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 : 千龍新聞網
名校缺“大師”
清華老校長梅貽琦有句名言：“大學者，有大師之謂也。”
筆者文科出身，國內理工科有無大師不敢妄論，就文科而論，那些教授、博導、“跨世紀人才”、享受政府各級津貼者、冠有或自贈“知名學者”等等當中，真正稱得上大師者可以說寥寥無幾。
現在大家提起的大師，都是一些早已作古人士，他們那是上個世紀新文化運動的豐厚饋贈，他們是真正的大師，不僅有大師的學養，而且有大師的品格。
隨著大師級學人成為瀕危物種，大學里治學做人也就失去了標桿。教授們每每以“教授也是人”為遁詞，放松在為人師表方面的自我要求，學生們也就更想得開了，“有智商沒有智慧，有前途沒有壯志，有文化沒有教養，有知識沒有思想，有青春沒有熱血，有個性沒有品行”，這大概是大學政工干部們以他們生動的口才和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的敏銳所概括出來的段子，但這確實是事實。
真正的大師寥若晨星，“大師”一詞在社會上卻被濫用無度，尤其是在電視、報紙等傳媒中，甚至騙子也成了“大師”，擁有無數的信眾。
大師難尋，但這并不妨礙大學里教授和博導的數量的膨脹，大學里缺乏競爭或過度競爭，使功利主義、窩里斗、弄虛作假等國民劣根性泛濫成災。而誰是這些可笑的競爭或斗爭的裁判者？是大學及其“上級”的官僚機構、處長、科長乃至科員，在“數字化管理”的口號之下，他們成為大學的指導者和實權者。他們看不懂論文，不理解學術的規律，但他們總知道統計論文的篇數，丈量論文的長度，開展各種“評比”活動，并妄加裁奪；同時，對大學和教師為這個評比那個評比而滿臉堆笑送上來的賄賂，往往泰然受之。學術打假，越打越多，就像無法治愈的牛皮癬，這是社會環境中道德缺失的折射，更是“數字化管理”和集權管理的惡性結果。在“科長治校”的體制下，科長們不僅能以論文長度和所謂的“期刊級別”來“治理”教師，他們還掌握其它美妙的資源：住房分配、獎金發放、醫療保健、出國指標、進修指標等等，把教師管得戰戰兢兢服服帖帖。什么“士大夫”，什么“風骨”，都消磨殆盡。
學術活動是一項需要專注、需要操守、需要奉獻的職業活動，大師就是在這樣的長期堅持中誕生出來的。然而現今大學里的一些“知名學者”，實際上只是心氣浮躁的“學術活動家”；有些學者被媒體吹捧為“大師”，那只不過是因為他們知道如何技巧地與媒體合作，達致曝光率和發行量的“雙贏”；在平時，教師們常常被迫為一些無聊的事與一些無聊的人打交道，花在學術之外的時間反倒比花在學術之內的時間要多，直到心力交瘁，青春熱血時代勃發的追隨大師高士乃至成為大師的萬丈雄心，早在污糟、壓抑的環境中化為麻木不仁，乃至蠅營狗茍。
此外，大師的產生還有賴于自由的學術空氣，百家爭鳴，兼容并包，方能群星燦爛，精英輩出。總之，大師能否出現，大師數量多寡，是對國家人文環境和制度環境的一種衡量。大師的缺失，既有社會道德水平、人文精神普遍滑坡的環境原因，也有學術體制、學校體制方面的制度原因。 (余工)
大學精神的式微
90年代以來，中國的思想從校園轉向民間。大學精神幾乎成為犬儒主義和偽激進主義的代名詞了。
我們必須看到，90年代政治機會主義對大學精神的傷害基本上是成功的，通過意識形態灌輸、權力市場化的示范效應、社會不公正問題的突現以及道德全面失序的暗示，80年代的啟蒙精神徹底中斷，20世紀初的民主科學傳統遭到進一步的遺忘和嘲弄。事實上，90年代的大學已經基本上喪失了本來很貧乏的精神資源，并墮落為低級的機會主義、犬儒主義和新左派思想濫觴的大本營。在這樣一個過程中，政治機會主義和各種后現代主義成為大學精神衰微的鼓動者和幫閑。
這未必是好事，因為青年人畢竟集中在校園里，對于一個民族來說，這潛伏著各種危機。事實上，這種危機近年來已經露出端睨。從南斯拉夫使館事件的激進民族主義，到今天各種“顛倒人生季節”的犬儒主義和市儈主義，中國大學生已經被培養為成為具有東方特色（更多機會主義）狹隘的狂熱分子和膚淺的懷疑主義者以及精明的年輕的名利之徒。
當然，大學精神的危機主要責任不在學生。90年代的政策環境是第一原因。除去教育主管部門的責任以外，大學教師們的墮落更是無以復加。是非意識首先是從這些教書育人者身上被自動消除的。這種良知和理性的自我清洗運動首先體現在對“模式化教育”的無原則的投靠上面，他們成為某種謊言的文化傳播者。其次，當代大學教師已經徹底成為文字商人，各種學術腐敗令人觸目驚心。最后，這種墮落產生了自己的辯護理論，這就是后現代主義在中國的各種翻版。
教育家洪堡說，大學精神體現在“學術自由”、“教學自由”和“學習自由”三個方面。大學從12世紀誕生起一直是民間社團自治的代表和“社會的良心”。但是，在中國，以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改制為起點，那時所奠定“兼容并蓄、學術獨立、思想自由”原則從來沒有成為中國大學的基本特征。自從1927年蔣介石提出“黨化教育”以來，中國已經沒有大學了，只剩下硬件并不現代的現代瀚林院。
五四運動以來，大學精神不斷進行過抗爭，但是它總是跌落在血泊之中。今天，如果說大學精神的式微是一種世界現象，那么在中國，大學精神還沒有資格這樣謙虛--我們不能“式微”我們還沒有的東西。重建大學精神的這種說法也不完全是真實的，它最多表達的是對蔡元培的事業的一種懷念。事實上到了今天，重建大學精神應該有更深刻的內容，那就是除了承繼五四精神以外，我們還必須為民主和科學、為個人主義補充一些終極價值。這不僅是對當下大學精神的反省，也是對五四精神墮變的反省。
這是一個貧困的年代。恰恰是在一個貧困的年代提出上述了雙重任務。不過好在“北大死了”，我們已經沒有重建的成本。更重要的是，我們比五四一代先輩擁有了更多的苦難記憶，因此應該擁有更多的責任感和生命體驗。 (任不寐)
囊中羞澀的“名校”
一流大學的發展當然離不開資金的支持，世界上的一流大學都有雄厚的學校基金，美國哈佛大學的基金有100億美元，其他超過25億美元基金的學校還有10家。
“發展中國家的高校缺乏資金是普遍的現狀，但是不能因為金錢而喪失學校應該堅守的原則。”廣東省教育廳高教處的胡處長說。
據悉，牛津大學的資金部分來自政府，部分來自公司或組織的援助。在牛津，曾有這樣一個故事，幾年前，一個大富翁要給牛津捐助一大筆資金建一個學院，條件是必須建在指定的一片綠地上，可根據傳統，這片綠地是不可以被隨便挪用的，盡管這筆基金相當巨大，牛津還是拒絕了富翁的請求，最后是富翁妥協了。“看看我們的大學，很多都是在被企業牽著鼻子走。因為‘拿了人家的手短’，企業出于各種目的給你捐了錢，你就得聽他的。為了資金，向企業非正常的要求低頭是我們高校內很普遍的一個現象。我國目前企業的支持和捐贈處于一種無序的狀態。”胡處長這樣說。
記者同時了解到，即使是捐贈得來的錢學校的自主權也有限，優勢項目得不到進一步發展，有時跟著市場需要亂上一些項目，盲目被動地屈就于市場，這已成高校發展的一個誤區，從另一個側面也反映了某些大學領導班子缺乏一種前瞻性的眼光，看不到長此以往對學校學術傳統的繼承和發揚的負面影響。
發展中國家辦一流的大學的障礙很大一部分來源于經濟實力難于同發達國家相比，國家對高等教育的支持有限，但更讓人擔憂的問題是有限的基金還不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錢并沒花在刀刃上。
我國大學科研基金的設立很復雜，諸如教育基金、自然科學基金、科技研究基金等，沒有一個面向全國的統一基金，這樣就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弊端，如分別向幾個基金申請的居然是名稱不同的同一個項目；有的一個項目可申請到幾次基金；而有的項目一次也申請不到。這樣無形中制約了科研項目的正常進行和開展。而美國在某一個科研項目上面向全國只設立一項研究發展基金，研究部門都可以來申請，這樣數據就會非常清晰。
受市場經濟“暴富”的影響卻還在搞自己的“圍墻經濟”。誰能想到本該“崇德修學”的清華園卻在中國的資本市場上出膺了大任，清華眾多企業搶灘上市，這其中的風險不僅是在拿清華的百年清譽做賭注，這又是不是本末倒置呢？這勢必影響人們潛心治學的心境。
好在一些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極力呼吁：沖破市場的藩籬，拆掉圍墻經濟！沒有一個良好的氛圍，怎么能出成績？！清華大學的一位教授說，辦大學是一個系統工程，是需要積累的，世界一流的大學都有著幾百年的歷史，隨著歲月的變遷，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各方面都在發生變化，但大學依舊。雖然我們無法與世界一流大學幾百年的文化積涫和歷鉤沉相比，但中國的名校應該具有特別穩定的生存能力，才有可能形成和發展自己的優勢。
資金問題是需要想辦法慢慢解決的事情，可能盡快解決的管理方面的問題卻不能一拖再拖。高校合并后，有這樣一句帶嘲笑意味的順口溜廣為流傳：“校長一課堂，處長一走廊，科長一操場。”這樣的內部管理肯定不能出效率的。胡處長說，這個問題我們也迫切地需要在法律上去解決和完善它，避免人為的因素制約學校的正常運轉和發展，還有關鍵的一點是短時間內可以解決的事情就不要拖到很久才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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