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東南飛》這首代表漢樂府民歌藝術高峰的長篇敘事詩，千百年來，為人們所廣泛傳誦，交口贊頌，被譽之為中國文學史上最早的長篇敘事詩的“雙璧”之一。經典的作品，總是讓人有常讀常新的感覺，常常想:劉蘭芝那么知書識禮，聰明美麗，勤勞能干，溫順賢慧，簡直是一個至純至孝、十全十美的“淑女”形象是，可以說身上集中了中國傳統女性的所有優點，而且又與丈夫情深似海。這樣一個打著燈籠也難找的好媳婦，為什么焦母不喜歡她，遭受了婆婆非難不說，還最終被遣。俗話說，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父的恨。我們從不同角度來深思一下造成這個悲劇的根源。
一．無子說。這是比較常見，也是從文本中可以找到依據的說法。文中說：“共事二三年，始爾未為久……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由此可見，劉蘭芝與焦仲卿結婚已經好幾年了，而在封建社會中，婦女地位低下，“無子、淫逸、不事姑舅、口舌、盜竊、妒忌、惡疾”合稱“七出”，是中國古代休棄女子的七大理由，而“無子”排在第一位，是其中最重要的理由。在封建衛道士的眼中，女人就是傳宗接代的工具，而女人不能生育，就應該掃地出門。“無子說”反映了男權社會對女子的歧視和壓制。
但再仔細研讀文本，會發現下文中有這樣的情節，縣令的兒子來求親，而且還是個青年才俊，“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甚至，太守的兒子也來求親，還是個“嬌逸未有婚”的貴公子。這就涉及到一個問題，太守和縣令怎么可能讓他們的兒子娶一個因“無子”而被驅遣的婦人。這個時候，我們又覺得“無子說”有點站不住腳了。從這處情節中，我們還可以發現，焦仲卿僅僅是一個”廬江府小吏”,求親者的地位和身份比他要高的多，這樣寫，作者的目的是想抬高劉蘭芝的身價，彰顯她的價值。蘭芝聰明、美貌、賢惠，卻有如此悲慘的遭遇，讀者會對她的悲劇產生深深的同情，詛咒悲劇的制造者。
二．性格說。我們先看一看焦母的表演：在仲卿聽了蘭芝的哭訴之后向母親詢問原因時，她會惡人先告狀，惡語中傷劉“此婦無禮節，行動自專由”，邪惡歹毒；接著，她不顧仲卿的意愿而做出“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之莫慎留”的決定，專制；而當焦發誓“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娶”時，她便“槌床便大怒”并大叫“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乖張、暴戾、專橫。最后，焦仲卿見與蘭芝復合無望，表明死志的時候，焦母仍然沒有一點對兒子的讓步和仁慈：“汝是大家子，仕宦于臺閣，慎勿為婦死，貴賤情何薄？東家有賢女，窈窕艷城郭，阿母為汝求，便復在旦夕。”這不是把自己的親生兒子往死路上逼嗎。是什么原因讓焦母喪失了女性應有的溫柔善良，性格如此畸形扭曲呢。我們先從中國傳統文化的的角度來說一說，封建社會對一個女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就是“賢妻良母”。實際上，中國傳統社會的賢妻良母，不但是單方面按照男性的要求來設計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違背女子的天性。“賢妻”的字面意思是“好妻子”，實際內容卻是“好媳婦”。其首要標準，不是體貼丈夫，而是孝敬公婆。如果這只是贍養老人，也沒有什么不妥，但可惜，封建社會的“孝敬公婆”卻往往是“做牛做馬”的同義語，而“好媳婦”的特定內涵，也差不多就是“好奴才”。一個好媳婦，必須以公婆的意志為意志，甚至以公婆的口味為口味。“三日人廚下，洗手做羹湯，未諳姑（婆婆）食性，先遣小姑嘗。”“更何況，一個‘好媳婦’所要處理的人際關系，又不止于婆媳，沒準還有姑嫂和妯娌。這些人也有評委的資格，而且眼光挑剔，也未必亞于婆母。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那個要做‘好媳婦’的，便只好‘夾起尾巴做人’，壓抑自己的天性，扼殺自己的情感，扭曲自己的心靈，努力去討好和迎合一大批陌生的、隔閡的，甚至可能會是敵意的人。”（易中天《中國的男人和女人》）焦母做媳婦時，想必也受過這樣不公正的待遇，多年的媳婦熬成婆之后，自己獨立的人格和自由意志也就喪失了。長久以來積攢的怨氣，總得有個出口，便轉移到了媳婦身上，既滿足了自己的權利欲望，又能尋求一下心理平衡。
還有一個說法，可以作為性格說做一下補充：“更年期說”。我們再看看焦母的表演：“槌床便大怒”，“阿母怒不止”。焦母怎么動不動就發脾氣，大怒，還連帶著砸點東西什么的。從文中推測，焦母當時的是40--50歲，這個年齡段的婦女，正是處于更年期，情緒波動大、心情煩躁、易怒。平時，我們都會覺得某位“阿姨”不可理喻，莫名其妙，何況是那個時代，那個際遇的焦母。這種情況，為焦母性格的扭曲、暴烈，蘭芝的無辜被譴，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三．戀子說。在學術界，持這個觀點的比較多。詩末“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單”中，我們得知，焦母是個寡婦，仲卿是獨子，說明是年輕守寡。評論家袁昌英根據這一點，運用了榮格的集體無意識學說來解釋焦母的心理：“母親辛辛苦苦親親熱熱地一手把兒子撫養成人，一旦被一個毫不相干的女子占去，心里總有點忿忿不平。年紀大了或者性情恬淡的人，把這種痛苦默然吞下去了。假使遇著年紀輕輕，性情劇烈而不幸有是寡婦的，那么仲卿與蘭芝的悲劇就不免發生了。”又如《寒夜》中的汪母所說：“我們寡婦的心，丈夫死后，就全盤放在兒女身上，兒女就變我們精神上的情人。我們這顆孤寂的心，被媳婦由兒子身上擠出來，著實沒地方安置。少年寡婦個更加痛苦。”封建時代的婦女，沒有獨立的社會經濟地位，她們是依附于男子而存在的，“三從四德”的信條死死地捆綁著她們。她們沒有工作，丈夫就是她們的職業，丈夫一旦早死，兒女就成了她們“精神上的情人”，而兒女另有所愛，她們的痛苦既在于渴望愛而而不能被愛，也在于有所愛而無處施其愛。于是，蘭芝夫妻約是恩愛，就越發引起她的失落和嫉妒；蘭芝越是賢良，就越引發她的不滿。再加上焦母性情暴烈，對兒子非常溺愛，這樣的矛盾更為突出，以至不相容。焦母最后將媳婦趕出了家門。由此，我們可以推想，就算真的把“東家賢女”“秦羅敷”娶進家門，也一定會成為第二個劉蘭芝。
四．前程說。封建禮教用“三綱五常”來規范人，其中就有“夫為妻綱”，對女性的要求更苛刻，還要“三從四德”，“三從”包括：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可見封建社會的女性是沒有社會地位的，她們的存在只能依附與男人。焦母是年輕守寡，寡婦在封建社會里被認為是不祥的象征，因為她“克”了夫。所以她將必然地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社會的尊重，而焦母的性格又是很要強的，那么她能博得自己一點安身立足之地的話，只能依靠他的兒子。兒子就是她的精神支柱，是她唯一的希望。“但有了兒子，并不意味著她就此便可以輕松卸任，還有‘養’和‘教’的任務在等著她。而且，一直要到她的兒子功成名就，光宗耀祖時，她期盼已久的‘良母’的桂冠才算落到她的頭上。”（易中天）縱覽全詩，我們可以看出，焦仲卿和劉蘭芝是一對十分恩愛的美滿夫妻。他們已經：“共事二三年”，但兩人猶覺得“始爾未為久”。這種恩愛讓焦母十分不滿，兒子貪戀新婚燕爾、兒女繾綣，在溫柔鄉里失去了進取心，成親幾年了，才是一個小小的“府吏”，仕途沒有一點起色，這讓焦母十分的不滿。尤其是兒子竟然說出“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發同枕席，黃泉共為友”的時候，焦母更是捶床大怒。不僅是因為她看到與自己相依為命的獨子婚后把愛更多地獻給自己的妻子，產生一種失落感，而且因為在仕途經濟和美麗嬌妻之間，兒子竟然置家族利益不顧，甚至是置母親多年來借兒子來抬高地位的指望于不顧，選擇了兒女情長。當然，焦母不會過多地責備自己的兒子不明事理，而是把這一切歸咎于兒媳對兒子的殷勤承歡和狐媚吸引。就像賈寶玉的人生際遇，寶釵能夠“識大體”，勸誘寶玉走仕途經濟的道路，黛玉對寶玉的愛情是建立在反封建的基礎之上的，為了整個家族的利益，王夫人當然要選寶釵而棄黛玉。陸游和唐婉的愛情悲劇也是與之相似的。
《禮記內則》中說得更明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也就是說，兒子過于喜歡妻子，引起父母不高興的，可以休棄。在禮教重于“人情”的封建時代，因年輕夫妻過分恩愛而使父母不悅造成的婚姻悲劇的還真不少。兒子“甚宜其妻”，夫妻倆人“伉儷相得”竟成為沉浸于愛情幸福中的青年男女的莫大罪名，以致橫遭迫害，勞燕分飛，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 現在看來是很荒謬和不可思議的，而在那個時代又是平常和合乎禮義的。
我們從這幾個方面分析了形象近乎完美的劉蘭芝被譴的原因，似乎，罪在焦母一個人身上，她是造成這個悲劇的直接原因。但再深入分析，焦母也不是天生的病態人格，她年輕時想必也有小女兒的可愛。她也是封建社會、封建意識的受害者。而她這么做，也只是為了在封建社會之中追回自己應有的權利。但是，她在抗爭的過程中，非但沒有追回自己的幸福和權利，反而剝奪了他人的幸福和權利，而這一切并非是她們的初衷。兒子與兒媳雙雙殉情以后，她的幸福也走到盡頭。“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徘徊的原因是對理想中幸福的向往，對現實中美好生活留戀和無奈的悲哀。
參考文獻：
易中天 《中國的男人和女人》
劉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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