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承好家風事跡材料

時間：2022-06-21 15:24:19 事跡材料我要投稿

傳承好家風事跡材料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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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好家風事跡材料3篇

傳承好家風事跡材料1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生活方式，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化學術。清代家集編纂刊刻的盛景已成為歷史，但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在人們向往書香社會的當下，回望傳統顯得尤為重要。這令《清代家集叢刊》的出版具有了特殊的價值。

　　匯集了家族著述的家集，是家族文學傳統最為直觀的載體。近日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清代家集叢刊》，公布了幾個以往很少為人所知的數字：宋及宋以前的家集，僅存世25種，且多為明清人編輯;元代自編及后代編輯的元人家集有15種;明代自編及清代編輯的明人家集有125種;清人自編及民國時期編輯的清人家集，總數達948種。盡管這只是初步的統計，但仍顯示出有清一代家集編纂風氣之盛。近百余年來，在中國社會經歷大變革、大轉型的同時，中國人“詩書繼世”的家族傳統似乎也正在逐漸淡去。

　　今年7月，詞學家龍榆生于20世紀30年代主編的《詞學季刊》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重新影印出版。在為此舉辦的一次讀者沙龍上，龍榆生之子、復旦大學化學系退休教授龍英才坦言，從中學到大學，自己一直在學校寄宿，與父親一起生活的時間不多，龍家的子女雖然在各自領域皆有所成就，但都沒能繼承父親的文學事業，龍榆生著述的整理、研究工作只能交給專業學者。

　　在新近出版的遺稿《我們三代人》中，已故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湯一介也屢屢提及，祖父湯霖、父親湯用彤及自己皆以教授中國文化為業，而他的子孫卻都移居海外。湯一介不禁感慨：“我們這一‘詩書之家’到我之后就不能再繼續了。”

　　作為技藝的文學傳統

　　何為“世家”?清人曾有過清晰的表述。余集說：“夫世家者，有以德世其家，有以業世其家，有以文學世其家，而窮達不與焉。”錢泰吉說：“所謂世家者，非徒以科第顯達之為貴，而以士農工商各敬其業，各守其家法之為美。”在他們看來，世家無關功名地位，無關財富多寡，重在對家族傳統的禮敬與堅守。

　　“人類文明的發展建立在知識傳授和積累的基礎之上，現代社會知識傳授的主要渠道是學校，也許今天還應該加上互聯網，但在中國古代，卻主要由家庭或家族來承擔。”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清代家集叢刊》主編之一張劍認為，在數千年的中華文明發展史中，家族文化是區別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標志，掌握住家族就等于掌握了進入中國古代社會乃至當代社會的一把金鑰匙。

　　所謂“三代承風，方稱世家”，家族文化傳統的養成需要幾代人的積累沉淀。清代家集中的《畢燕衎堂四世詩存》《長林四世弓冶集》《金陵蔡氏五世詩存》《溆浦舒氏六世詩稿》《桐城方氏七代遺書》《黔陽潘氏七世詩》《八葉詩存》《賜書樓九世詩文錄》《張氏十世詩抄》等徑以“六世”“七代”等命名，無疑表露著編纂者對于數代持守、終成世家的自豪感。有些家集，雖不以世代為名，但時間跨度可能更長，如《菱湖孫氏詩錄》有12世，《海鹽徐氏詩》有22世，《宜興任氏傳家集》有24世，均頗為可觀。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蔣寅發現，國外的音樂世家、美術世家很多，但文學世家很少，而恰恰相反，古代中國的文學世家非常常見，家集因此也成為中國獨有的一種文化現象，“中國人其實是把文學，或者說廣義的文學教育，作為一種技藝來繼承和傳播。對中國人來說，無論是選拔官員，還是評價個人才能，文采都非常重要。從漢代開始的察舉制度，隋唐以后的科舉制度，都把文采作為一項核心的考核內容。家族對于文學教育的重視，是中國形成眾多文學世家的重要原因。”

　　中國文化風貌的視窗

　　家集的編輯，既是對稿本、抄本、刻本等文獻的搜集、整理，也是對家族文學傳統的綴合、潤色與再造。這使得家集在展現文化火種薪火相傳的同時，也橫向拓展地緣、業緣、社緣等人際網絡，展現中國文學發展的具體歷史情境，成為展示中國文學甚至中國文化整體風貌的一個視窗。

　　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劉石認為，中國歷史上卓有成就的文學世家其實并不多，即使像以蘇洵、蘇軾、蘇轍為代表的蘇氏家族，其后代的文名也逐漸微弱。同樣，清代家集的文學價值未必都很高，與其說它們的作者是文學世家，不如說是文化世家。家集雖然主要是以詩、詞等文學作品的形式結集，但其所蘊含的文化價值更值得關注。

　　通過對所知見的786種清代家集編纂時間的梳理，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清代家集叢刊》另一位主編徐雁平發現，在戰亂等非常之際，家族整體遭遇危機之時，編纂家集的熱情不僅未有消歇，反而高漲。“清代家集的大量刊刻是在太平天國之后，與之相關的家譜編纂，在同治七年以后年均數量也明顯增加。戰亂激發文獻的新生，或者說浴火重生，既體現出高度的家族責任感和家族本位意識，更體現了中國文化傳統的深厚內涵和綿延傳承的重要渠道。”徐雁平說。

　　“家集對頌思祖德、啟勵后人、寄托家族情思，加強家族向心力、尋覓家族文學的特征和傳承、構建家族文學的發展脈絡、重現家族成員的文學活動空間等，都具有重要意義。世家大族往往就是地域文化傳統的代言人，他們的`家集與郡邑文學總集密切相關，因此家集的整理和研究也有助于人們對地域文化傳統的認知。”在徐雁平看來，清代家集數量的迅猛增加，是明清兩代文學中家族觀念、地方意識強化的表征，也是大批文學家族出現的一種必然結果，家集編輯在清代盛行的背后，是清人自覺的、自有的歷史感覺與文化意識，“其中牽涉書名的設計、作品的選擇編排、文字的修飾、小傳的撰寫、評說文字的搜集、世系的確定、人物關系的梳理等，這些舉措在有意建立家族文學傳統跨越時間的持續性，進而釀造出屬于某一家族的‘共同意識’。”

　　“《清代家集叢刊》向我們展示了什么是‘書香之家’。”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朱萬曙說，這些家族傳承百年的“書香”，正是當代社會所稀缺的。

傳承好家風事跡材料2

　　家風正，則人心正，社風清。家風是以“愛”為底色，以“孝慈”為筆墨繪出的一幅水墨丹青，看起來古樸，卻意境深遠。在市農機局家屬區院子里，年逾八旬的退休干部鄧尚志和妻子龍可英，在15年里編撰了3本書冊，圖文并茂地記錄家庭故事，傳承良好家風。

　　老有所學，詩畫怡情潤晚年

　　2月16日，走進鄧尚志的家，一股墨香迎面撲來。這套已建成30多年的房子里，最多的，是書籍和詩畫。鄧尚志愛書畫，龍可英好作詩。有這些作伴，兩位老人的晚年格外愜意。

　　“1991年退休后，我們先后到老年大學學習詩詞、國畫，過得很充實。”龍可英有著一頭漂亮的銀發，面色紅潤，行動敏捷，不像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在老年大學，她和老伴像初入校門的學生一樣，讀書、寫字、畫畫，整日忙個不停。“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在自己編著的《詩畫怡情》一書里，龍可英這樣形容那段在老年大學的日子。此后，她的作品頻頻見諸報端。20xx年，龍可英開始“觸電”，不僅學會了打字，還在新浪網開設了博客發表詩詞，擁有了眾多粉絲。

　　與老伴的時尚相比，鄧尚志更愛與傳統的筆墨打交道。他潛心于書畫創作，專心聽課，反復練習，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他的作品曾入編《中華老年書畫作品選集》《東方書畫藝術家大典》《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10周年書畫大展作品集》等數十部圖書,并多次在全國性的大展、大賽中獲獎。

　　老有所為，傳承家風正社風

　　憑良心，講道理;多積德，莫害人——在鄧尚志家里，掛在墻上的這條祖訓格外顯眼。這話是母親教的，如今，他又將這傳給了子孫。

　　歷經近一個世紀的風雨滄桑，兩位老人傳給子女的家訓遠不止這些：“不求名利得失，唯求心里踏實”“修身養性多積德，博學求知莫貪權”“輕看權和利，重視民與情;處世法為本，為人德在先”……在老人眼里，德比什么都重要。

　　與家訓相比，以身作則更可貴。

　　百善孝為先。上世紀六十年代，物資緊缺。有年春節，機關食堂給每人分了一缽蒸肉，龍可英惦記著辛勞了一輩子的公婆，省下來托人送到了鄉下婆婆家。公公病故后，她更是把婆婆接來長住，并在兒女面前立下規矩：“凡是奶奶沒有吃到的東西我們不吃，奶奶沒有享受到的我們不能享受。”

　　“有了‘能吃苦’這碗‘酒’墊底，什么樣的‘酒’都喝得下。”教育子孫時，鄧尚志總是將這句話掛在嘴邊。在他看來，吃苦耐勞是立家之本。盡管兩位老人年輕時在城里工作，但一有機會就把孩子放到農村去鍛煉，三子一女個個會插秧、割稻、砍柴，甚至還學會了破篾、織斗笠。

　　“屋檐水點點滴滴，滴在現窩里。”如今，鄧尚志的兒女個個成才，孝順父母。兒孫多次邀老人同住，老人卻總是婉言謝絕，不愿給兒女添麻煩，住在老房子里，過著簡單樸素的生活。房子的天花板有些裂縫了，他們就請人用透明膠細細地粘好。

　　20xx年和20xx年，夫妻倆先后編著《真情集》《心聲》兩本書冊，收集了一些自傳、家信家書以及詩詞，將一些為人處世的道理浸潤其中，傳教與后人。，龍可英又編著《詩畫怡情》一書，作為夫妻倆人生最后的紀念。在這本書中，兩人毫不避諱地留下了遺囑，要求樹葬，去世后火化，不占國家的地，骨灰葬在老家父母墳前的樹下。龍可英還特為此賦詩：“生死平常事，骨灰樹下埋。花開香十里，白鳥引歌來。”

傳承好家風事跡材料3

　　王陽明的一生，是一代大儒“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生，是踐行儒道、為國盡忠的一生。無論是貶謫蠻荒之地還是戎馬倥傯之中，他總是以國事為重，以盡忠為先，以盡孝為念，并且諄諄教育弟子要立志勤學，以圣賢自期，以修身養心、致良知為人生根本，而不以讀書做官謀取功名利祿為人生目標。

　　教導子弟立志勤學

　　王陽明在《與克彰太叔書》中說：“夫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為習氣所汩者，由于志之不立也。故凡學者為習所移，氣所勝，則惟務痛懲其志。久則志亦漸立，志立而習氣漸消。學本于立志，志立而學問之功已過半矣。”

　　王陽明說：“學本于立志，志立而學問之功已過半矣”，可見人生立志的重要。而所謂學問之功，就在消除習氣，復歸本然善性，這是一個道德修養過程，不可不慎。聯系到王陽明在《教條示龍場諸生》中所講“立志、勤學、改過、責善”四條學規，首重立志，稱“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更凸顯了王陽明的從小“立志學圣賢”思想的重要。

　　勉勵子弟以圣賢自期

　　王陽明在《贛州書示四侄正思等》書函中說：“近聞爾曹學業有進，有司考校，獲居前列，吾聞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吾書香者，在爾輩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爾輩但取青紫榮身肥家，如世俗所尚，以夸市井小兒。爾輩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為本，以圣賢自期，務在光前裕后，斯可矣……讀書講學，此最吾所宿好，今雖干戈擾攘中，四方有來學者，吾未嘗拒之。”

　　王陽明雖在“干戈擾攘”中，仍寄書子侄，諄諄教導他們立志勤學。在他看來，讀書為學，目的不在做官肥家，謀取榮華富貴，而在于確立高尚的道德人格，“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為本，以圣賢自期”。這才是“家門好消息”，是能“繼吾書香”的好子弟。他在《又與克彰太叔》書函中要求叔父教育兒子正憲讀書盡孝，“一切舉業功名等事皆非所望，但惟教之以孝弟而已”。在《寄正憲男手墨》中要求兒子“立志向上”，而不必志在“科第”，稱“科第之事，吾豈敢必于汝，得汝立志向上，則亦有足喜也。”

　　忠義為先，以國事為重

　　王陽明在《上海日翁家書》中說：“男之欲歸已非一日，急急圖此已兩年，今竟陷身于難。人臣之義至此，豈復容茍逃幸脫!惟俟命師之至，然后敢申前懇。俟事勢稍定，然后敢決意馳歸爾。伏望大人陪萬保愛，諸弟必能勉盡孝養，旦暮切勿以不孝男為念。天茍憫男一念血誠，得全首領，歸拜膝下，當必有日矣。”

　　自古有“忠孝不能兩全”之說，然而志士仁人雖常懷孝心，但總是以國事為重，忠義為先。王陽明在呈父親的書函中陳述了“先國后家”的人臣之義，在致兒輩的家書《嶺南寄正憲男》中則明確宣示了“我今國事在身，豈復能紀念家事，汝輩自宜體悉勉勵，方是佳子弟爾”的“國事為重”的思想。

　　勇于改過，以改過為貴

　　王陽明在《寄諸弟》的家書中，特別強調了“改過為貴”的思想，他說：“人孰無過?改之為貴。……古之圣賢，時時自見己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己過之功。吾近來實見此學有用力處，但為平日習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預為弟輩言之。”可見，勇于改過，以改過為貴，也是王陽明所提倡的優良家風。

　　師法圣賢，以致良知為人生根本

　　王陽明在致妹婿兼弟子徐愛的家書《與徐仲仁》中教育弟子“求古圣賢而師法之”，說：“勿謂隱微可欺而有放心，勿謂聰明可恃而有怠志;養心莫善于義理，為學莫要于精專;毋為習俗所移，毋為物誘所引;求古圣賢而師法之，切莫以斯言為迂闊也。”又在《寄正憲男手墨》中強調自己的講學宗旨，要求子弟以“致良知”為人生根本。他說：“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誠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之心，亦無良知可致矣。汝于此處，宜加猛省。”王陽明自提出“致良知”的心學宗旨以后，無論是對門人弟子，還是對家人子弟，皆諄諄教之以“致良知”，這個良知，便是孔孟之“仁”，程朱之天理，“致良知”，既是陽明學派的門風，也是王陽明一家的家風。

　　王陽明的江西大弟子鄒守益對老師的家書給予了精辟的總結和極高的評價，說：“先師陽明夫子家書二卷，嗣子正憲仲肅甫什襲藏之。益趨天真，奠蘭亭，獲睹焉。喜曰：‘是能授簡不忘矣!’書中‘讀書敦行，日進高明’;‘鈐束下人，謹守禮法’;及切祔道義，請益求教，互相夾持，接引來學，真是一善一藥。”這個評論，不僅以陽明之教激勵陽明后人，且以之激勵同門學子，亦足見王陽明關于確立道德良知對于建立良好家風、門風思想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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