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的敘事特點
言而無文，行之不遠。《史記》的文筆是優美而生動的。《史記》文章，一是簡明，二是善于抓住人物的主要特點，寥寥幾筆，一個個活鮮鮮的歷史人物，就躍然紙上。殷盤周誥中那些詰屈聱牙的文字，被改寫為平直易解的詞句；新鮮活潑的民間口頭語言，被大膽吸收，與各地的方言土語并列；當時極為盛行的辭賦文章的駢偶形式被大膽揚棄，從而大大擴展了長短相錯的散文領域。
狀人物。完璧歸趙的藺相如，舍身剌秦王的荊軻，叱咤風云的項羽，豁達大度而又不拘小節的劉邦，指鹿為馬的趙高，自作孽、不可活而又其為人也小有才的李斯等眾多人物，莫不栩栩如生。為什么栩栩如生？司馬遷寫人注重寫個性。為文學家立傳，總要轉錄其作品，同樣，為政治家立傳，也一定轉錄他的奏議和著作。能夠代表人物個性的言行，再小也要敘述，不足以表現個性的言行，再大也要放棄。以廉頗為例，寫他8次勝仗的赫赫戰功，不過“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陽晉，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這樣寥寥數語，然而對于他如何與藺相如嘔氣，如何負荊請罪，又如何表示不服老這些瑣事，卻用盡濃墨重彩，大書特書。為什么這樣寫？戰術戰功，每個良將莫不盡有，不足以表現廉頗的人格，到是這些小事，可以看出廉頗的忠誠、氣量雖小卻又能識大體的個性。
這種細節的描寫，文筆上也是很精彩的。比如寫“項籍少時，讀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于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短短60個字，就寫出了這霸王的志大才疏。
記事件。寫重大事件，司馬遷言簡意賅，準確而生動。比如記述鉅鹿之戰：“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閑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以一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有聲有色！
“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9個字，打贏了這場戰役；“殺蘇角，虜王離，涉閑不降楚，自燒殺”14個字，道盡了這場戰役的赫赫戰功。
寫張良為長者拾履，韓信入人胯下這類細節，同樣也入木三分。不僅入木三分，同時把人物也寫活了。
記言語。一篇《倉公列傳》，只是皇帝對倉公的策問與倉公的對答。這種特殊手法，歷代史書絕無僅有，因為實在是太難以仿效。更妙的是，司馬遷善于攫取歷史人物的精彩語言，恰到好處地寫進他的《太史公書》，惟妙惟肖地為歷史人物畫相，為他的文章生色。比如《滑稽列傳》里齊宣王所說的“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淳于髡關于“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的妙論；飛將軍李廣引刃自殺時所說“廣結發與匈奴大小七十余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余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誰能不與他的將士和百姓們一起哭泣！讀到萬石張叔之子張建發現奏事文書寫錯字時所說“誤書！‘馬’（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的誠惶誠恐，又有誰能不解頤？
品圖書。關于儒家“六經”，司馬遷一語中的地說道：“《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言簡意賅，千載至今，遂為定論。他對《春秋》和《離騷》的點評，就寫得更精彩：
《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后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矣。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
這種觀點，我們當然不能茍同。但在當時，這無疑是一錘定音的。關于《離騷》，司馬遷說：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謗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剌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義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淤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游于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皎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千古至今，遂為定評。
篇末論贊。好些篇章后面，都有司馬遷以第一人稱發表的議論，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太史公曰”。這些論贊，議論宏闊，筆勢縱橫，旨義深微，言詞精練。或考證古史，或敘游歷所得，或提求取材義例，或明其作述之旨，或褒貶人物，或縱論史事，或者隱含譏剌。要皆直抒胸臆，觀點鮮明，構成系統的歷史科學理論。從寫作手法上看，這些論贊，無不都是從大處著眼，恰如其分，而又多是從小處著手，順手拈來。《項羽本紀》的論贊是如此，《淮陰侯列傳》、《李將軍列傳》等眾多篇章的論贊，也莫不如此。
從形式上看，這些論贊整齊而又靈活。所謂整齊，是說《史記》篇前為序，篇后作贊，并在文中夾敘夾議以為史論。考慮到十表、八書和類傳都是貫通古今的，把大段恢宏議論放在篇首作為序論，進行貫通性的概括，表現出強烈的理論色彩；本紀、世家、列傳三者均敘人物，故在篇末作為贊論，褒貶人物，具有鮮明感情色彩；論傳提示義例，《自序》集中闡明作述之旨，是為全書總綱。
所謂靈活，是說在整齊之中又有變通。《外戚世家》和《孟子荀卿列傳》兩篇，實質是類傳，故作為序論以明其類。以孟、荀作為列傳的標題，只是為了突出這兩位儒學大師的歷史地位，而其內容則是一篇先秦諸子類傳。《剌客列傳》作為一篇類傳，本應編在《循吏列傳》之后，卻被有意安排在輔秦人物中間，與呂不韋、李斯、蒙恬諸人并列，以形成鮮明對比。這種安排，是太史公反暴政思想的委婉展現，因為剌客就其實質來講，都是反暴政的。
要而言之，破體為例是《史記》的一大特色。全書五體，無不都有破例。質的規定性需要通過格式進行反映，但必須要有變通，才能曲盡其妙。歷史豐富多彩而又變化萬端，只用死板的格式，是不能對之進行形象反映的。立例又破例，充分展現了司馬遷的卓越史識。后世書生輕議冢中人，孰知冢中笑爾書生氣！
《史記》在中國文學史上蔚成了一脈相承的主流。唐代，韓愈“文起八代之衰”，就是效法司馬遷提倡古文。后來宋元諸大家，明七子和清代的桐城派、陽湖派的古文，都是《史記》主流中的波瀾。它如蒲松齡《聊齋志異》以及諸如此類的筆記小說等等，無不都是受了《史記》的影響。
孫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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