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悲劇--柳宗元《黔之驢》寓意新解

發布時間：2016-8-27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易思平

《黔之驢》是唐朝大文學家柳宗元的寓言名篇，其寓意一般理解為：諷刺“統治集團中官高位顯、仗勢欺人而無才無德、外強中干的某些上層人物”①。然而，這種理解疑點頗多：柳宗元筆下的驢似乎不像高官顯吏，也未“仗勢欺人”，談不上與“上層人物”有多大關系；相反，它看起來是個可憐的動物，其遭遇尤其值得同情。一句話，這篇寓言的寓意有重新解讀的必要。

《黔之驢》是柳宗元寓言《三戒》之一，另兩篇分別是《臨江之麋》和《詠某氏之鼠》。這后兩篇的故事大致相似：臨江之麋，依仗主人寵愛，日與家犬游戲，結果忘己身份，見外犬而“欲與為戲”，被外犬“共殺食之”；某氏之鼠，也是因為主人寵愛，于倉廩府庫中恣意為患，“飽食而無禍”，后換了新主人，仍“為態如故”，結果被群貓捕殺殆盡。柳宗元在《三戒》序言中，是這樣說明這組寓言的創作意圖的：“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殆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按序言中的對應關系，麋屬于“依勢以干非其類”之物，鼠屬于“竊時以肆暴”之物，兩者正是那種“仗勢欺人”、“外強中干”而又“無才無德”的權貴或者爪牙，其下場屬罪有應得。而驢只是“出技以怒強”，顯然不與麋、鼠同類：因為它并沒有“依勢”逞己威勢，又沒有“竊時”肆己暴虐，也沒有招誰惹誰或者得意忘形而忘記自己是誰。可以說，驢完全是個弱者，它的悲劇正是因為觸怒強者而招致迫害致死的結果。

那么，《黔之驢》到底寫的是什么人的悲劇?它的寓意又究竟如何?秉著“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態度，我提出一個也許是“驚世駭俗”的看法：我認為，《黔之驢》寫的是中國文人的悲劇；它的寓意在于告誡文人不要“出技以怒強”，而應鋒芒內斂，謹慎處世，以求全身遠禍。這是柳宗元基于歷史上許多文人的不幸遭遇和自己的痛苦經歷而得出來的人生經驗與教訓。

首先，考察一下中國文學史，可以發現這樣一個也許并非巧合的現象：一些有脾氣有個性的文人，對驢往往頗有偏愛。如“建安七子”中最有才華的詩人王粲，生前就喜歡聽驢叫。《世說新語傷逝》記載：他死后，魏文帝曹丕與文人同游去吊喪，竟每人學一聲驢叫來對他表示悼念。而西晉文學家孫楚不僅喜歡聽驢叫，還喜歡學驢叫，也是《世說新語傷逝》記載的，孫楚恃才傲物，看不起世人，惟獨尊重王武子，王武子死后，他去吊喪，哭過之后，對著靈床說：“你平時喜歡聽我學驢叫，現在再為你學兩聲吧。”

驢，體態瘦弱，骨架卻大，喜歡吼叫，吼叫沒用還敢“蹄之”，以性子執拗出名，人稱“驢脾氣”。王粲、孫楚也許正是從“驢”身上意識到了自身的存在，從而喜歡上“驢鳴”。據《三國志王粲傳》載：王粲年輕時依附荊州劉表，就是由于為人“躁競”而“通脫”，始終難與規矩而平庸的劉表相合，不得已而去依附曹操。至于孫楚，《晉書》本傳開篇便說他為人“才藻卓絕，爽遇不群，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他曾把“枕石漱流”一語改為“漱石枕流”，說“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可見是個不合流俗、兀傲不馴的文人。

說明驢與驢脾氣文人很有緣分的，更有宋朝“拗相公”王安石的故事。據傳，王安石晚年罷相后，住在南京鐘山，幾乎每日乘驢出游，而且不問方向，全憑性情，率意而行：“若牽卒在前聽牽卒，若牽卒在后即叫馳矣，或相公欲止則止，或坐松石之下，或田野耕鑿之家，或入寺。” ②自由逍遙之中見出一種執著與孤傲。王安石一生以性格執拗聞世，我行我素，固執偏頗，像一頭頑驢。

其實，如果再往深層里想，可以發現歷史上許多有思想有才情的“真文人”，盡管在生活中不一定對驢有什么偏好，但在精神性格上無不與驢相通相似。他們學問才氣了得，但都書生氣十足，敢說敢怒，敢發牢騷，敢不平則鳴，即使面對強權，也任性而為，無所畏懼，表現出一種兀傲不馴的“驢性”氣質。比如：戰國時法家代表人物韓非、西漢史學家司馬遷、東漢末大學者孔融、西晉著名詩人嵇康，以及唐朝大詩人李白和大文學家韓愈，等等，無不如此。

其次，考諸文人儒生的人生際遇，又可以發現這樣一個規律性現象：歷史上的“驢脾氣”文人大都遭遇不幸，甚至下場悲慘，善始善終的情況可以說是微乎其微。這里還以上面提到的幾位文人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

韓非，一代博學通才，他本深知向君王進言之難，曾寫名篇《說難》，分析之精到與深刻令人折服，但現實生活中卻是個直性子，見韓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并寫憤激之作《孤憤》，直斥朝政腐敗；到秦國后，又驢性不改，不適時宜地批評秦始皇寵信的大臣姚賈搞金錢外交，結果被姚賈、李斯等人誣陷，坐獄而死。司馬遷對此感慨不已，說“余悲韓非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③。而司馬遷自己，也并沒有從韓非子的遭遇中吸取教訓，終生都是直言直行：剛任太史令不久，就因李陵投降匈奴事件，竟拂逆漢武帝之意，竭力為李陵辯護，結果被處以“腐刑”，受盡奇恥大辱；后忍辱創作《史記》，仍秉筆直書，乃至“是非頗謬于圣人”④，結果終生孤寂而悲涼。與王粲同為“建安七子”的孔融，名重天下，但為人“跌蕩放言”，不僅“謗訕朝廷”，并且對權相曹操“發辭偏宕”，“多侮慢之辭”，結果被冠以“大逆不道”的罪名下獄棄市。⑤與孫楚同時代而稍前的“竹林七賢”之一的嵇康，為人剛正，不僅敢于言辭激烈地針砭社會，批判名教與禮法的虛偽，而且寫《與山巨源絕交書》，公然表示與司馬炎政權決絕的態度，時年四十而遇害。柳宗元生活的唐朝，類似的悲劇仍然反復發生。大詩人李白，為文豪放，為人剛直，對權貴多有得罪，據樂史《李翰林別集序》記載：宦官頭目高力士等人曾在楊貴妃面前多次讒毀他，說他寫詩“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引起楊玉環的記恨，欲置之于死地，幸虧唐玄宗認為他“非廊廟才”，放他出宮，才撿了一條性命。至于柳宗元的文學同道與知己韓愈，他最為著名的文學觀點“不平則鳴”就是一種驢性的發言，而其《諫迎佛骨表》更是一次勇敢地針對最高統治者唐憲宗的驢性行動：他直責唐憲宗信佛的愚妄，倡言要焚燒佛骨，嚴懲興佛妖風，其言辭之犀利，令昏君暴怒，朝野震動，結果被判以死罪，幸得宰相裴度等人全力救助，才被遠貶潮州，幸免一難。

例外的情況也許有，比如好驢鳴的王粲、孫楚兩人就不僅“善始”，還能“善終”；但這并不是因為他們特別幸運，而是由于他們后來收斂了自己“驢鳴”的聲音，早年執拗的“驢性”漸漸變成晚年溫柔的“鴿性”，如后來曹操封魏公時，就是王粲等人領表勸進；孫楚四十余歲走上仕途后，‘也鋒芒漸消，與其他循規蹈矩的官員沒什么兩樣。喜歡聽驢叫和學驢叫只能是他們對曾經擁有的驢性精神的一種特殊的、也是無奈的緬懷方式罷了。

再次，從知人論世的角度來看，我們也有理由相信，《黔之驢》確實寄予了柳宗元對文人不幸遭遇的憂心之嘆。青年時代的柳宗元，也極富驢性精神，他秉承父親柳鎮嫉惡如仇，正直勇敢的性格；二十一歲中進士，引起許多人的關注，連唐德宗也派人打聽，知道他就是敢于觸犯權臣竇參的柳鎮的兒子；走上仕途后，更加銳氣郁勃，成為以王叔文為首的永貞革新集團的核心成員之一，議論風發，敢說敢做，與宦官、豪強及舊官僚形成對立局面，展開尖銳的政治斗爭，直到失敗為止。但這次事件給他在政治上判了死刑，《新唐書柳宗元傳》云：“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廢，遂不振。”這篇寓言就是改革失敗被貶為永州司馬后所寫。他的哀怨疑懼，感慨痛苦，可以想見，但又不便明說，只好曲折地加以表達，于是寓言成為他適用的文學形式。因此，“柳宗元的某些寓言，古代有的注家和今天有的論者以為或許是因為后悔自己及禍而作。從那些作品的內容來看，這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⑥《黔之驢》我認為就是在這樣的心態下創作而成的。

現在來看看，寓言中是怎樣描寫黔之驢的命運的。寓言開篇說：“黔之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所用，放之山下。”接下來說：“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為神。”這樣的驢不正是那些聲名遠播的文人儒士嗎?他們入朝或入仕之前，名聲顯赫，像一尊假神一樣，讓人“景仰”。如韓非，本為韓國公子，名聞秦始皇，始皇說：“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 ⑦竟出兵威脅韓國而得到韓非；如李白，還是草野平民時，唐玄宗已仰其聲名，下詔征他入朝。然而，真到了朝廷，又怎樣呢?自我感覺恐怕就是“百無一用是書生”，在權貴眼里就是“技止此耳”，其處境只能是“黔驢技窮”、“至則無所用”。韓非到了秦國，連秦始皇的面都難得見到，后來被姚賈、李斯陷害時，竟無法找機會向始皇辯解；李白，被唐玄宗征召入朝后，成為撰寫應景詩文與歌詞舞曲的宮廷弄臣。至于司馬遷，任職太史令，不過是“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 ⑧；王粲，盡管死前幾年已高居官位，但以前大段日子，不過是陪曹操父子“憐風月，狎池苑，敘酣宴” ⑨罷了。而且他們還得如履薄冰，小心行事，一不留神，就會被姚賈、李斯、高力士、楊貴妃乃至秦始皇、漢武帝、曹操、司馬炎、唐憲宗之類“惡虎”誣陷凌辱，“蕩倚沖冒”，甚至落得一個“斷喉盡肉”的下場，腦袋被莫名其妙地搬了家。

朝廷腐敗，政治黑暗，權貴擅作威福，帝王“虎嘯龍吟”，百無一用的文人書生能不驚懼不安，時時懷自危之憂?“驢鳴馬嘶”、鋒芒必露的諤諤之士，多入羅網；溫馴規矩、小心處世者才能“虎口余生”。遭患之后，晚年的柳宗元幾乎銳氣殆盡，只說他被貶永州后，南方有很多讀書人欲拜他為師，而他竟不敢擔師之名，說自己“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生怕像韓愈那樣得個“狂名” ⑩。所以，一些論者認為《黔之驢》是柳宗元“后悔自己及禍而作”，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說他從驢的悲慘下場中想到驢脾氣文人的悲劇，并從歷史上文人的不幸遭遇與自己的痛苦經歷中，總結出一些全身遠禍的為人處世之道，以讓文人同道借鑒，我認為，這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注釋：

①《教師教學用書》(初中語文第二冊)209頁，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5月版。

②王鞏《宋人逸事匯編》。

③⑦《史記老莊申韓列傳》。

④《漢書司馬遷傳》。

⑤《后漢書孔融傳》。

⑥吳庚舜、董乃斌《唐代文學史》(TM)18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⑧司馬遷《報任少卿書》。

⑨《三國志王粲傳》。

⑩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作者介紹：易思平，深圳教育學院中文系教師

摘自《名作欣賞》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