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的《師說》歷來認為是談談從師求學的道理，所以“師者，所以傳道受業(yè)解惑也”就自然解釋為“老師是傳授道理、教授學業(yè)、解釋疑難的人”。為了在邏輯上自洽，就把“受”當做“授”的通假來處理。可問題接著來了，難道韓愈在文中提到的“童子之師”就不是這樣的老師嗎？試問有哪個老師不是傳授道理，教授學業(yè)，解決疑難的？為何韓愈卻把“童子之師”明確排除在他所認為的老師行列中？韓愈明確提出“童子之師”是“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為何韓愈在這里不用“受”而用“授”呢？難道是筆誤嗎？
北大教授吳小如先生在其《古文精讀舉隅》中這樣說：“師者，所以傳道受業(yè)解惑也二句，蓋承首句“古之學者”言之，言學者求師，所以承先哲之道，受古人之業(yè)，而解己惑也。非謂傳道予人，授業(yè)于人，解人之惑也。”此語甚為精當，如庖丁解牛，全文豁然開朗。此“道”非彼“道”，不是所謂的道理，而是先王之道，圣賢之道，是中華文化精脈之所在。所以韓愈在《師說》一文中所大聲疾呼的乃是“傳道之師”，傳圣賢之道的老師，而非尋常的“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的“童子之師”。“童子之師”常有，而“傳道之師”不常有，甚至是常無！這是為何呢？
中華文化是一種內(nèi)省的文化，追求的是道德人生，學問人生，也即陳寅恪先生所言“為其文化所化”之意。孔子說“非道弘人，人能弘道”，道不外于人，人是道的載體。這是儒家求學的終極目標。荀子也說：“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備焉”，在儒家眼里學習是為了求道，求學問道是一體的。孔子自己也說“吾十五有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可見孔子是通過終身學習并最終成為中華文化的化身。《論語》中記載：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這里面體現(xiàn)了儒家的高度文化自信。
當儒家文化的薪火傳遞到韓愈手里時，韓愈毅然扛起儒家文化的大旗，步武先賢，倡“文以載道”，力推古文運動。很明顯韓愈所說之“道”不是指道理，而是“先賢之道”，認為文章絕不僅僅是一種技巧，華麗辭藻的堆砌，而是受儒家文化滋養(yǎng)，潤澤提升的精神世界，道德情懷，是心靈世界的外化，是學問人生、道德人生的顯現(xiàn)。所以蘇軾談到韓愈時禁不住贊道：“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八代”指的是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這幾個朝代正是駢文由形成到鼎盛的時代，也是儒家文化精神不斷流失，出現(xiàn)斷層的年代。這里的“文”與“道”是互通的，“文”即是“道”，“道”即是“文”。這里的“文”如果說是指“文學”或者“文章”，那與歷史事實是不符的。且不說東漢的樂府詩在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魏晉南北朝可是公認的“文學自覺”的時代，所謂“五言騰涌”的時代。產(chǎn)生了“建安七子”，“竹林七賢”，誕生了《典論論文》、《詩品》，更有劃時代的皇皇文學理論巨作《文心雕龍》就誕生在此時。一個文學凋零的時代會誕生劃時代的文學理論巨作？一個產(chǎn)生象曹操、曹植、陶淵明這樣偉大詩人的時代稱不上一個文學的時代，我不知怎樣的時代才屬于文學的時代呢？就拿韓愈自己來講，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水平與盛唐時期的李杜如何？就是和初唐四杰相比，恐怕韓愈自己也是自愧不如吧。所以“文起八代之衰”中“文”斷乎不可解作“文學”來講，這是確然的，不易之論。那么解釋為“文章”是否就可以自圓其說了呢？劉勰曾提出文筆之分，“有韻者為文，無韻者為筆”。這里的“筆”也就是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文章”，“文章”之盛首推先秦諸子，這當無爭議。《左轉(zhuǎn)》、《國語》、《戰(zhàn)國策》自有其在文學史上不可動搖的地位。先秦已降，文章之好當為“前四史”，即《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四部杰出的史書竟然有三部出現(xiàn)在“文起八代之衰”的“八代”中，要說韓愈自己寫的文章遠遠超越這三部史書，怕是韓愈自己也是不能同意的。所以此處之“文”有何能解釋為“文章”呢？作為天才的蘇東坡自是深深理解韓愈用心的人，也是自覺繼承其理念的。所以他才會給與韓愈如此之高的評價。“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這兩句話分別從歷史地位和當代價值充分肯定韓愈的不朽功業(yè)。自然蘇東坡這里所說的“文與道”也就是孔子所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說的“文”就是由周文王開創(chuàng)，為周公所繼承和光大的儒家文化道統(tǒng)。而此正是中華文化的源流所在。
文化道統(tǒng)到西漢司馬遷之后幾乎就斷了，司馬遷自己是這樣來評價《史記》：“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韓愈也是以這樣的高度文化自信來繼往圣之絕學，力糾時弊，恢復儒家文化的道統(tǒng)。然而我們不禁要問：儒家文化道統(tǒng)是如何隱沒的呢？回望歷史，伴隨大一統(tǒng)時代的來臨，皇權(quán)專制開始粉墨登場，其對思想的戕害和人性的敗壞不斷毒化著中國人的心靈。人性在皇權(quán)專制的淫威下不斷萎縮和退化，而儒家文化精神恰恰是讓人成其為人的文化，強調(diào)文化的自覺，道德人格的提升和完善。具有這種文化人格的君子是具有高度人格尊嚴的，是堅決維護人性高貴的，因而他們在處理與君王的關(guān)系時持守中庸的態(tài)度，秉持“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理念，行己有恥。“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其獨立的人格意識，道德情操使其具有相當?shù)膿斠庾R，這必然遭致專制君主的的嫉恨。孔子周游六國屢屢碰壁，弄得像喪家之犬也就不奇怪了。
當歷史走到秦始皇這里，天地玄黃，秦始皇“焚書坑儒”，孔門學子遭遇血光之災。何故？以秦始皇之雄才大略，獨步古今，深知孔門之學乃其統(tǒng)治之死敵，為達其萬世之基業(yè)，必除之而后已。“焚書坑儒”之后，一時似乎海清河晏，可信奉暴力的始皇帝沒有想到，自由的種子一旦播下終究會發(fā)芽，星星之火燃起沖天大火，暴秦二世而亡。漢興以來行黃老之術(shù)，休養(yǎng)生息幾十年，待到漢武帝，漢朝迎來了自己的英主。漢武帝要完成秦始皇未完成的事業(yè)，建立漢家的萬世基業(yè)。漢武帝天才的意識到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兩手都要硬，于是南征北戰(zhàn)，把暴力的作用發(fā)揮到極致，胡馬連陰山都不敢過。為避免重蹈秦朝覆轍漢武帝采用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統(tǒng)一思想，來個釜底抽薪，徹底埋葬自由思想的種子，從而達到江山一統(tǒng)，永世長存的最高目標。可是且慢孔子的思想不利于專制統(tǒng)治者，怎么辦？來個移花接木，把凡不利于專制統(tǒng)治的言語統(tǒng)統(tǒng)纂改，這樣可以利用社會和民間殘存的孔子的影響力完成對民眾的洗腦，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漢武帝是如何做到的呢？古代讀書種子本來就少，秦始皇“焚書坑儒”一下子殺了二百四十人，對文化傳承幾乎就是滅頂之災，因為這些幾乎是當時的文化領(lǐng)袖，佼佼者，無名之輩是進不了文化烈士的行列的。經(jīng)過秦末的戰(zhàn)亂，讀書種子四處飄零幾無遺類，所以真正能讀懂先秦著作的已不多，漢武帝把這些人集中到京城來完成其曠世偉業(yè)。自古就有賣身投靠之人，也有為五斗米折腰之人，也有迫于統(tǒng)治者的淫威，于是借助朝廷的威勢，掛羊頭買狗肉的事到底給干成了。漢武帝不愧為千古一帝，完成了兩千余年中國意識形態(tài)的鍛造，歷代統(tǒng)治者全都靠這兩桿子－槍桿子和筆桿子。其中筆桿子就是漢武帝的首創(chuàng)。
歷史在幽暗中曲折前行，終于滄桑巨變，人事變遷，人們終于對偽儒學、假禮教勇敢說“不”，甚至敢于“每非湯武薄周孔”，這是對專制皇權(quán)的蔑視，是對真生命的追尋，更是對漢武帝以來洗腦術(shù)的反動。然魏晉風度依然掩蓋不住靈魂的泣血追問，何處安妥我靈魂的家？路在何方？歷史呼喚著偉人，于是韓愈橫空出世了。“古文運動”的大旗下匯聚了時代的精英，開始了艱難的儒學復興的道路，《師說》吹響了復興的號角，之后以“五原”中的“原道”一文奠定了理論基礎。其下啟宋儒，遠與黃宗羲的《原君》相呼應。韓愈以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擔當意識，追慕古賢，以此安生立命，自覺地上繼千年文脈，欲為國人奠定價值的根基，欲把喪魂落魄的國人領(lǐng)進儒家的心靈花園。
韓愈這種強力的歷史責任感、時代使命感，使其生命與其學問融合為一，因而成為君子之儒，而非那種如叔孫通之流的小人之儒，為五斗米而折腰。其獨立的人格、強烈的追問意識和反思能力，使其能天然的接續(xù)孔子的精神，煥發(fā)強大的生命光彩，不僅影響了一代人，更在歷史的深處激起了更大的回響。從此在正統(tǒng)的官方意識形態(tài)之下，在皇權(quán)專制下，自由的思想，獨立的精神一直潛滋暗長著，一遇合適條件就郁郁蔥蔥。在此意義上來講，韓愈的價值不僅僅是蘇東坡所說的“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更是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可以這樣說在二千余年的專制皇權(quán)的荼毒之下，中國之所以沒有如其他文明古國一樣因思想的窒息而生機自斷，全在于孔孟思想中洋溢的自由活潑的生命讓我們有了抵御荒寒的溫暖，而這全賴于韓愈全憑一己之力越過意識形態(tài)的迷障，直尋孔子的生命，帶來智慧的真理之光。這不僅拯救了韓愈自己，更拯救了這個民族。
我們要感謝韓愈！
徐獻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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