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失的聲音優秀散文
三姨去世后，我偶爾會夢見她。有時她隱隱約約的身影在夢中勿勿而過，我想跟上她，可剛邁開腳步，夢醒了；有時她在夢中對我微笑，那熟悉的笑容一綻開夜就不再黑了，夜不黑了，夢也就醒了；有時在夢里與三姨一起吃飯，可我剛要動筷，夢又醒了。
三姨的音容笑貌，我都懷念，但最懷念的是她的聲音，因為她跟我說過的話比媽媽說過的還多，然而在夢里我卻沒聽到過她的聲音。
三姨最后的聲音留在了幾盤磁帶里。那聲音于我是刻骨的銘記，是歲月在耳邊的回蕩，是她生命的留言。
記得三姨省吃檢用地買回了一個小錄音機，每當我們娘倆在家時候，她就拿出錄音機，說：“小宏，來，我說你錄。”那時的三姨已不再是原來那個美麗和英姿并存的健康女人了，而是一個有腦血栓后遺癥的病人。她右側身子完全不好使，走路時用左腿吃力地帶動右腿，吃飯做事都使用左手。由于右側臉部中風，說話不是很清楚，也不是很連貫，可就是這樣的聲音，字字句句，都錄進了磁帶，也錄進了我的心房，錄進了我的歲月。
給三姨錄音就像聽故事，她的故事很長，很多，也很苦，但也很美。
她的童年是在偽滿（滿洲國）時期日本刺刀下度過的。有一次日本鬼子抓人，她和家人藏在玉米地里，日本鬼子明晃晃的刺刀從她的頭頂上掠過。她恨透了日本人，但她卻救過一個日本士兵。那是一個寒冷的三九天，天下著大雪，她看見一個年紀不大的日本士兵站在那兒凍得直哆嗦，腳上穿了雙破舊的單軍鞋，也沒穿襪子，腳指頭都露出來了。她看不下去了，把一雙白布襪子送給了他，那個士兵感激地直哈腰。解放后，三姨有幸上了幾年學，這幾年學，讓她有了很多思想，她說要改變。十八歲那年，她從礦區招工來到了城里工作，當年就入了黨。那時，她對工作、學習、生活充滿了激情，對眼前的一切寄予了美好的希望。然而病魔卻無情擊碎了她的希望，刮割著她的事業和身體，但卻始終沒有刮割掉她的愛和信念。
三姨結婚后，她丈夫對她接連生兩個女兒十分不滿，并百般折磨和羞辱，她雖然很珍惜家庭，但面對歧視并未委曲求全。在那樣一個情感閉塞的年代，她在小女兒剛剛滿月就選擇了離婚。
多年來，她獨自帶著兩個女兒快樂地生活著。這快樂一直在表姐的影集里。我每次看表姐童年的照片，都嫉妒她們。三姨給她們照了好多好多像片，照片大多是姐倆或娘三的合影，每張照片姿態各異、笑容燦爛。照片雖然都是黑白的，也都只有一二寸大小，但它們卻不斷被時光著上了濃濃的色彩，不斷被記憶放大到了極致。
三姨也領我照過像，最精典的是她給我剃個男孩子寸頭后照的那張。照片上我噘著嘴，表姐說我是因為給剃了男孩頭不高興才噘嘴的。雖然當時的情景我都不記得了，但每每看到這張照片，看到三姨那美麗、自然、溫馨的笑容，看到她身旁的那個“小男孩”，我就想我要是男孩子該多好，那樣我長大了就會有力量保護三姨，有力量為她扺擋所有的困難。
有一年，遼源煤機廠剛建廠需要調入大批職工，很多人不愿意去，但三姨卻去主動報名去了遼源援建。三姨走了沒幾日，我天天嚷著要去三姨家，媽媽說遼源太遠了。我那時只有六歲，不知道太遠是多遠，只知道三姨離我很遠，我很想念她。后來三姨讓媽媽把我送到了遼源，我在三姨的身邊生活了兩年，那兩年是我童年最難忘的時光。
那時，三姨訂羊奶給我們喝。打吊瓶用過的葡萄糖瓶子每天早晨都會裝滿鮮羊奶準時地出現在門口。我最愿意聽三姨對我說：“小宏，把奶拿回來。”拿回奶后，三姨把奶倒進一個舊鋁鍋內，開始熱奶，我在旁邊看。每次奶熱好了，倒在我碗里的總是最滿，而兩個表姐的卻很少。那時三姨還經常帶我們看電影，電影散場我們都是走著回家，可每次我都耍賴不想走，非讓兩個表姐背我走，兩個表姐不愿意背也得背，因為三姨告訴她們必須換班背我；還有一次三姨沒在家，表姐要去剪頭，我非要跟著不可，到那后我說我也要剪，表姐就答應了，剪完后我一照鏡子就哇哇大哭，沖著表姐大喊：你給我剪的什么破頭，一路哭到家，見到三姨時哭得更歷害了，那次三姨把表姐狠狠罵了一頓。
在遼源的第二年，我到了上學的年齡。三姨說讓我在遼源上學，并為我準備好了上學用的東西。我高興極了。可當我穿著新衣服，背著新書包跟三姨到學校報名時卻被告訴由于戶籍關系不能上學。我又傷心極了。那年，我離開了三姨，回家上學了。
跟三姨一分開就是五年多，我很想三姨，也想過跟她再見時的情景，但從沒想過再見時會在醫院的病床上，更沒想過她會得那么重的病。
一天放學回家，媽媽跟我說：“你三姨回來了，一會帶你去看看。”還沒等我反過神兒，媽媽就急忙帶我走了。當我看到躺在病床上的三姨時，我一下子就大哭起來，撲到三姨的床前。瞬間，所有的思念都被一種悲痛、驚愕和不解所替代，又是瞬間，淚水伴著思念淹沒了悲痛、驚愕和不解。我的哭聲讓病房里所有的人都沉默了，可它卻不能讓病魔沉默。三姨用她不太好使的左手握著我的手看著我，眼里流出了淚水，嘴里卻一句話也說不出。
三姨得了嚴重的腦血栓，大半身子不好使換了，也不能說話了。單位非常關心她的狀況，把她們一家又調回了老家。在單位、親人的照料下，她的.病情一天天好起來了，能走路了，也能說話了。從此，我開始了陪伴三姨的日子，三姨說我是她的拐棍兒。
從三姨有病到我上大學離開家的十多年，我一直是三姨身體和語言的拐棍，而三姨始終是我情感和思想的支撐。這支撐直到現在依然是那么有力，她讓我感知到了善良、堅強，信念、希望、感恩、愛和付出的力量。
三姨從生活能自理的那天起，就沒停止過做事情的行動，直到她生命結束的那一刻，一紙遺書宣布了她行動的終止。
三姨的遺書是她說我寫的，也錄進了磁帶里。那并不是她臨終前的匆忙之語，而是她很早就有的一種愿望。她的遺書只有兩件事：一是把自己所有的積蓄都留做黨費，二是把骨灰撒向大海。當工會領導打開三姨留下的紅布包時，他們看到紅布包里除了黨費，還有這些年來她給各地災區的捐款匯單，其中最多的一筆是為瀾滄江發大水的捐款，200元。三姨留下的這個紅包是她做為一個黨員對職責的堅守，也是她對黨對國家感恩的最高表現。
其實三姨這些年來所做的又豈止一個紅包可包得下。多年來，她頑強地鍛煉身體，她說身體好些就能給單位省些醫藥費，單位為她做得太多了，而她卻做得太少；她堅持好多年在廠門口義務給職工打氣，她說這個活適合她，既能鍛煉身體又為人們做點事；她還收養過討飯的流浪孤兒、救濟過很多有困難的人等。她的錄音開頭就說：我感謝黨，是黨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沒有黨，就沒有我的今天……
這些話在今天聽起來似乎有些唱高調，但那確實是一名黨員對黨的真誠表白，是一個普通人對于恩情的回音，這是一段逝去的光輝。
記得每次錄完音，三姨都囑咐我一句：把磁帶都放好了。不知是我把這句話忽視了沒把磁帶放好，還是我過于重視這句話，把它們放在什么隱蔽處了，直到現在，一共三本磁帶，我翻天倒地，怎么找也找不到了。三姨的聲音成了遺失的聲音。
多少次我問自己，它到底遺失在了哪里？仰望星空時，我知道它早已化做了夜空中的星星，時常落在我的枕邊；面對大海時，我知道它早已化做了海面上的浪花，時常在夢中將我拍打；翻開照片時，我知道它早已化做記憶的音符，時常在心中唱響。
如果有一天我在夢里聽到三姨的聲音，它一定是既熟悉又陌生，既親近又遙遠。它是我的永久的期待和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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