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做父親”是一個常談常新的話題，值得每一個人去體悟。“……父母對于子女，應該健全的產生，盡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呼喊“救救孩子”的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如是寫道。
除了魯迅，還有錢基博、梁啟超、梁漱溟、胡適、豐子愷等一眾學者、作家、畫家，在怎樣做父親這一方面，各自呈現出了獨特氣象，使得“父親”在言傳身教之時洋溢出一種自然吸引人注意的力量。
魯迅用報紙打兒子屁股
魯迅和許廣平僅有一子，即周海嬰。兒子出生時，許廣平出現難產跡象，當醫生向魯迅征求意見是留大人還是留孩子時，他果斷回答：“留大人。”結果母子平安。
魯迅與周海嬰一起生活了七年，稱其為“小紅象”，因為在信中魯迅稱許廣平為“小白象”，周海嬰剛生下來時皮膚紅紅的，所以叫“小紅象”。
在兒子成長過程中，魯迅基本按照《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的思想來實行，讓他“完全的解放”，其中又說：“我現在心以為然的，便只是愛。”據周海嬰所著《魯迅與我七十年》介紹，魯迅的教育方式是“順其自然，極力不多給他打擊，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愛，除非在極不能容忍，極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內”。有一天，周海嬰死活不肯去上學，魯迅用報紙打他屁股。后來，魯迅向母親寫信解釋道：“打起來，聲音雖然響，卻不痛的。”這足以顯示出父愛來了。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去世，次日，天津《大公報》發表了他的遺囑，其中第五條寫道：“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周海嬰正是這樣做的，他畢業于北京大學[微博]核物理系，成為無線電專家，一生“做一個實實在在的普通人”。
梁啟超求學問不是求文憑
梁啟超有九個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導下，個個成為某一領域的專家，甚至還產生了“一門三院士”的佳話。這“三院士”是建筑學家梁思成、考古學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統專家梁思禮。另外，四兒子梁思達是經濟學家，次女梁思莊是圖書館學家，三女兒梁思懿是社會活動家。
梁啟超對于子女的愛，是全方位的，不僅在求學，在為人處世，甚至理財、時政等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態度展開。閱讀《梁啟超家書》，就會了解在寫給孩子們的信中梁啟超教育子女的表現堪稱典范。
寫信時，梁啟超毫不掩飾自己的愛。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寫道：“你們須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對于你們的愛情，十二分熱烈。你們無論功課若何忙迫，最少隔個把月總要來一封信，便幾個字報報平安也好。”
在求學這一方面，梁啟超根本不看重文憑，而是強調打好基礎，掌握好“火候”。他對梁思莊說：“未能立進大學，這有什么要緊，‘求學問不是求文憑’，總要把墻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們求學問、做學問的方法--“總要‘猛火燉’和‘慢火燉’兩種工作循環交互著用去”。
同時，梁啟超強調責任的重要。1923年，他寫給長女梁思順的信中說：“天下事業無所謂大小，只要在自己責任內，盡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當然，寫信教導自己的孩子之余，梁任公沒忘了夸一夸女婿、兒媳。
胡適平時不親熱，只知責怪
1908年9月，胡適尚就讀于上海中國新公學，他發表了《論家庭教育》一文，在文中，強調“這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便是母親”。
胡適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個子女，女兒五歲時夭折，長子胡祖望、小兒子胡思杜圍繞在江冬秀身邊，胡適忙于公務，無暇顧及。江冬秀雖然出身官宦之家，但僅讀了幾年私塾，又酷愛打牌，對于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責怪，不甚得法。
在家庭教育中，胡適雖然倡導“獨立、合群、重學”，但自身也有不懂得如何愛孩子的嫌疑。1929年，胡適給胡祖望寫信，希望鍛煉他過獨立、合群、用功讀書的生活，其中說：“功課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趕在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趕在一校最高一排。功課要考最優等，品行要列最優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這才是有志氣的孩子。”這時，胡祖望十歲，離開父母，獨自在外上學，父親如此高的期望，恐怕只會感到“壓力山大”。次年，胡適即大失所望，接到學校發來的“成績欠佳”的報告單，怒道：“你的成績有八個‘4’，這是最壞的成績。你不覺得可恥嗎？你自己看看這表。”
最終，胡祖望雖然上過大學，但遠未達到胡適對他的期望；胡思杜讀了兩所大學都未能畢業，卻染上了不少壞習氣。晚年，胡適對秘書說：“娶太太，一定要受過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別的方面有缺點，但對子女一定會好好管理教養的。母親有耐心，孩子沒有教不好的；孩子教不好，那是做母親的沒有耐心的關系。”可謂沉痛之語，意味深長。
在給江冬秀的信中，胡適亦自我反省道：“我真有點不配做老子。平時不同他們親熱，只曉得責怪他們功課不好，習氣不好。祖望你交給我，不要罵他，要同他做朋友。”
錢基博做仁人君子比做名士要緊
錢基博乃一代國學大[微博]師，是學者、作家錢鐘書的父親。據說，錢鐘書周歲時“抓周”，小手沒有抓玩具，沒有抓糖果，沒有抓銅錢，而是抓起了一本書，錢基博自己喜好讀書，“于車塵馬足間，也總手執一卷”，因而喜出望外，取其名為“鐘書”。
錢鐘書出生后出嗣給伯父錢基成，伯父上午帶他上茶館、聽說書，四處閑走，下午才授課，鐘書玩得開心。1920年，伯父去世后，由錢基博直接進行教育，錢鐘書慢慢開始潛心讀書。
錢基博對兒子管教極嚴，錢鐘書十六歲時，還曾被痛打一頓。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錢基博北上清華[微博]任教，寒假沒回無錫，此時的錢鐘書正讀中學，沒有溫習課本，而是一頭扎進了小說的世界。等父親回來考問功課，錢鐘書過不了關，于是挨了打。此后，他才真正奮發讀書，為日后治學打下了“童子功”。
1929年，錢鐘書考入清華大學[微博]外文系后，錢基博還時常寫信給他。一封信中說，“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隨后一封信則表示：“現在外間物論，謂汝文章勝我，學問過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稱汝篤實過我力行過我，我尤心慰。”希望錢鐘書能“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我望汝為諸葛公、陶淵明；不喜汝為胡適之、徐志摩。”
錢基博對當時的新文化運動保持距離，埋首國學，他這樣告誡錢鐘書，不過出于一個儒者的文化立場。“用我們今天的話，他是一個保守主義者。”在《家世》一書中，學者余世存寫道。
梁漱溟補考通知單只瞟一眼
1918年11月7日，自殺前三天，梁濟問兒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時在北京大學任哲學講師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說罷，梁濟離開了家。
梁漱溟亦兩度欲自殺，但最終，現實中國的問題和人生問題縈繞著他，他不停思考，積極奔走。梁漱溟育有二子梁培寬、梁培恕，對于他們，給予最大自由空間。接受采訪時，梁培恕說：“我們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擁有了別人沒有的最大的自主權。”這種教育，也與梁漱溟受到梁濟的影響有關，梁濟對他就是“信任且放任”的。可以說，這也是一種“中國式傳家”。
梁培寬追憶梁漱溟時，時常會提到一次考試。當時，梁培寬考了59分，內心忐忑地拿著學校要求補考的通知給父親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還給了我。”梁培寬說，他后來明白父親的用意，“自己的事情自己負責”。
相比于課堂成績，梁漱溟更在意教人過社會生活。“唯人類生活仍需要教育，然教育徒為生活而已，將以為人類生命之無限發展焉。”在《教育與人生》一書中，梁漱溟一再強調“生活本身的教育”。
豐子愷反對培養“小大人”
豐子愷育有七個子女，他認為童年是人生的黃金時代，極力反對把孩子培養成“小大人”，專門創作了一幅諷刺漫畫《小大人》，緣起是他曾看見：男孩被父母穿上小長袍馬褂，戴上小銅盆帽，教他學父親走路；女孩被父母帶到理發店里去燙頭發，在臉上涂脂抹粉，教她學母親一樣。在豐子愷眼中，這樣的“小大人”簡直是“畸形發育的怪人”。
在生活中，豐子愷稱外出做事為“無聊”，和孩子們在一起則內心充滿歡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飯，唱小曲逗孩子，畫畫引孩子笑，和孩子們特別親近。有一次，長子瞻瞻要豐子愷抱他到車站去買香蕉，“滿滿地擒了兩手回來”，到家時，卻熟睡在父親肩頭，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豐子愷在《給我的孩子們》一文中感嘆：“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與熱情！大人間的所謂‘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來，全是不自然的、病的、偽的！”
接受采訪時，豐家“老六”豐一吟說：“爸爸特別反對家長[微博]按照成人的觀念去干預孩子，他從不要求孩子們做什么，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任由我們根據興趣發展。”豐一吟讀完初一，“不想讀了”，豐子愷送她去學美術，但豐一吟沒有什么興趣，在學校，別人學繪畫，她逃課去學唱京劇，“父親沒有怪我，還去看過我的京劇表演”。
除了讓孩子在愛的空氣中自由成長，豐子愷還重視培養孩子的獨立精神。1947年，他步入知天命之年，與子女“約法”，強調最多的便是“獨立”，其中一條寫道：“大學畢業后，子女各自獨立生活，并無供養父母之義務，父母亦更無供給子女之義務。”同時，子女獨立后，要與父母分居，“雙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屬鄰誼性質，絕非義務。” （吳亞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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