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網 2002-07-23 記者 夏欣
崔永元，1963年生于北京。中央電視臺新聞評論部“實話實說”節目主持人。
曾就讀北京良鄉小學，北京豐臺三小，北京第12中學，1985年畢業于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
記者：“實話實說”節目有很多期是談教育問題的，這使你了解和剖析教育問題的心思花得比別人多一些，請說說這帶給你哪些思考？
崔永元：教育是常讓我感到憂慮的事情，其中最大的憂慮是如何教人做人這一點。我個人認為，無論是小學、中學、還是大學，這都是最大的問題，是教育的主旋律。比如我常帶女兒去溜冰場，發現小學生之間交往時的表情、語言詞匯、對別人的態度，表現得毫無教養。中學的孩子也特別復雜，早戀已司空見慣，老師說，不好管，“因為現在的孩子不像你們那時候了”。但如何做人的教育主要是在中小學完成的，學生到大學階段就基本定型了，可塑性很小。
這兩年，我去韓國比較多，看世界杯什么的，我感到韓國對孩子教育有很強的主流意識。開始我見了韓國的孩子也不適應，他們染頭發，皮鞋比我們的長出半個來，這樣打扮的孩子在中國可能就是不良少年，缺教養，但那些孩子教養特別好，真的是既時尚，又健康。我帶回我的一個韓國朋友的孩子寫的書稿，叫《我是韓國人》，這孩子叫申世庸，他哥哥早早去了美國留學，他也想去，13歲時，他參加韓國的繪畫比賽，得了冠軍，就真的因此去了美國。在那兒他作為外鄉人曾被欺負，鼻梁骨一共被美國孩子打斷過13次。但他毫不示弱，發憤學習。每個假期他們的母親都要求他們回韓國，看看韓國的變化。后來哥倆都在牛津大學畢業了，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國家找到很好的工作，但是他們都毫不猶豫地回到了韓國。
我準備把這兩個孩子和他們的母親請進節目里來。要說孩子不好教育，這個家庭更難，因為他們家太富裕、太有錢了，他父親參加過韓國總統的競選。聽聽這個20多歲的韓國現代青年是怎么說的：“把此書獻給將肩負起國家重任的年輕人和我熱愛的父母、哥哥、朋友們”，好像我們四五十歲的人說的話。
我們節目組每周都去一個中學打一次籃球，和孩子們有些接觸，對現在的孩子我總樂觀不起來，感到他們不夠積極，包括他們寫的東西。我那本《不過如此》社會評價怎樣先放一邊，起碼了看得出我對生活的熱愛和積極態度。
記者：從你的角度看消極的東西可能多一些，能否也給教育的問題開開藥方？
崔永元：教育我是外行，一些想法也只能從媒介說起。孩子們接受的社會教育相當大一部分來自書、刊、雜志、廣播、電視。最近我在研究國外的“電影電視檢驗條例”，發現許多發達國家都有影視的分級檢驗制度，英國和美國還有《低俗行為法案》。但我們沒有分級條例，影視節目中有傷風化的行為不避諱孩子。在公開的影視節目中，常有暴力、色情鏡頭，我就沒法和女兒一起完整看完一部片子。媒體工作者大多數都有孩子，你對別人的孩子負責，就相當于對你自己的孩子負責。我們的節目至少應講究一點，有點主流意識，尤其是娛樂節目，要讓孩子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現在有的孩子甚至覺得連歌星撞車都是美的，因為他們的豪華車好，怎么出車禍都死不了。有的節目以浮華為美，一個歌星唱四首歌恨不得換八身衣服，浮華得超出社會的發展指數，讓所有孩子都覺得自己寒酸，但這感覺成為不了他們前進的動力。
記者：有人覺得這是社會振興初期不可避免的代價。
崔永元：一些亞洲國家和地區在振興的過程中是付出過一些代價，有過滿街假貨的階段。但如果說韓、日那時沒有什么樣板可參考，我們現在有的是前車之鑒，本來可以少走彎路、甚至走近路，可很多人用這個做借口，說別的國家也是這么過來的，也要付出這樣的代價，我們付出的不光是染頭發、穿暴露的衣服，付出的是生命的代價--兩個孩子一把火，多少個生命就沒了，這個代價誰付得起呀！
記者：你認為可成為社會教育主流的東西有哪些？
崔永元：我們小時候，有雷鋒、王杰、時傳祥、張秉貴這些榜樣，維持社會健康發展、形成良性循環很需要這樣的人。但現在孩子們心中幾乎沒有英雄。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也說不出什么來，就是個著急。一個民族心目中沒有英雄是挺可怕的。美國人其實很重視主流宣傳，再濫的電影都講弘揚民族精神，只不過主旋律宣傳被精良的制作掩蓋了。
記者：現在孩子還缺乏得體地與人交往的常識和幽默感。在這方面你最有發言權。
崔永元：這首先也是因為他們不懂得寬容，個性高于一切，不寬容就會患得患失地交往，總用自己的利益來衡量對方，考慮劃算不劃算，兩件事是連一起的。我們小時候受到的教育是要讓別人高興，而不是自己高興就行。還有，幽默感首先要能夠自嘲，沒有寬容哪兒來的自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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