仙游山移植縣廳》詩中，白居易又為自己道出這樣的悲嘆：“憶昨為吏日，折腰多苦辛……悔從白云里，移爾落囂塵!”
諸如白居易任縣尉伊始創作的這些詩歌，語言質樸，直抒胸臆，將自己被貶官的凄楚和郁郁不平的心聲，淺淺地傾注于筆端，使赴縣尉的悲傷心境，表露得十分逼真貼切，充分再現出白居易的才華及剛直不阿，心底坦蕩，“詩言志”的現實主義情操。
在唐朝統治機構中，“縣尉”為最低層小官。任其職即要對上官吏阿諛奉承，又要對屬下黎民施以壓迫掠奪。盡管封建社會中讀書人的出路是為取得功名利祿，但對白居易這樣有遠大政治抱負，且具深厚而廣博文化修養的人，被貶為縣尉，顯然是他所不樂為，卻又無奈何于不為的。
白居易才華盈溢，既為縣尉，卻從不于周至官場及民間目空行事，更不肯粉飾揚威，這在地方志及白居易的周至詩作中多有反映。苦難的身世，很高的造詣，他依如謙謙君子。達到他的詩歌藝術成就和學問難，達到他被屈才使用時不忘本、不蛻化、不變節及練達的縣尉高格亦更難。
《周至縣志》記述：“自古道天下衙門朝南開，官官相沿。白居易到任，令差役在北墻另開新門，兩邊各栽松樹，連掛在衙外的堂鼓，也移往他的臥室窗前。” 白居易并未停留于這些外在形象的修飾，而更注重形式與內容的統一，他在社會實踐中，將施政與情感緊緊地揉和在一起，在周至這塊土地上寫出人生的新篇章，形成自己的政治及文學新坐標。之后的長時間，白居易以自己的思想品德和言行，贏得了人們的廣泛贊譽，他的新衙門還被人們稱頌為“雙松署。”
白居易任縣尉期間常為老百姓辦實事，這在周至歷代志書及白居易詩作中亦不難看出。他為官不尚空談，不僅思想貼近人民，還經常深入田間地頭，體察民情、了解民心。農忙季節，他還累累躬耕于野，和百姓一起吃住，一起田間勞動，與衣食父母分享生活的甘甜苦樂，與達官貴人所不齒的下層人民建立了樸實真摯的友情。其周至詩作《縣西郊秋寄贈馬造》、《醉中歸周至》、《縣南花下醉留劉五》、《宿楊家》、《送王十八歸山寄題仙游寺》等，至今仍力透紙背，字里行間無不浸透著白居易“累月揣摩當代之事，”及“以民為天”的感人生活軌跡。他周至詩作中的“葛衣御時暑，蔬飯療朝饑。持此聊自足……”就是他任縣尉期間儉樸生活的寫照和記錄。
白居易清正廉潔的凜然正氣，《周至縣志》中亦有記述。如城南李財主與城西趙鄉紳為訛田官司，互托衙役以送西瓜、鯉魚為名，卻內裝銀子賄賂縣尉，而于過堂時卻皆被白居易判為“買衙賄官”罪等。白居易周至《官舍小亭閑望》詩中的“人心各自在，我是良在茲。回謝爭名客，甘從君所嗤”，正是描繪了自己為官拒賄方面的自在心態。
白居易追求真理，善于用唯物主義觀點剖析社會現象。他于周至的一些詩作，以唯物論的觀點對愚弄禁錮人民的迷信思想，亦給予了有力的鞭撻。
白居易在遭貶失意的縣尉生涯及孤寂的個人生活中，以唯物論的世界觀和求實精神統領自己，使他莫能平庸更沒沉淪，反到力頂逆境勤奮作為，為人民傾注心血。成為周至志書濃墨重彩記述和世代傳頌的惟一突出縣尉。他的建樹及難能的品德風范，正是周至文人秉筆直書，留給后人深沉的思念及傳統的必然依據和理由。
偉人的周至詩作
白居易出任周至縣尉一年半多的時間，感到“歸家(下)不自適，無計慰心神”(《寄題周至廳前雙松……》)，而無奈于為的官職，又使他“移根易地莫憔悴，野外庭前一種春”(《戲題新栽薔薇》)。在縣尉任期間，他于廣闊的社會生活中開擴了視野，目睹了唐統治集團在地方上對黎民的橫征暴斂，在深入生活中又進一步了解到下層人民的許多疾苦，聽到了人民的強烈呼聲。這對豐富他的詩歌創作源泉，推動他走上現實主義詩歌創作道路，實現“為民請命”的政治及文學主張，都提供了極為難得的社會題材和機遇。
白居易在周至創作了諸多詩歌，但由于千余年歷史的散失，現存僅30余篇。這些作品普遍帶有縣尉、詩作家融于一體的氣質和風格。白居易的周至詩作，正像他說的“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那樣，事理明了，文筆輕松自然，文字既不艱澀，又無花哨和造作之嫌，以平易通俗婦孺皆能吟誦著稱。
白居易詩歌分為諷喻詩、閑適詩、感傷詩及雜律詩四大類。其價值最高、他自己也最重視的是第一類諷喻詩。
白居易的諷喻詩繼承了杜甫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傷民病痛，指斥時弊，主題專一明確，對比鮮明強烈，不一味“嘲風雪，弄花草”。其詩取材廣泛，但思想內容多從“惟歌生民病”出發，反映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的痛苦生活與悲慘遭遇，從而揭示出封建統治者對人民的剝削壓榨的殘酷性和虛偽性，揭示出封建社會階級矛盾的基本方面。白居易對黑暗現實的抨擊之作，為他周至文學作品中最為精華的一部分，和最能代表詩人積極一面的作品。它把詩人的文學主張及政治態度皆積極地張揚了出來。
《觀刈麥》為白居易任周至縣尉次年夏忙時所作。詩以“田間少閑月，五月人倍忙”發端，極寫農民在麥收季節田間勞動的辛苦：“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縣尉獨有鐘情，針砭時弊，描寫了一個貧苦農婦的形象：“復有貧婦人，抱子在其傍;右手秉遺穗，左臂懸敝筐。聽其相顧言，聞者為悲傷。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饑腸。”
白居易情系于民，情感真摯熾熱，貧苦農民的悲慘景象，民生的疾苦，統治階級的罪惡，使詩人撼心搖肺，惻然悲傷，并歉疚地對比自己：“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余糧。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
該詩通過對“貧婦人”悲慘遭遇的描述，反映了封建課稅的嚴酷程度，勾劃了當時廣大貧苦農民的生活處境：終年辛苦勞動，卻不得溫飽。
白居易在周至還寫了不少閑適詩，這些詩深受陶淵明、韋應物的影響，多方面反映了詩人的社會經歷，抒發了他與朋友之間的友誼與情感，描繪了周至的自然景物和美麗風光，多為情悅性，流連光景之作。在這些作品中，屢見佳篇，不少還成為膾炙人口之作。
周至南倚秦嶺，北臨渭河，山水川原俱秀，自古有“金周至”之美譽。三千多平方公里上秀美山水的靈性，成了詩人閑暇藝術追求的源泉。老子《道德經》誕生的樓觀臺，白居易賦予了美的贊譽;海拔3767米的秦嶺最高名山，隋文帝楊堅避暑行宮“仙游寺”，詩人“曾于太白峰前住，數到仙游山里來”;魏蜀出兵交戰地駱口壁文：“拙詩在壁無人愛，鳥污苔侵文字殘。惟有多情元侍御，繡衣不惜拂塵看”(《駱口驛舊題詩》)。詩人在對周至諸多山川景物描繪中，傾注了濃濃的情和深深的愛，在“父母官”的筆下，作品更具明朗圓熟和自然流暢的美。
拓展
白居易的仕途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祖籍山西太原，生于河南新鄭（今屬鄭州市）。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是與李白、杜甫并稱的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
白居易自幼聰慧，五六歲的時候就開始學寫詩，在他16歲那年，因他的父親白季庚在徐州做官，就讓他到京城去見見世面，結交些名士。
那時，正是朱泚（cǐ）發動“涇原兵變”攻陷長安不久，長安作為大唐都城，自從“安史之亂”后，連年戰亂，到處鬧糧荒，長安米價飛漲，京城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很不好過。
白居易到京城后，打聽到京城有一位名士叫顧況，他就帶著自己的文稿向顧況拜訪求教。
顧況是有點才氣，但是脾氣高傲，他看到一個乳臭未干的小少年前來拜訪自己，心里不禁有些輕視。
顧況看到這位少年遞來的名帖上寫著“白居易”三字時，就皺著眉頭打趣地說：“長安米貴，居之不易！"
但是，當顧況翻開白居易的文稿后，看到里面的一首小詩《草》（即《賦得古原草送別》）時，不由肅然，他信口讀出聲來：“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顧況讀罷，臉上露出興奮的神色，馬上站起來熱情地對白居易說：“剛才，我對你戲言‘長安米貴，居之不易’，認為你在長安不容易長住。但是你能寫出這樣的好詩，我得改一下說法了，應該是‘長安雖然米貴，但你居之甚易！’”
白居易得到名士顧況這樣的稱贊以后，名聲隨即在京城里一傳十、十傳百，少年的白居易開始在長安城里聲名大震。
幾年后，白居易考取進士，唐憲宗聽聞白居易的名氣，就讓他做了翰林學士，不久又讓他擔任了任左拾遺。
白居易雖然進入了仕途，但他可不是那種爭名奪利、向上級阿諛奉承的官僚，他在一面不斷創作大量反應社會現實的詩歌的同時，還一面在唐憲宗面前直言相諫，當面指出皇帝的錯誤，特別是反對讓宦官掌握兵權。
然而，白居易諫阻唐憲宗封宦官做統帥，令唐憲宗感到不快，他向宰相李絳抱怨說：“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于朕，朕實難奈。”
李絳卻勸阻唐憲宗說，認為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如果辦他的罪，只怕以后沒人敢說真話了，李絳也乘機勸諫唐憲宗廣開言路。
但是，沒多久，唐憲宗還是把白居易的左拾遺職務撤掉，改任京兆府戶部參軍。
白居易寫了很多詩歌，其中有不少是反映現實的，比如《秦中吟》和《新樂府》詩集中，有的是揭露了宦官仗勢欺壓百姓的罪惡，有的是諷刺官僚們奢華的生活，有的是反映了百姓生活的痛苦遭遇。白居易因為這些詩文，也觸犯了不少掌權的大官僚和宦官，這些人對白居易充滿了嫉恨。
元和九年（814年），白居易在太子的東宮里做了左贊善大夫。次年，宰相武元衡因主張強勢對抗割據的藩鎮勢力，被平盧節度使李師道派人刺殺。
由于武元衡被刺案件有復雜的政治背景，朝廷里的官僚誰也不敢聲張，只有白居易站了出來，首先向唐憲宗遞上了奏章，強烈要求緝拿兇手。
然而，令白居易沒想到的是，那些宦官和官僚們卻抓住這個機會，說白居易不是諫官，不該對朝廷大事亂做主張，批判白居易越職言事。
緊跟著，又有一批仇視白居易的官員造謠說：白居易的母親是因看花掉到井里淹死的，而白居易居然還寫《賞花》、《新井篇》的詩，這不是大不孝嗎？
經過這樣羅織的罪名后，白居易終于被貶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去當司馬去了。
白居易無辜被貶謫到江州是他一生的轉折點：在此之前，白居易是以“達則兼濟天下”為志，希望自己能對國家對人民做出有益的貢獻；而至此之后，白居易的行事漸漸轉向“窮則獨善其身”，雖然仍有關懷百姓的心，但在行動上卻已無過去的動力了。
所幸，白居易被貶謫到江州后，某一夜在江邊送友人，聽到江上傳來哀怨的琵琶聲，一番交談后，再結合自己的遭遇，為我們創作出了著名的敘事長詩——《琵琶行》。
后來，唐憲宗暴斃，唐穆宗繼位，穆宗十分欣賞白居易的文采，又詔令白居易回京城任職。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之間爭權奪利，明爭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白居易極力請求外放，他又出任過杭州、蘇州刺史，在任上也做出一些對當地百姓有利的事。
白居易在仕途上的不順，他便把全部精力傾注到了詩歌創作中，他的一生共寫了二千八百多首詩，代表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錢塘湖春行》等，這些詩歌成為我國文學寶庫里十分珍貴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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