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時代》的我的喜歡和不喜歡散文
一個生命從指間滑過，就如一顆沙粒從被風吹起，留不下什么，也帶不走什么。
——題記
我喜歡蕭紅的態度，在戰亂紛飛的時代，不過是希冀有一個安靜的地方寫出自己所感受到的東西。文學是私密的，也是作者掏空身子用血淚寫就的，不走進嗅一下那帶著汗水的鹽丑味和帶著血液的腥臭味你是無法知道文學的偉大的。“ 一個肚子凸的饅頭般的女人，獨自的在窗口望著。她的眼睛就如塊黑炭，不能發光，又暗淡，又無光，嘴張著，胳膊橫在窗沿上，沒有目的地望著。”（《棄兒》）這是蕭紅憑著本能寫出的文字，帶著光卻照不亮命運，帶著熱卻溫暖不了自己的子宮。我不認為這些文字是有意義的，它不過是一個女人在放棄自己后對于自己的自畫像；我認為這些文字是有意思的，它帶給讀者的是一種從所沒有的情感震顫。這是文學的魅力——不問意義，只求有意思。
我喜歡李檣的態度，對于一個人物傳記電影，他放棄了主觀的講訴，選擇了擺事實的手法。我不認為一個人能徹底的講明白蕭紅，我也不認為一個人能真正講明白那個時代。我們所觸及的到的不過是落滿灰塵的冷冰冰的史料，這都是經驗性的。李檣在寫《黃金時代》是小心翼翼的。我喜歡這種小心翼翼。就像我們在打桌球的時候，我們揮桿打紅球，紅球碰到白球，白球入洞。如果我們問，白球為什么入洞，你不能說是因為我揮桿的原因——因為你所看到的只是紅球碰到了白球。對于蕭紅這個歷史人物，是同樣的道理。我們不能拍著腦袋就說，她就是這樣的，因為擺著你面前的只有史料。
觀眾太習慣了這種拍著腦袋式的講訴歷史人物的手法了。所以，當李檣像求證數學命題一樣用“證偽”的方法寫出了這個劇本的時候，我們的觀眾往往是無所適從的——因為我們的哲學教育已經被荒廢了太多年了。我認為李檣是在借自己的創作態度給我們補了一堂哲學課。我們的知識全部都來自于經驗，我們必須在實踐中“證偽”。與其把這部電影叫做一部關于蕭紅的電影，不如把它叫做“什么不是創作者和觀眾想象的蕭紅”的證偽題。這樣一種小心求證的態度是多數國產歷史題材所缺少的誠意與能力。
我喜歡導演“布萊希特”的處理手法——讓“歷史人物”站在鏡頭面前來交代故事的背景和當時自己的心聲。可是導演布萊希特的又不夠徹底，導演企圖拒絕觀眾，可是這種拒絕又不夠徹底。
我尤其是不喜歡電影的結尾的。電影本就應該在蕭紅死的時候戛然而止。一個生命結束了，就這么簡單。導演借著蕭紅的口，又企圖代替蕭紅說些什么；導演甚至借著蕭紅朋友的口，露出了對于蕭紅的評價。這就好像在一本宣揚純理性的哲學著作的末尾加上了一段既具有煽動性和極感性的文字。這是一個愚蠢的自我解構。這也是一個愚蠢的對于蕭紅的自我代言。
我不喜歡對于這部電影的某些不負責的評論。有些評論認為這部電影太過于碎片化，有些人認為電影的臺詞處理的'過于混雜。也許這些觀眾讀了太多的歷史學者的歸納出來的著作，或者太多好萊塢式的傳記片吧。
這其實涉及到一個根本的問題——我們應該如何認識歷史傳記片的態度。對于浩繁的歷史，我們就如一個原子般渺小。我們所能接觸的歷史本來就是碎片化，甚至是斷層的。試問作為一個編劇，他又能有多大的勇氣拍著胸脯用自己的想象完善那歷史的缺損呢？我們是追求對于求真的勇氣還是追求所謂完整性的意淫？
我不喜歡某些觀眾嫌這部電影的時長過長。理性的來說，李檣的這個劇本是恰到好處的（除了結尾），增減一處都是不合適的。其實這是一種慣性思維的使然，觀眾所接觸的大部分電影都是120分鐘以下的電影，突然來了一步3個小時的電影觀眾在慣性的作用下必然會質疑和不滿。觀眾沒有勇氣接受超過自己日常經驗的東西，選擇沉睡在自己熟悉的經驗之中，雖然這種保守看起來是安全的。但是我認為這是一種不成熟和懦弱耳朵表現，這也是我們的電影創新力缺乏的一個原因。一個好的電影除了需要成熟的創作者，何嘗不需要成熟的觀眾呢？
一個生命的消逝，就如一粒沙子被風吹走。電影應該討論的是它如何消逝的，而不是討論它應不應該消逝，它值不值得消逝。因為“值得”或者“應該”本身就是留給觀眾自己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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