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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與人的任意撤銷權
《合同法》第186條規定："贈與人在贈與財產的權利轉移之前可以撤銷贈與。"具有救災、扶貧等社會公益、道德義務的贈與合同或者經過公證的贈與合同，不適用前款規定。"《合同法》第189條規定："因贈與人故意或重大過失致使贈與的財產毀損、滅失的，贈與人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如依條文之文意而為體系解釋，則僅第186條第2款可適用于第186條規定的情形，其他的贈與在實際上恐怕將無適用該條的可能，即第189條在許多情況下將成為一紙空文。
此一問題可從以下幾種情況來分析。
第一種情形，假設在贈與人尚未將贈與財產的權利轉移之前，贈與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致使贈與物毀損、滅失的，如依《合同法》第189條規定，贈與人似應就此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然而在受贈人依此請求贈與人承擔損害贈償責任時，由于依《合同法》第186條第1款的規定，在將贈與財產的權利轉移之前，贈與人可以撤銷贈與。因此贈與人此時完全可以以此條規定為依據撤銷原有之贈與。而合同一經撤銷，受贈人之合同上請求權即不復存在，因此無法請求贈與財產毀損、滅失之損害賠償。而在贈與人撤銷贈與之前，該財產為贈與人自己的財產;在其撤銷贈與之后，由于贈與財產之權利并未轉移，因此已毀損之財產仍為其自己之財產。贈與人對自己的財產有處分權，因此如因自己之故意、過失致其毀損的，自然不必向他人承擔責任。受贈人此時仍無損害賠償請求權。所以，在實際上只有贈與人自己在此情況下不行使撤銷權的，受贈人才有可能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但也不過為一種可能性而已，因為贈與人任意撤銷權之行使并無時間上的限制，仍可隨時行使之。因此在第一種情形下，第189條將在實際上落空。
第二種情形，假設贈與財產的權利轉移之后，始因贈與人故意或重大過失致使贈與財產毀損滅失。此時贈與財產之權利已經轉移，贈與人之合同義務亦隨之消滅，該財產已歸受贈人，成為受贈人之財產，如此時因贈與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致使該財產毀損、滅失的，屬于故意或重大過失損害他人財產，屬于侵權無疑。然而衡諸立法本意，并無在此規定贈與人侵權責任的意圖和必要。因為對于他人財產之侵犯非但故意及重大過失，即一般過失亦構成侵權行為，得向受侵害人負侵權損害賠償責任。而侵權責任應依《民法通則》的有關規定作為其請求權之規范基礎，而不應在《合同法》，尤其是其中的贈與合同一章中作特別規定。而且此處要求贈與人僅應就其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之損害負責，而未說明對一般過失造成的損害負責，可見并無適用一般侵權行為法的意圖。因此，《合同法》第189條的立法意圖應當不是在此處規定贈與人的侵權責任，故此時無第189條的適用余地。
第三種情形，贈與財產的權利在轉移過程中。因贈與人在贈與財產的權利轉移之前均可行使任意撤銷權，因此，只要贈與財產的權利尚未轉移，應認為贈與人仍可撤銷之。故此時如因贈與人之故意、重大過失造成贈與財產毀損、滅失的，與第一種情形無異，難適用第189條。
由此可見，前述立法在如下兩方面存在不符合立法意圖之處：
其一，由于贈與人任意撤銷權的行使范圍、期間等均無限制，致使除《合同法》第186條第2款以外的贈與合同，不問情由均可被任意撤銷，從而使受贈人對贈與財產因贈與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而到毀損、滅失時，實際上無法請求損害賠償，使其在大多數情況下成為一紙空文。
其二，由于贈與人任意撤銷權的行使毫無限制，使得受贈人不僅在前述情況下無損害賠償請求權，而且使得受贈人在為接受贈與而作了準備之后，因贈與人撤銷贈與而使其遭受的損失，由于贈與人行使任意撤銷權為行使法律賦予之權利，其行為可以排除違法性，從而使得受贈人的這種損失無從得到補償。如受贈人為接受贈與人贈與之汽車，修建了一座車庫，其后贈與人撤銷贈與使受贈人徒耗金錢、時間和人力，從而遭受損失的，如僅對合同法前述條文作純粹之文意解釋，則受贈人的損失將無從得到補償。
由此可見，《合同法》第186條第1款規定的贈與人任意撤銷權之范圍失之過寬。實際上《合同法》關于贈與人任意撤銷權之規范目的，無非是考慮因受贈人系純獲得利益，因此需要適當減輕贈與人之合同義務，故此賦予贈與人法定撤銷權(《合同法》第192、193條)、贈與履行拒絕權(《合同法》第196條)及贈與人之任意撤銷權等。但規范之目的又并不在于使受贈人之期待和信賴因此而毫無保障，而僅是相對平衡雙方利益。故此前述二種贈與人任意撤銷權之行使毫無限制的情形，可以認為是在法體系上存在影響法律功能，且違反立法意圖之不完全性，即有法律漏洞存在(注：參見梁慧星：《民法解釋學》，251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另參見楊仁壽前引書142頁以下)。為補充這一法律漏洞，在此需要對第186條第1款作目的性限縮之解釋，將前述兩種不宜于賦予贈與人任意撤銷權的情形，排除于該條款文意之外。依《合同法》第6條："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在第一種情形中，贈與人在贈與財產毀損、滅失之前，未行使其任意撤銷權，于損害發生之后方才行使的，可以認為是專以逃避損害賠償責任為目的之權利濫用。此權利之濫用有悖于前述誠實信用原則，故應排除于法條文意之外，使贈與人在此時不得行使這一權利。在第二情形中，贈與人之任意撤銷權既然為法律所賦予，其行使即為符合法律要求之權利行使，可以排除違法性，故而其行使一般無須負擔責任。然而在受贈人出于誠實信用而作了接受贈與之準備之后，贈與人如任意撤銷合同，則必將使受贈人之信賴受到損害，如前述汽車贈與之例。在此情況下贈與人撤銷合同將給受贈人造成損失，顯然不符合誠實信用原則，有背于立法之規范意圖。因此，在此應對贈與人撤銷權行使之效力加以限制，即贈與人在此時原則上雖亦可行使其撤銷權，但此權利之行使不能完全排除其責任，對因行使任意撤銷權而給受贈人造成的損失，依締約上過失責任為基礎，贈與人仍應承擔相應的損害賠償責任。
當然，前述兩種情形對贈與人任意撤銷權作目的性限縮的作法，只不過是在誠實信用原則的指導之下，作兩種類型化之處理。實際中可能還會有些情形尚未歸納出來，仍有待于以誠實信用原則為指導逐漸類型化。但是，筆者以為這只不過是權宜之計，消除漏洞的最好辦法還應該是在將來民法典的制定過程中，對前述種種不合理之處加以修正，以減少法律漏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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