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詩歌藝術成就
白居易在藝術上存在這些缺陷是不足為怪的。藝術性的問題不是一個純技巧問題，它與作家生活經驗的廣度，以及認識生活的深度有密切的關系。下面來談談白居易詩歌的藝術成就。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為使主題更明確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并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托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么慘烈的情景。
閑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后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后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后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于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于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于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白居易是唐代繼杜甫之后在詩歌創作上取得卓越成就的又一杰出詩人。他將自己的'詩分為諷諭詩、閑適詩、感傷詩、雜律詩四大類，其中他本人認為價值最高最為認可的是諷諭詩，“為時為事而做，救濟人病，裨補時闕，”很好地體現了他詩論的精神。而對感傷詩他當時并不看重，對閑適詩則從來就評價不高。今天從整體看白居易的詩，大多數人認為他最好的詩應該是感傷詩，閑適詩中也有很多好的、積極的內容，應有新的評價。這些是從思想內容方面看。從藝術成就的角度看，諷諭詩不能算是他藝術成就最高的詩，而感傷詩和閑適詩則達到了藝術成就的高峰。
以寫小說的手法寫詩，拓開了詩歌創新的歷史先河
白居易感傷詩代表作《長恨歌》的藝術特色是多方面的，而其在以寫小說的手法寫詩方面有著空前創新的作用：大大拓展了詩歌的容量，使讀者在欣賞精美語言的詩篇中，領略到小說題裁所具有的壯美畫面和精彩紛呈的情節內容，達到了多信息量獲取與身心愉悅欣賞的完美結合，有著特殊的撼人心魄的力量。
小說是生活容量最大的一種敘事文學形式，它通過曲折感人的故事情節、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特定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條件提供一幅幅人情入理和生動逼真的生活畫面，引導讀者認識社會、體驗人生，并體味作品的思想內容、生活情趣和藝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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