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語文老師現代散文
小時候，我在鄉下啟的蒙。語文老師是“山口關”我二外公家的女兒，姓鐘。短發，披一條白色的寬圍脖。那個時候上學，條件比不上現在，學校只配幾張長條桌，自已背板凳上學，下午放學，再好模好樣地背回去。我因為從城里來，外公外婆看得重，板凳輪不上我扛，一直有表哥代勞。
鐘老師喊我外婆叫“嫚嫚”，其實就是“姑姑”。沾親戚的光，我從小就有一種優越感，跟現在的“富二代”、“官二代”比，身價差不多。
上毛筆課時，鐘老師總愛上我桌前溜達，筆劃不對，鐘老師在后面捉了我的手，橫豎、撇揦，一筆一劃地教。可惜我那個時候，不知道用功，害得我上班后，填個人事表格，寫個入黨申請，總覺得自己的字跟雞爪子在地上亂爬。
有一天，我感冒了，渾身上下發冷，直抺鼻涕，鐘老師摸了摸我額頭，執意要背我回家，還把她的圍脖替我圍上。我害怕把鐘老師雪白的圍脖弄臟了，硬是聳了一道的鼻子。那次是我第一次扎圍脖，暖暖地，從沒有過的感覺，似乎還有一種淡淡的肥皂味。
1973年，我回城。秋季開學，學校老師說我拼音基礎太差，建議我留一年。回來跟爸媽說，爸說：聽學校的。爸和媽小時候在農村，家里兄弟姊妹一大堆，他倆加起來，還沒小學畢業。
班主任姓易，個子不高，教我們語文。易老師書寫板書，愛踮腳，黑布鞋耷拉在半空，露出帶補丁的襪子。滿滿一黑板的生字，全都注上了拼音，我們坐在下面晃著腦袋，跟著她一遍遍地讀。好幾十年過去，我還能清楚地記得易老師歪著脖子，拖著長調教我們學拼音的樣子。
下課了，女生愛在墻根下玩跳繩，男孩子則喜歡操場上踢骷髏。骷髏子是在后山墳圈子里現扒的。圓咕隆咚的，從操場東頭一直踢到西頭，踢習慣了，沒人覺得會害怕。有一次，該死的骷髏一下子射中了易老師的后背。直到期末，快考試了，易老師還是在講臺上坐著講課，只露出一個小腦袋，她站不起來。
三年級下半學期，我轉學到廠辦學校。我們讀書那陣，毛主席號召“工人階級必須占領教育陣地”，周邊五個廠，如雨后春筍般，一夜之間成立了三個子弟學校。（“雨后春筍”這個詞，出現頻率多，老師布置家庭作業，隔三差五就讓我們造一回句）。學校第一任校長姓賈，正方臉，時時刻刻寫滿了階級斗爭，特別嚴肅。他平時穿一身洗得發白的藍布工作服，上下四個翻蓋兜，左上衣兜別了一管鉑金鋼筆，露在兜兜外的筆頭帽，有黃豆粒大。因為他姓賈，當了他的面，我們都喊“假”校長，他老遠答應得，夸我們從小有禮貌。
上初中后，教我們語文的是張勝蘭老師。學校里男老師、女老師，屬張老師的嗓門大。每天早讀課，滿院子都能聽到她領讀的聲音。
初二，張老師可能因為她的大嗓門，被調到廠銷售科去了（至少，我十多歲時，我都是這么理解張老師的這次人事調動）。幾十年后，張老師一直跟她兒子住在長沙。我前年回老家，特意去長沙看她。到她們家樓下，張老師在我身后，扯了脖子喊我的名字，中間的“岳”字加后面的“平”，拖出去差不多一里多地，逗得不少行人停下來，向我們這邊張望。老師一手扯了我胳膊，一手牽著我媳婦上樓。一大桌的`湖南菜堆在我面前，老師讓我喝點啤酒，別裝假。可我哪敢放肆，心里想喝，腦袋卻搖成了撥浪鼓。老師見我放不開，盡往我碗里夾菜，在老師的眼里，我還是一個沒有長大的孩子。
后來，教我們語文的老師，也姓易，叫易碧元。個子很矮，講起話來一字一頓。畢業前，易老師鼓勵我參加廠征文大賽，我有些擔心，怕自己的文章評不上獎，拖到截稿前幾天，才冒失地寫了一篇，交給老師。老師連夜修改，封信封的時候，我在飯鍋里狠狠地挖了一坨飯。那個時候，一般人家舍不得買漿糊，信都是用爐鍋里的大米粒粘。我的征文題目是：《我的師傅》，內容寫一個勞改犯釋放出來后，分到了工廠上班，周圍的人都不正眼看他，只有師傅鼓勵他重新做人。師傅是真名真姓，叫唐炳堯，跟我爸在一個車間班組，是我們廠出了名的勞模，勞改犯是我自己瞎編的。
這篇征文幸運地獲得了二等獎，發給我一支英雄牌鋼筆，筆帽上也有一顆跟“假”校長一樣大的黃豆粒。后來，我讀高中，再也沒有用原先那支“吱吱”淌墨水的筆，鳥槍換了大炮。
無巧不成書，那年全市中考作文題《及時雨》。我沒怎么費勁，干脆把我前些天參賽征文照搬上去，還自作聰明地添了個副標題：“一個勞改犯的自述”。
這篇作文后來被收進了中考優秀作文選，印成綠色小薄冊，一角錢一本。
我壓根沒想到，我親手“炮制”的一名勞改犯，竟然讓我連續兩次露了大臉，還露到了市里邊去。自此，我越發地喜歡語文課。那陣子，看書也看得雜了起來，什么《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喬太守亂點鴛鴦譜》，我都找來看，有時還打了手電筒，撅腚，趴被窩里看，整個人跟打了雞血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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