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政治主張體現在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天志、明鬼等十個方面。
兼愛--不分等級、不分遠近、不分親疏地愛天下所有的人。
非攻--反對侵略戰爭，維護人類和平。
尚賢--不分貴賤地推薦、選拔、使用德才兼備的人。
尚同--政令、思想、言語、行動等要與圣王的意志相同一。 節用--反對奢侈浪費，主張勤儉節約。
節葬--反對厚葬久喪，主張薄葬短喪。
非樂--反對奢靡的音樂活動，提倡節約人財物力。
非命--反對命運之說，主張強力從事。
天志--天是有意志的最高主宰，天的意志是興利除害。
明鬼--辨明鬼神的存在，鬼神能揚善懲惡。
在上述十個方面中，除天志和明鬼帶有明顯的封建色彩外，其余八個方面都閃耀著真理的光輝。墨子的政治主張涉及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科學、宗教等諸多領域，“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其一貫的宗旨，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治國平天下的救世方略。
墨翟是宋國人，大約在孔丘死后幾年出生。他做過宋國的大夫，但也在魯國住了很長的時間。他反對孔丘的儒家學說，主張“兼愛”、“非攻”。他反對各諸侯國之間無休止的戰爭，并希望以此能讓勞動者“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 墨翟自己和弟子們不管是當了官，還是有多少財富的，都和貧苦勞動者一樣穿粗布短衣、著草鞋、吃粗糧；他提倡生活刻苦節約，反對浪費。
與此同時，墨子對自己的學生的訓練卻十分嚴格。他的許多學生都學會了守城作戰的本領，為幫助遭到攻擊的國家堅守城池，表現得十分勇敢。 墨翟還以實際行動制止了楚國對宋國即將發動的一次戰爭。
公元前４８８年，楚昭王死了，楚惠王繼位，楚國漸漸從被吳國的打擊下恢復過來。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理，楚惠王又想向中原地區擴張了。為了加強進攻力量，楚惠王特地請來了魯國的能工巧匠公輸般，封他為大夫，請他幫助制造一種新的攻城器具--云梯。據說這種云梯十分厲害。它能折疊起來載在戰車上，攻城時可以靈活地架在車上升得很高，士兵就能順著梯子越過城頭攻進城去。 楚惠王決定先進攻宋國。
墨子主張“兼愛”，其實質是“愛利百姓”，以“興天下大利，除天下之害”為己任。所以墨家之徒的言論行動，皆以國家、百姓、人民之利為準繩。周朝進入春秋戰國時期，戰爭頻仍，土地荒蕪，死者遍野，民不聊生，廣大人民群眾渴望彌兵息戰，休養生息。墨子體察到下層的民情，代表小生產者及廣大百姓的利益，提出了“非攻”的主張，就這一點講，是有積極意義的。自古及今，不論什么形式的戰爭，其受害最深的首先是人民群眾。
為什么“非攻”，確立什么樣的準則及采取什么樣的對策才能達到目的， 墨子天資聰慧，據說他用木頭削成的車軸，能承受六百斤重的物體；見天上鷹飛鳥翔，制成了木鳶，能在天上飛三天；還比當時的巧手公輸盤更早的發明了云梯等等；看到滿山的野果殼在雨水浸泡之后流出色液，就發明了坑布之法引導山民坑染布料。墨子還把自己對坑布技術的感悟上升到哲學的思維高度，這就是后來他寫的名篇《所染》。
由此可見，這位墨子還是一位發明家、科學家 他還擅長守城技術，其弟子將他的經驗總結成《城守》二十一篇。在軍事上知道以兵制兵、以戰制戰、以術制術、以器制器。為此，他寫了《非攻》、《備城門》等一系列軍事名篇。 墨子在學習中，常把學到的知識與實踐相對照，寫出了《非儒》、《非樂》、《節葬》、《節用》等名篇。許多知名之士都投奔到墨子門下，墨家學派開始形成。墨子對其門徒不但授以思想理論，更重視在實踐中學習，關鍵時刻還能挺身而出，出兵打仗。歷史上有名的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在墨子的著作中，還有一部分學說涉及自然科學，如力學、光學、聲學等。小孔成像原理還是墨子最早發現的。他的微分學原理，也比西方要早。因此，他被西方科學界稱為東方的德謨克利特。 由于墨子主張從勞動者中選拔人才，受到普通民眾的歡迎，因而墨子被稱為平民圣人。 看了《墨攻》，對墨家思想產生了興趣。轉了他的十大主張和大家分享 。
一“兼以易別”的兼愛精神 墨子“兼以易別”的學說，表現出墨家與儒家仁愛觀念的某些異同。就儒墨兩家立論的基點來看，雙方都主張在處理人際關系上，要以仁愛之心對人，他們闡揚的都是愛的哲學。但是，儒墨兩家在“愛人”學說上，仍有重大的區別。墨子講“兼愛”，與儒家的“別愛”是不同的，兼愛是“愛無差等”之愛，即不分等級、不別親疏地愛天下人；而儒家之愛是在宗法制度和宗法觀念的前提下，“親親有術，尊賢有等”的有差等、有區別的愛。墨子主張以“兼”易“別”，正是希望打破宗法等級觀念的框限。就此而言，墨子的愛的學說比儒家更徹底、更富于理想性，因而也更脫離中國農業宗法社會的實際。但是作為一種極富特色的思想，仍然有它不朽的價值。
二“尚賢”、“尚同”的社會理想 墨子主張“尚賢”是為了實現“尚同”，即統一人們的思想、意志和行為。他認為：“天下之所以亂者，生于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以為天子；其力為未足，又選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以為三公……以其力為未足，又選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以為正長。”在層層選賢任能的基礎上，統一天下萬民。否則“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人數愈多，意見愈紛壇；如果人人皆“各是其義，以非人之義”，天下就沒有統一的是非和意志，就會陷入混亂。置立各級賢才之后，老百姓就應該做到“聞善與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尚同的根本依皈，在人世間是天子，在人世以外是天。墨子說：“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于天”由此可見，墨子寄希望于賢明的好天子，同時又在賢明的天子的頭上增加了一層制約的力量一一神明的“天”。
三“尚力”、“非命”、“三表”的哲學思維 墨子提出“強力從事”的著名論點。他認為：人之所以與動物不同，在于動物只是消極被動地適應自然界，而人則能運用主體的能動性，通過努力勞動去改變客觀現狀，其言曰：“今人因與禽獸糜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糜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裳，因其蹄蚤爪以為绔屨，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故唯雖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不紡績織纴，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令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這實在是一個非常深刻的見解。人是靠物質資料生產才得以生存的，因此，墨子認為，必須克服懶惰倦怠的不良風習，樹立強力進取的精神，他進行對比的論列：“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饑”；“強必暖，不強必寒”，世間的治亂、安危、貧富、貧賤完全是由人自身努力與否而決定的。 墨子“尚力”，必然“非命”，即反對唯心主義的天命論。天命論者認為：“壽天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人之知、力，不能為焉”。墨子指出：持此論調，做官的就不會盡職效力，農夫就會息于農事；不盡職效力就會導致天下大亂，息于農事就會造成歉收和貧困，因此“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
墨子還深刻揭示了唯心主義天命論產生的社會根源和認識根源，認為：“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指為困境所窘的人所術述，非仁者之言也。”命者，“暴王所作，窮人述之，此皆疑眾遲樸”。這些看法很有見地。 在哲學認識論上，墨子堅持唯物主義認識路線。他認為人的知識來源于感性經驗，“耳目之實”；在名實關系上主張“取實予名”；在邏輯思維上提出“察類明故”。尤其寶貴的是他第一次提出并試圖回答檢驗認識的標準問題，這就是著名的“三表法”。“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于何用之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在他看來，立論必須有三個標準：第一要推究來歷，第二要詳察實情，第三要考驗實用。推究來歷，要重視古代圣王的間接經驗。詳察實情，要重視當代民眾的直接經驗。考驗實用，要重視施法行政的客觀效果。 后期墨家摒棄了墨子思想中的某些唯心主義雜質如“天志”、“明鬼”等，弘揚其唯物主義觀點及科學精神，并初步形成了一個形式邏輯思維體系。這些內容在后世稱為《墨經》的篇章中多有表現。
《墨經》涉及數學、物理學、工藝技術等多方面的古代科學內容。關于幾何學，其中包括整體與部分的問題，“端”的問題，有窮與無窮的問題，同異問題，加倍問題，方圓問題，相比、相交、相次問題，建位問題，極限問題等。物理學方面，包括時間與空間問題，運動與靜止問題，物質不滅問題，以及針孔成像、球面反射鏡成像問題等。工藝技術方面，包括杠桿、斜面、滑車原理的應用等。《墨經》對古代邏輯學也做出了重大貢獻。《小取》篇云：“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別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對論辯的作用、目的、方法步驟及論辯道德，都做出了正確的規定。后期墨家的形式邏輯是很有特色的，曾被李約瑟博士稱之為東方的《幾何原本》。總之，從墨子到后期墨家，其哲學思維具有明顯的唯物精神和科學精神，這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特別值得珍視的優良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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