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教學中小說應該怎樣教？
----談談小說教學和現實生活的關系
2002-03-22 江蘇省華羅庚中學 王雷
我們是怎樣教小說的？通常是按照這樣一個流程來處理的：作家介紹、寫作背景、情節、人物、環境、主題、藝術特點的分析等等。比如講小說《裝在套子里的人》，首先介紹一下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最后一個作家，短篇小說大師契訶夫，他的生平、思想和創作情況；然后是十九世紀末沙皇俄國的黑暗現實；然后是小說的情節和人物形象的分析，特別是別里科夫形象的意義，他是沙皇專制制度的維護者和走狗，現在我們還看到了他不只是有可憎可鄙的一面，還有可憐可悲的一面，總之，他是一個竭力維護舊制度，仇視新事物，害怕變革的典型，小說通過這一形象的塑造深刻揭露了沙皇專制制度的反動本質以及它必然滅亡的命運等等；最后還要分析這篇小說的藝術特色，當然主要是夸張和諷刺手法的運用和個性化的人物語言、行為、心理描寫等等。當然這一切不都是教師直接講出來，現在不是時興啟發式教學、研究性學習什么的嗎？教師要激發學生主動發現和探究的積極性，那么在教師的點撥和引導下，學生們“主動”地發現了什么呢？差不多還是前面那些我們教師想要講給學生的東西，這正是我們所希望的。于是，歡呼吧，我們告別了填鴨式教學，我們重視學生的主體地位，學生終于學會了主動學習，他們的創新能力被激發和培養出來了。但是我們高興得太早了！我們只是換了一種較為隱蔽的方式來灌輸和填鴨，這種做法可能對學生的創新意識和能力的培養危害更大。如果上面說的那些東西一定要讓學生知道的話，我看就直接告訴學生算了，甚至直接印發給學生也未嘗不可，干嘛煞費苦心拐彎抹角把它們放進學生嘴里然后誘騙他們用自己的話說出來呢？這不是自欺欺人嗎？
那么，小說究竟應該怎么講呢？如果我們把教參上的那些本來可以藏藏掩掩然后再一一道來的“家珍”棄之不顧或干脆一古腦兒倒給學生，那語文教師還有什么正經事兒可做呢？
什么是小說？我不知道文學理論書上是怎么說的，但我更愿意接受這樣一個簡單的說法?文學是人學。小說是寫人的，寫人的命運遭際，寫人的心理和情感，寫人的生存狀態和心靈世界，這個人當然是生活在一定的時代和社會條件下，他們有著各自的經歷、情感、性格和命運，但他們并不是跟今天的我們和今天的生活毫無關系。否則，為什么有人喜歡讀小說呢？盡管讀小說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他們更愿意看電視劇?這肯定不是什么值得欣慰的事情。
而我們在講小說時，好像是在講著一個與自己與今天毫不相干的人和事。講19世紀末的俄國，講20世紀初的中國，講資產階級暴發戶的丑惡靈魂，講辛亥革命的局限性，講阿Q的命運，講祥林嫂的命運，講翠翠的命運，講別里科夫的命運。我們或鄙視或同情或嘆息或憤怒……于是，我們認識到了封建主義的罪惡、資本主義的罪惡，從而無比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我們閱讀小說就像是魯鎮上的那些老女人“特意尋來，要聽她（祥林嫂）這一段悲慘的故事”，聽完以后，“就一齊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淚，嘆息一番，滿足的去了，一面還紛紛的評論著”。但是，小說不是歷史或政治讀物，也不只是愉悅感官的消費品，而是人的精神和心靈的揭示。通過小說可以更清楚地認識到人性的光明與黑暗、剛強與孱弱，從而能夠追究一個民族乃至整個人類一切癥結的所在，弄明白人類只配或應該得到什么樣的命運，由此產生一種悲憫的情懷??這種感情應該也指向自己和自己所處的這個社會。
我們在小說教學中有一個認識上的誤區，那就是小說里所寫的人是在特定的時間和地方，做著特定的事情，有著特定的性格和命運的特定的人，加上了這么多“特定”以后，這個人跟我們也就沒有什么關系了。這是長期以來我們對“時代背景”和“人物個性”的簡單化、庸俗化的理解。我認為任何人的性格和命運都是所有人的性格和命運，只不過特定的時代和社會讓這種性格和命運凸現出來而已。所以我們在阿Q身上、在別里科夫身上、在路瓦栽夫人身上，在祥林嫂身上應該看到自己！
我們知道，社會進步主要體現在物質技術層面上，而人的靈魂和精神卻復雜得多，其發展不但是緩慢的，而且是迂回的。就算我們業已擺脫了封建枷鎖和專制暴政，但還有各種各樣的精神枷鎖和靈魂專制。現代人在社會管理更為嚴密的官僚制度中，在以利潤驅動的金錢世界中，在消費時潮挾裹的欲望放縱中，在高速發展的科技反馭人身的威脅中，個人或自我是屈從還是反抗幾乎以成為哈姆萊特式“生存還是毀滅”這樣無法回避的問題。不要以為我們比祥林嫂幸運多少，比別里科夫高明多少。人性中的虛浮、懦弱、迷信和懶惰還沒有也不可能徹底根除，我們要保持必要的警惕，經常反思我們的生存狀態，不斷與墮落作斗爭，努力提升我們的靈魂。大江健三郎說：“文學應該從人類的暗部去發現光明的一面……小說寫到最后應該給人一種光明，讓人更信賴人。”是的，我們應當互相信托，互相親愛，互相同情和扶助，忍耐和寬容。否則，人類就真的不配有更好的命運。好的小說以對人性的深刻揭示提醒我們應該怎樣生活，這就是小說的價值，也是小說教學的真正目的所在。
語文就是生活，這是我們常常掛在嘴邊講的一句話，但奇怪的是，當前語文教學中一個最嚴重的問題正是：語文是語文，生活是生活，二者井水不犯河水。語言是交流的工具，而生活就是交流；文學則是生活真實的反映：這就是語文和生活的關系。我們為什么要把語文搞得離生活越來越遠？原因恐怕正是我們內心的虛浮和懦弱，還有恐懼，對真實生活的恐懼，對真實的生命和人性的恐懼；更深刻的原因則是滲透在人骨子里的奴性和漠然。契訶夫的小說《恐懼》中的主人公整天生活在恐懼中，他說：“我體會到生活狀況和教育把我限制在狹小、虛偽的圈子里，我的全部生活無非是天天費盡心機欺騙自己和別人，而且自己并不覺得。……我想象到我一直到死都擺脫不了這種虛偽，就心里害怕。……我們往往不公道，對人造謠中傷，破壞彼此的生活，把我們的全部力量都浪費在我們不需要的而且妨礙我們生活的無聊事情上。……我怕人們，是因為我不了解他們。……我不明白人為了什么緣故要生活下去。”小說教學正是要讓大家認識到這種生活的實質，拋棄各種無聊和偏見，自由地真實地和有尊嚴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語文教學應該教人為何生活和如何生活，這也是教育的最終目的。但是，我們的教育卻把我們“限制在狹小、虛偽的圈子里”??其實，我們比別里科夫好不了多少。
我在教學《裝在套子里的人》一課時，讓學生聯系實際談談現實生活中類似的現象。學生講了很多，其中一個同學講到，我們的班主任就是一個別里科夫式的人物，他對我們總是不放心，這也不許，那也不行，生怕會鬧出什么亂子，看到男女同學在一起說說話，就疑心他們早戀，看見我們進網吧就以為我們肯定去瀏覽黃色網站，他就希望我們整天呆在教室里埋頭做題，恩，這就好，這就好……這個學生的話說得十分尖銳，我在心里非常贊同和理解，但嘴里還要替老師辯護幾句，看來我又何嘗不是一個裝在套子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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