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迪拜的國際攝影展上，一幅來自中國、作者不詳的作品《鄉村教師》獲得大獎，在網絡上熱播。圖像上大涼山彝族的鄉村教室，與50年、100年前幾乎無異。人們在詫異之余，會感到一種不舒服，它究竟是真實的嗎？
今年6月在涼山發生的索瑪花基金會事件，似乎提供了某種回答。涼山州越西縣普雄鎮12歲女孩木苦衣五木的“最悲情作文”在網上熱傳，講述的是她真實的生活遭遇：“爸爸四年前死了”，“媽媽病了”，“飯做好，去叫媽媽，媽媽已經死了”，“課本上說，有個地方有個日月潭，那就是女兒想念母親流下的淚水。”女孩的悲情作文點燃了全社會的愛心，然而，輿論之火卻“燒”向了致力于在大涼山地區支教辦學的索瑪花基金會。他們集萬千愛心人士的捐助，歷時半年、花費近300萬元建設而建造的愛心小學被指占用林地，違法辦學，被遭令強拆，理事長黃紅斌本人被警方“拘傳”。它引發的不僅是對公益慈善組織工作模式的關注，更是對地方政府的質疑，回應了人們內心深處的焦慮：在那里最為短缺的究竟是什么？
四川大涼山小學四年級彜族孤女木苦依伍木，筆名柳彝，寫下一篇名為《淚》的作文，被網友稱為“世界上最悲傷的小學作文”。經媒體報道后，一日之內就有逾2.5萬名網民捐款。
對農村教育真實面貌的認知如同盲人摸象。我們看到許多煥然一新的農村學校，目睹農村學生大規模地進城上學，知道許多地方農村小學的標準化建設，正在將昂貴的電子白板、塑膠跑道作為“標配”；但是，我們還是經常會被另一種聲音所“驚擾”。2014年12月4日，河南省禹州市數千名教師集體罷課，要求提高工資待遇。12月17日和18日，黑龍江省肇東市8000名教師集體罷課。12月下旬，安徽省含山縣、江西省安義縣的數百名中小學教師圍堵縣政府，抗議待遇太低。12月27日上午，河南省羅山縣數百名教師聚集縣政府樓前，要求按國家政策足額發放工資。2015年以來，由于經濟增速放緩，教師群體的抗議活動仍頻繁出現。在素以尊師重教而聞名“高考狀元縣”甘肅會寧，去年底的一場警察招錄引致大批教師離崗，招錄的189名警察中有171名來自教師行業。去年媒體還曝光了湖北麻城的農村學生背著課桌上學的消息，輿論嘩然。主管部門的危機公關，說這是當地的習俗，人們習慣了背課桌上學。須知，早在1980年代初期，農村學校的目標就是“一無兩有”：無危房，有教室，有課桌凳。其實，不僅是老百姓，財政部、扶貧辦的官員也感到困惑不已：扶貧那么多年了，怎么還會出現這種問題？令人更為困惑的，可能是一個“天問”：農村為什么如此貧困？
被媒體曝光的涼山、畢節只是冰山一角。我們想知道這樣的教育貧困究竟覆蓋了多大地區、多少人群？是所謂“1個指頭和9個指頭”的關系嗎？我隱約感到，問題比我們了解的更為嚴重。近年來國務院、教育部層面，出臺了越來越多的“保基本”、“補短板”的項目，提出“底部攻堅”的概念，似乎是一個印證。2014年初，教育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發文啟動“薄改計劃”，改善貧困地區義務教育薄弱學校基本辦學條件，打算再花三五年時間、中央財政投入2000億元左右，地方政府4000億，使貧困地區農村義務教育學校教室、桌椅、圖書、實驗儀器、運動場等教學設施滿足基本教學需要；學校宿舍、床位、廁所、食堂（伙房）、飲水等生活設施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等等，補齊農村教育的“短板”。2014年2月，教育部副部長劉利民答記者問披露的宏觀數據，似乎提供了“全貌”。他說我國的貧困地區包括集中連片特困地區、邊境地區、少數民族地區，共1100個縣，義務教育薄弱學校占全國的40%，學生占全國的33%。據了解，我國目前共有2862個縣（區、市），其中城市轄區852個，如果去除城區，那么1100個貧困地區縣約占全國農業縣的54.7%。33%的學生、40%的學校、54.7%的縣，這是一個多么大的薄弱的“底部”！
除了歷史形成的城鄉差距，農村不斷衰敗的根本原因，自然是城鄉分治的社會制度對農村的剝奪，是農村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的缺失。但農村教育的凋零，也有其自身的原因。在近十年來快速城市化的進程中，由于學齡人口減少和大規模人口流動，從2001年起，農村持續地大規模撤除村小和教學點，推動學校向鄉鎮集中和“學校進城”。它逐漸變成了一項行政驅動、“一刀切”的政績工程，導致農村出現“城滿、鄉空、村弱”的局面，出現新的“上學難、上學遠、上學貴”和流失輟學，出現農村教育的“空心化”和農村學校的“懸浮化”。
這是一場與20世紀以來農村普及教育的方向背道而馳的逆動。近代以來新式教育在鄉村的生長，眾多知識分子下鄉從事鄉村建設、鄉村教育，改變了“學在官府”傳統格局，費孝通先生稱之為“文字下鄉”。新中國成立之后，推行以實現工業化為目標的趕超戰略，在普及教育的價值之外，出現了以輸送尖子和培養專家為旨的新目標，形成了大眾教育與精英教育此起彼伏的“二重奏”。盡管對農村的剝奪和歧視始終存在；但直至上個世紀80年代，“文字下鄉”的基本態勢仍然保持著，農村實行的是一種面向大多數兒童的教育，在國家投入很少的情況下采取“兩條腿走路”、多種形式辦學、村村辦學、就近入學，是一種滿足基本需求、低重心、低成本，也是低水平的教育。
近些年來農村教育的變化，則是一個“文字上移”的過程，再一次凸顯了我國普及教育過程中的“兩條路線”的沖突。一再出現的詰問是這樣的：在中國這樣農民占多數的發展中國家，教育發展的重心究竟應當是在城市還是農村？應當優先發展高等教育還是基礎教育？是實行滿足大多數人基本需求的教育，還是重點培養少數尖子、專家？在20世紀上半葉，陶行知、晏陽初等五四知識分子在鄉村建設運動中建立了一種價值和認知。陶行知說在中國農村要普及教育，一要便宜、二要方便、三要實用，是一種粗茶淡飯、家常便飯的教育。它要抵制的是脫離農村生活實際、死讀書和昂貴的城市化、正規化教育，由此產生了了平民教育的實踐和生活教育的理論。五六十年代，毛澤東也做出清晰的回答。毛澤東發動的文化革命、教育革命在政治上無疑是錯誤和反動的，已有定論；值得辨析的是他所追求的社會烏托邦中重視農村和農民、重視教育平等的合理價值。他成為當時城市中心的發展路線和傳統教育唯一的批判者，提出教育和醫療衛生的重點要放到農村去。他批評衛生部只給全國人口的15%工作，廣大農民一無醫院，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為“城市老爺衛生部”。他說“尖端問題不是不要，只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群眾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上去”，強調的還是文字下鄉、資源下沉。
也許，我們應當重新認識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農村教育。在那個反智主義盛行、肆意貶低知識和打擊知識分子的時代，高等教育奄奄一息之時，中小學教育卻得到了極大發展。1976年全國小學生數比1965年增加了29.1%；中學生數比1965年增加6.25倍，高中生的增長尤其迅速，增加了11.3倍。初中在校生中農村學生的比例，從1965年的33.7%，提高為1976年的75.2%；高中在校生中農村學生的比例，從1965年的9.0%，提高為1976年的62.3%（《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1）》，第1001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當然，數量的發展是以降低質量為代價的，學制縮短為小學五年，初中、高中各二年，取消了考試和留級，教學內容以政治教育和工農業基礎知識為主。如同當時的“赤腳醫生”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一樣，這種低重心、實用型的教育解決的是有無的問題，滿足的是農村學生的基本需求。在1977年恢復高考后，整整一代人從這種低水平的教育走進入了80年代的高等教育，他們現在已經成為社會各個領域的中堅力量。
是文字下鄉，還是資源上移，這一矛盾今天變得更加緊迫和尖銳了。與農村教育荒涼凋敝并存的是城區學校人滿為患，巨型學校和大班額現象愈演愈烈，到了令人觸目驚心的程度。例如信陽市息縣某小學，最大班額達到了150人！部分超大班額班級，后排的學生甚至只能站著聽講。宏觀的數據是目前我國的城鎮化率約為53%，而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城鎮化程度則達到了74%，超過人口城鎮化20個百分點！城區教育的巨大壓力，致使教育資源和建設重心向城市傾斜的呼聲日高，即所謂“以城鎮化的思路發展農村教育”。然而，這究竟是救治農村教育的良方還是飲鴆止渴？它所要強化的，難道不正是多年來城市中心主義對農村的強勢攫取從而繼續拉大城鄉的教育差距？
有趣的是，雖然農村教育和醫療衛生的問題和處境相同，但政府的“藥方”卻不一樣，解決農村醫療問題的方案是推動優質醫療資源下沉。2015年9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的指導意見》，提出“優質醫療資源有序有效下沉”，加強縣級公立醫院、鄉鎮衛生院、村衛生室的建設，基本實現大病不出縣，“切實促進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公平可及”。這難道不是農村教育改革需要借鑒的嗎？農村義務教育的“底部攻堅”必須實現資源下沉，而不是相反，將教育資源更多地抽離農村集中到城區。2012年9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規范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調整的意見》，要求“原則上每個鄉鎮都應該設置初中，人口相對集中的村寨要設置村小或教學點”；“已經撤并的學校或教學點，確有必要的由當地人民政府進行規劃，按程序予以恢復”。這一要求仍然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不應被輕易地顛覆。如果以城鎮化思路發展農村教育，有可能重蹈大規模“撤點并校”的覆轍。上一輪撤點并校、集中教育資源，撤除的主要是鄉鎮以下的村小、教學點；一旦出現新一輪的撤并，則是要將鄉鎮的學校上移到縣城，是將農村教育“連根拔起”。那么，農村文明就真的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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